昭宣中興

漢武帝末年，由於長時期的攻打匈奴以及嚴刑峻法，階級矛盾日益尖銳，農民起義不斷。在民怨沸騰的情況下，漢武帝輪台罪己詔，宣布：“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表示與民更始，發展生產，與民休息。漢武帝死後，昭帝、宣帝相繼當政，西漢歷史進入昭宣時期。

昭宣二帝在位期間，勵精圖治，任用賢能，賢相循吏輩出。注意減輕人民負擔，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諸如廢除一些苛法，屢次蠲免田租、算賦，招撫流亡，在發展農業生產方面繼續霍光的政策，並重視吏治，認為治國之道應以“霸道”、“王道”雜治，反對專任儒術。

昭宣二帝還多次下詔賑貸農民，廢除一些苛法，屢次減免田租、口賦等稅收，減輕農民的力役負擔。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推行一系列經濟的措施如招撫流亡、安定民生等，使社會生產重新得到恢復和發展，在發展農業生產方面繼續霍光的政策。

昭宣時這些政治、經濟措施的實行，使一度國力衰退的西漢王朝又興盛起來。史稱“昭宣中興”或“孝宣中興”。

西漢歷史學家劉向評論孝宣皇帝時稱讚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於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文帝）之時”。這一評論雖有溢美之處，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觀事實。

劉奭即位后，信用宦官，再加上土地兼并盛行，社會危機日深，昭宣中興從此開始衰敗。

漢宣帝劉詢，生於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原名劉病已。漢武帝和衛子夫的曾孫，戾太子劉據和史良娣的孫子，史皇孫劉進和妾王翁須的兒子。當年，巫蠱之禍爆發，家人蒙難，襁褓中的劉詢曾下獄，后被祖母史家收養，直到武帝下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元平元年（公元前七十四年）昌邑王被廢后，霍光等大臣將他從民間迎入宮中，先封為陽武侯，於同年7月繼位，時年十八歲。第二年改年號為“本始”。

劉詢即位之初，委政於霍光。地節二年（前68年）霍光死後，開始親政。他大力整頓吏治，強化皇帝權威。為了打破霍氏左右朝政的局面，命令群臣奏事，以疏通下情，並規定丞相以下的百官都要奉職奏事，以便考核。地節四年，又借大司馬霍禹謀反一事廢皇后霍氏，從而徹底清除了霍氏的勢力。

武帝死後，繼位的昭帝年僅八歲，政事皆由大司馬、大將軍霍光決斷，前述鹽鐵會議就是在霍光的授意下，由昭帝下詔決定召開的。與霍光一起受武帝託孤的上官桀之子上官安娶霍光之女為妻，生有一女。始元三年（公元前84年），此女年僅五歲，上官桀父子意欲將其送入宮中為昭帝后，被霍光拒絕。後上官安通過武帝長女蓋公主之男寵丁外人的關係，達到目的，上官安被封為車騎將軍。霍光由於拒絕了上官桀父子封丁外人為列侯的請求，引起了上官桀父子與蓋公主的怨恨。桑弘羊也因為自恃在武帝時推行鹽鐵專賣之功，欲為其子弟求官而不得，亦對霍光專權表示不滿。這些反對霍光的勢力聚集在燕王旦周圍，密謀除掉霍光。燕王旦是武帝之子。太子劉據因巫蠱之禍死後，劉旦按次序當為太子。但他繼位心切，反遭武帝厭惡，不但未能立為太子，反被削去封國三縣，使劉旦大失所望。昭帝繼位后，劉旦更加不滿，曾與中山哀王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共同謀反，后因事泄失敗。劉澤等被處死刑，而劉旦因與昭帝至親，特許勿治。劉旦沒有絲毫悔改之意，暗中加緊網羅反對霍光與昭帝的勢力，不斷與上官桀等人聯絡。元鳳元年（公元前80年），劉旦上書控告霍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請求入京侍衛，準備與上官桀等人一起，趁機除掉霍光。他們誣陷霍光的陰謀破產後，便準備以宴請霍光為名，將其刺殺，然後廢昭帝，立劉旦為天子。事情被揭發后，霍光誅殺上官桀、上官安父子、桑弘羊、丁外人及其宗族。燕王劉旦、蓋公主自殺而死。

