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己詔

“罪己詔”中的“詔”字，《說文解字》的解釋是：告也，從言從召。東漢的鴻儒鄭玄為“詔”作注，謂之：“詔，告也”。告，告訴，對人說。這個人有上，也有下。《管子》一書中記載：齊桓公一次探望卧病的管仲時，徵求管仲對日後政事的良謀：“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仲父”（管仲）是臣，“寡人”（齊桓公）是君，意思是要臣“詔”（告訴）君。齊桓公並沒有以“君”為是，而是把“詔”字放在上下君臣平等的位置。但是，自秦始皇宣告“命為‘制’，令為‘詔’”之後，“詔”的語權就變成皇帝的專利了。“罪己”，就是帝王責怪、自省自己的“口諭”，與“詔”字並用，就成了詔告天下的一種文書。

試舉幾例：

一、漢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冬十月，日有食之。詔曰：”…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直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頒示百官，詔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悚然兢懼。”

二、漢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三月，京師大飢，民相食。壬辰，公卿詣闕謝。詔曰：“朕以幼沖，奉承洪業，不能宣流風化，而感逆陰陽，至令百姓飢荒，更相啖食。永懷悼嘆，若附淵水。咎在朕助不逮。”

三、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唐憲宗輕信了廟堂官員御史關於淮浙水旱災的不實彙報，對地方官的真實報災表示懷疑。此事一經宰相李絳指出，他當即認錯：“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言耳。”

四、宋理宗於嘉熙四年（公元1240年）春正月庚辰下“罪己詔”曰：“朕德不類，不能上全三光之明，下遂群生

下過罪己詔的之和，變異頻仍，咎證彰灼，夙夜祗懼，不遑寧康。乃正月辛未，有流星見於營室，太史占厥名曰彗，災孰大焉。天道不遠，譴告匪虛，萬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痛自刻責，豈聲利未遠而讒諛乘間歟？舉措未公而賢否雜進歟？賞罰失當而真偽無別歟？抑牧守非良而獄犴多興歟？封人弛備而暴客肆志歟？道殣相望而流離無歸歟？四方多警而朕不悟，郡黎有苦而朕不知，謫見上帝，象甚著明。爰避正殿，減常膳，以示側身修行之意。”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台……乃者貳師敗（貳師將軍李廣利遠征大宛慘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台，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令百姓養馬即可免除徭役），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

六、王恭廠大爆炸：是公元1626年5月30日（明朝天啟六年五月初六）端午節次日上午9時，北京西南隅的王恭廠火藥庫附近區域發生的離奇爆炸事件。這次爆炸範圍半徑大約750米，面積達到2.25平方公里。共造成約萬餘人傷亡。事件發生后，爆炸範圍附近的傷者和屍首皆發生衣服被捲去而致全身赤裸、一絲不掛的怪況，更給此災變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逼得皇帝明熹宗（朱由校）不得不下了一份《罪已詔》，認為自己的行為觸怒了上天。

在古代的典籍里能夠找到的“罪己詔”模本，是《尚書》中的《湯誥》和《秦誓》。文字比較詳細並且能夠作為模本的，是《呂氏春秋》里出現的這句後代“罪己詔”常用的格式語言：“餘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講的是商湯罪己的故事。所以，“罪己詔”的起源，古人認為是從“禹、湯罪己”開始的。據古籍記載：大禹登上帝位后，有一次，無意中看見了犯罪的人，就傷心地哭了起來，左右問其故，禹曰：堯舜之時，民皆用堯舜之心為心，而予為君，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禹見民心渙散，深感內疚，認為自己沒有當好這個帝王，於是自省自責，主動承擔失查和保護的責任。商滅夏后，湯也布告天下，安撫民心，此布告史稱《湯誥》。在“湯誥”中，湯檢討了他自己的過錯。禹、湯“罪己”，收到了預期的效果，後來經附會神化，遂成為後世皇帝效法的“罪己詔”。

周成王平定管叔、蔡叔的叛亂之後，他擔心“家國多難不堪忍，又陷困境多煩惱”（《詩經·周頌·小毖》），就反思了禍亂產生的原因並做詩自誡：“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大意是：沒人把我來牽扯，禍害拖累自己找）。《尚書·秦誓》記述了秦穆公也曾在勞師遠征慘遭敗績、付出數萬將士的性命后，做了“罪己詔”，結語曰：“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提出了一國之君與國家安危的關係：國家有危險，是因為我一人之過；國家安寧，也是因為我的原因。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明確地頒布“罪己詔”的人是漢文帝。公元前一七九年，有人建議漢文帝要早立太子，漢文帝不同意，就頒“詔”說：“朕既不德……”意思是說，如果我現在立太子，就是更加加重了我的不道德。同年冬天，漢文帝又下了一個“罪己詔”。

古代帝王“罪己詔”的資料，除《二十五史》的帝王本紀之外，還有《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長編》、《續資治通鑒長編補遺》、《續資治通鑒》，以及宋代的《冊府元龜》，明實錄，清實錄，清朝的東華錄和歷代的記事本等等。有位叫蕭瀚的學者，在唐太宗全集中就找到了二十八份唐太宗的“罪己詔”；在“二十五史”中找到下過罪己詔的周成王下了二百六十份“罪己詔”，另外還有四份，一份是漢武帝著名的“輪台詔”，兩份是崇禎皇帝的“罪己詔”，還有一份就是袁世凱的撤銷帝制的總統令。

如果包括袁世凱在內的話，在中國歷史上，總共有八十九位皇帝下過罪己詔。最早的一份是漢文帝在公元前一七九年下的，最後一份是民國五年（公元1916年）下的，整個時間跨度為兩千零八十五年。如果以“二十五史”為限的話，那麼最後一份“罪己詔”頒布的時間應為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時間跨度是兩千零七十四年，平均八年就下有一份罪己詔。

各朝下“罪己詔”的皇帝數量分別是：漢代十五位、若包括呂后的話，兩漢有二十四位皇帝，其中有十五位下過“罪己詔”；接下來三國有一位，就是魏文帝；再有吳國兩位、兩晉七位、南朝十四位、北朝一位、隋朝一位、唐朝八位、五代六位、宋代七位、遼代一位、金代一位、元朝四位、明朝三位、清朝八位。如果按所佔比例來算的話，清朝比例最