歷史上稱這一事件為燕蓋謀反。燕蓋謀反的失敗標誌霍光已清除了反對派勢力。此時，金日磾早已死去，而上官桀、桑弘羊又被誅殺，霍光的權力日盛，威震海內，其家族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霍光之子霍禹及其兄之孫霍雲皆為中郎將，霍雲之弟霍山為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霍光的兩個女婿范明友、鄧廣漢為東西宮校尉，其他昆弟、諸婿、外孫皆為奉朝請、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昭帝行冠禮后，仍繼續委任於霍光。

元平元年（前74年），22歲的昭帝病死。因其無後，群臣推舉武帝唯一尚在世的兒子廣陵王劉胥繼位。史書上稱劉胥好倡樂逸游，動作無法度，不為武帝所喜愛，亦不孚眾望，所以有人提出廣陵王劉胥不可以承宗廟的意見以後，霍光當即表示同意，遂以皇太后名義詔昌邑王劉賀繼位。

劉賀入朝受皇帝璽后不久，霍光又以其行淫亂、失帝王禮儀、亂漢制度，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為名，率群臣上奏皇太后將其廢黜。

公元前74年，霍光選擇了武帝太子劉據之孫、十八歲的劉詢繼位，是為宣帝。劉據因 巫蠱之禍 死後，出生僅數月的劉詢被送至民間收養，后遇赦回至皇宮，被稱為 皇曾孫，但其地位與平民無異，娶嗇夫許廣漢之女為妻。由於他自幼生長民間，左右無眾多心腹，在中央亦無勢力，霍光便以其 躬行節儉，慈仁愛人 為由，迎入未央宮。

宣帝深知霍光家族在朝中的勢力 尊盛日久，內不能善，所以在其繼位之初，當霍光表示歸政時，宣帝謙讓不受。霍光遂繼續把持朝政，群臣凡事先請示霍光，然後再向宣帝報告。霍光每次入朝拜見時，宣帝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表面上卻作出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的姿態。

即便如此，仍無可避免地與霍氏家族發生了衝突。

霍光夫人意欲將其小女立為皇后，以進一步控制皇帝。群臣阿附霍光，也建議宣帝納霍女為後。宣帝不忘舊義，堅持立許氏為皇后，這便引起了霍氏家族的不滿。霍妻竟趁許后臨產之機，指使女醫官將其毒死，然後由霍光施加壓力，將霍女立為皇后。宣帝對許后之死雖然心懷疑慮，但迫於形勢，對霍皇后也只好作出寵愛的樣子。一年後，宣帝立許后之子為太子，霍光夫人故伎重演，教霍皇后在太子飲食中下毒，未遂。

地節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病卒后，宣帝開始親政。此時霍禹為右將軍，霍山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霍氏一門仍十分顯赫，廣治第室，奢侈無度。

有人向宣帝上書，說霍光專制擅權，主弱臣強，其子孫用事，愈發驕恣，長此下去，恐危宗廟，建議宣帝採取措施。由於當時凡吏民上書皆先通過尚書，所以都被霍山扣押下來。為削奪霍氏權力，宣帝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親自處理朝政，五日一聽事，並下令凡吏民奏事不通過尚書，直接向皇帝報告。其次，封太子的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許廣漢的兩個弟弟，一封為博望侯，一封為樂成侯；又令與霍氏有隙的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最後，將霍氏家族調離實權位置，如遷霍禹為大司馬，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署；將霍光長女婿鄧廣漢由長樂衛尉調任少府；女婿、度遼將軍、未央衛尉范明友調任光祿勛，不久后，又收其度遼將軍印；次女婿、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調出京城，任安定太守；霍光姊之女婿張朔由給事中、光祿大夫調任蜀郡太守；收中女婿趙平騎都尉印綬，調任散騎都尉、光祿大夫，赴外地屯兵；孫婿、中郎將王漢調任武威太守。霍氏家族諸將從前統領的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全部改由宣帝親信的許、史兩家子弟統領。

霍氏不甘心權勢被削，遂密謀藉機殺平恩侯許廣漢和丞相等人，再以太后名義下詔廢掉宣帝而立霍禹。地節四年（公元前66年）陰謀敗露，霍雲、霍山自殺，霍禹等人皆腰斬、棄市，霍皇后被廢處昭台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

但在施政方針上與霍光並無分歧，基本上延續了昭帝時期 輕徭薄賦、與民休息 的統治政策，並多次減免全國或部分地區的租賦。宣帝還繼承昭帝遺法，把都城和各郡國的苑囿、公田借給農民耕種，降低鹽價。在政治上，宣帝還很重視官吏的選拔，注意平理刑獄，甚至還在未央宮宣室殿親自審理重大刑獄。宣帝的這些政治、經濟措施，使武帝末年以來的社會矛盾繼續得到緩和，農業生產開始上升。據史書記載，當時的谷價下降到每石五錢，邊遠的金城、湟中地區，每石也不過八錢，這是西漢以來最低的谷價記錄。

昭帝和宣帝實行的一系列政治、經濟措施，使武帝末年的社會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緩解，西漢王朝上又出現了幾十年的興盛景象。

重視地方官吏的選舉，補刺史、守、相，必由大臣推舉，他親自召見，詢問治安之術。其清政者給予褒獎。公卿大臣多從有政績的地方官中選拔。

劉詢早年生活在民間，深知吏治好壞將直接關係到百姓的生存發展與社會的和諧穩定。他說“吏不廉平則治道衰”。所以，他即位后，除親自過問政事，省去尚書這一中間環節，恢復了漢初丞相既有職位又有實權的體制外，還特別重視地方長吏的選拔和考核，並下大力氣整飭吏治。

漢代的郡國介於中央與縣之間，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中，郡國守相起承上啟下的作用。郡國守相的好壞，不僅關係到一方的安寧與否，也關係到國家的治亂興衰。所以，劉詢對郡國守相的選任，十分慎重和嚴格，規定先由朝中大臣舉薦，然後擇日親自召見考核，詢問治國安邦之術。著名循吏龔遂被任命為渤海太守，就是其中一例。

劉詢還建立了一套對官吏的考核與獎懲制度。他多次下詔對二千石（郡守級官吏），實行五日一聽事制度；並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國，對二千石官員的工作進行考察。根據考核結果，信賞必罰。他頒布詔令說：“有功不賞，有罪不課，雖唐虞猶不能化天下。”在他當政時，一大批因政績突出的官員受到了獎勵，或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關內侯，升任九卿或三公。對那些不稱職或有罪的官吏，則嚴懲不貸。

隨著這些措施的推行，一大批“良吏”便逐漸造就而成。其中，還有許多官吏是由低級郡吏察廉晉陞而來，或因明經而被提拔。這些循吏（地主階級中有遠見，懂政策的官吏）或良吏執法公平，恩威並施，其統治顯得“合人心”，“所居民富，所去見（被）恩”，故而得到時人好評。

昭帝於始元四年（前83年），頒布特赦令。宣帝親政后，進一步廢除了漢武帝時的許多酷法。設置廷尉平一官，專助廷尉決疑案、平冤獄，把治獄的好壞作為考核官吏的一項重要內容。通過這些措施，改變了武帝末年人人自危，大臣“安危不可知”的恐怖局面，緩和了社會矛盾。

劉詢來自民間，知道百姓對官員貪腐切齒痛恨，所以他一當政，就主張要嚴明執法，懲治不法官吏和豪強。一些地位很高的、腐朽貪污的官員都相繼被誅殺。大司農田延年在尊立漢宣帝時，作用非凡，“以決疑定策”被劉詢封為陽城侯，但因修建昭帝墓壙，趁雇傭牛車運沙之機，貪污賬款3000萬而被告發。有大臣為他說情，認為“春秋之義，以功覆過”，但劉詢沒有同意，派使者“召田延年詣廷尉”受審，擬以重罰，致使田延年畏罪自殺。

劉詢不僅以執法嚴明著稱，還以為政寬簡聞名。他在任用地方官時，除啟用了一些精明能幹的能吏去嚴厲鎮壓不法豪強外，還同時任用了一批循吏去治理地方，從而改變了吏治苛嚴和破壞的現象，大大緩和了社會矛盾，安定了政治局面。由於他有過牢獄之災的經歷，所以，對冤獄他深惡而痛絕之，提出要堅決廢除苛法，平理冤獄。他親政后不久，就親自參加了一些案件的審理。為從制度上保證執法的嚴肅性和公正性，前67年，還在朝廷增加了四名廷尉平一官，專掌刑獄的評審和複核，並設置了治御史以審核廷尉量刑輕重。

前66年，又下詔廢除了首匿連坐法，並下令赦免因上書觸犯他名諱的人。前54年，他派24人到全國各地巡查，平理冤獄，檢舉濫用刑罰的官員。他還先後十次下令，大赦天下。

7次頒布了減免田租、口賦及其他雜稅的詔令，6次頒布賑貸種、食和“勿收責”的詔令。凡遇郡國遭受水旱、地震災害，當年租賦徭役皆免。昭帝時頒布“令民得以律占租”的法令，廢除了律外苛稅。宣帝時還下令“勿行苛令”，減鹽價，禁止官吏“擅興徭役”，注意減輕農民負擔。

針對武帝末年因對外戰爭、封禪等所造成的國力嚴重損耗，農民負擔沉重，大量破產，使得國內矛盾激化的情況，輔政大臣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多次以昭帝名義下詔下令減輕人民負擔，罷不急之官，減輕賦稅，與民休息。對外方面，改變武帝時對匈奴長期作戰的政策，一方面加強北方戍防，多次擊敗進犯的匈奴、烏桓等，另一方面重新與匈奴和親，以改善雙方的關係。從而使得武帝時期的大規模戰爭停止下來，有助於國內的經濟恢復與發展。

在經濟方面，因武帝實行鹽鐵專賣引起天下議論，霍光於始元六年（公元前八一年）召開“鹽鐵會議”，對武帝時各方面政策進行討論。這次政策大討論的情況，保存在桓寬所編著的《鹽鐵論》一書中。經過爭論，取消了酒的專賣，而保留鹽鐵專賣。

昭帝時，因霍光內外措施得當，使得武帝後期遺留的矛盾基本得到了控制，西漢王朝國力得以恢復。史稱“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漢書》贊曰：（孝昭）承孝武奢侈余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針對“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無）立錐之地”的現象，為制止土地兼并，劉詢即位后，先後三次詔令把“貲百萬者”的豪強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後將其土地或充為公田，或配給無地、少地的貧民。還把國家苑囿或郡國的公田，借給少地或無地的貧民耕種，使他們儘可能地擺脫地主的控制，重新變為國家的編戶。

劉詢繼續奉行了昭帝時期的輕徭薄賦方針。公元前73年，他即位不久，就免除了當年租稅。后又對遭受旱災、地震、病疾的地區，免除三年的租賦。公元前67年，他下令降低一直很高的鹽價，減輕老百姓過重的負擔。公元前55年，他下令減少天下口錢。公元前52年，又下令減收全國百姓算賦錢，1算減30錢。公元前51年，又再次詔令免除當年田租。在徭役方面，也盡量減省。當時，漕運所消耗的人力很多，僅從關東向京師運谷400萬斛，每年就需用6萬人的勞力。他採納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的建議后，在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買糧，供給京師所用，一下就減省關東多半的漕卒。

在劉詢的大力倡導下，各級官吏都將勸科農桑、發展生產作為首要政務。劉詢還派農業專家蔡葵為“勸農使”，巡視全國，指導農業生產。在劉詢統治後期，國內經濟繁榮，農業連年豐收，谷價創造了漢代的最低價。為防止谷賤傷民，劉詢特設立了“常平倉”，以國家力量來干預糧食價格。如果糧食豐收，就以不太低的價格買進，等到飢荒時，則以原價售出。

“常平”源於戰國時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糴，即政府於豐年購進糧食儲存，以免穀賤傷農，歉年賣出所儲糧食以穩定糧價。范蠡和《管子》也有類似的思想。漢武帝時，桑弘羊發展了上述思想，創立平準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錢帛物資，在京師賤收貴賣以平抑物價。

宣帝即位之前，往年漕運時，輸谷四百萬斛到京師需要動用關東漕卒六萬人，耗費相當驚人。因此耿壽昌建議就近購買三輔及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之谷，認為足以滿足京師所需，且可將漕卒的員額減省一半；同時又奏請將海租（水產稅）增加三倍。儘管早在神爵元年時，趙充國就已有趁低價在金城郡多糴谷蓄的建議，但時隔七年之後耿壽昌才將之奏請實施，並將試行的範圍由金城一郡擴大到整個北邊，這就足以說明，漢朝這些年來積蓄的穀物已經豐富到了足夠支撐這個龐大計劃的地步；而谷價的長期低迷，則說明實施這一計劃的內外部條件到這時已經完全成熟。這兩項條件的完備使得常平倉的設立具有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意義，一旦正式施行，成功的希望便有了相當的把握。雖然御史大夫蕭望之以“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為由，又認定耿壽昌之舉實乃“費錢二萬萬餘，有動眾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因而極力反對，宣帝則認為實施常平倉內外部條件都已完全成熟，不予採納。

五鳳四年的正月，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便在向宣帝奏請在邊郡設立常平倉，以供給北部邊防之需，減省轉輸漕運之費。宣帝一一照準。

耿壽昌的改革方案很快收到成效，漕事因而暢達，他便又下令在邊郡各地築造穀倉，於谷價低時加價糴（dí，音“敵”）入、價高時則降價（tiào，音“跳”）出，以平抑谷價，調劑各邊郡的穀物供給，名曰“常平倉”。常平倉的設立，是以國家的財力為後盾、以改變市場供應量的手段來達到穩定谷價，調節市場的目的。這樣既能減輕過低的谷價對中小農戶的傷害，保護他們的切身利益，又使國家常年掌握著一定數量的糧食儲備，能夠維持邊防的穩定。百姓得其便利，國家也得以安定，一舉而兩得。

在對外關係上，劉詢於本始二年（前七二年）曾聯合烏孫大擊匈奴，后襲破車師，平定西域。趁匈奴內部分裂之機，與呼韓邪單於建立友好關係，呼韓邪單於更是親至五原塞上請求入朝，宣帝又得以完成武帝傾全國之力用兵而未竟的功業，使邊境逐步寧息。神爵元年（前61年）擊敗西羌，後任將軍趙充國實行屯田，加強邊防，使羌人歸順。神爵二年(前60年)，在烏壘城(今新疆輪台東北)，設立西域都護府，監護西域諸城郭國，使天山南北這一廣袤地區正式歸屬於西漢中央政權，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

漢宣大帝即位第二年（本始二年，前72），大漢大發兵鐵騎16萬餘，分五路攻打匈奴，這不僅是武帝更是兩漢400年最大規模的一次對外騎兵出征，足見當時大漢軍威何其鼎盛。同時，派遣校尉常惠前往烏孫，節制烏孫騎兵5萬餘，與漢軍東西並進，形成一個巨大的鉗形攻勢，夾擊匈奴。

匈奴畏懼漢軍，驚惶西逃恰遇烏孫兵，一場激戰大敗而歸，常惠因此封為長羅侯。第二年冬（前71），匈奴羞憤，再襲烏孫，遇大雪，生還者不及十分之一，再加烏孫、烏桓與丁令的乘勢攻擊，國人亡十分之三，畜亡十分之五，國力大為削弱也。不久，漢軍3千騎擊匈，都能捕得幾千匈人而還，匈奴亦不敢報復，而且更嚮往與漢和不是戰了。這次勝利實武帝以來，堅決執行聯烏擊匈政策結出的碩果。

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統治西域的日逐王先賢撣與新任單於握衍朐鞮素有矛盾，關係不睦，帶著數萬人投降大漢，宣帝特派鄭吉，發渠犁、龜茲諸國兵5萬，前往迎降，一直護送至京師長安，路上有逃亡者，即斬殺。日逐王后被封為歸德侯。這掀開了漢匈史新的一頁。

漢宣帝甘露三年，也就是公元前51年，縱橫萬里的游牧風暴――匈奴帝國，全盛時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與漢纏鬥140餘年，終於低下高昂之頭，呼韓邪單於親往帝都長安，俯首稱臣做北藩。

在漢昭帝、漢宣帝治理下，大漢出現了政治清明、社會和諧、經濟繁榮、“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的景象，甚至還有史家說，宣帝統治時期是漢朝武力最強盛、經濟最繁榮的時候。史書對漢宣帝大加讚賞，曰：“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清，單於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漢文帝）之時。”“孝宣之治，信賞必罰，文治武功，可謂中興”。他與前任漢昭帝劉弗陵一道，又被稱為“昭宣中興”。（史書上只有宣帝中興，而昭宣中興是在2001年由現代學者提出，目的是為了很好劃分漢武帝時期與漢宣帝時期，而且這個說法在史學界頗有爭議。）

漢宣帝劉詢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彪炳史冊，為中華民族（尤其是漢民族）的中興、繁榮做出了巨大貢獻。在以制定廟號、謚號極其嚴格著稱的西漢歷史中，中宗宣帝劉詢是四位擁有正式廟號的皇帝之一（另三位是太祖高帝劉邦、太宗文帝劉恆、世宗武帝劉徹，皆是一代英主），可見其功德之高。

《漢書》對漢宣帝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於慕義，稽首稱籓。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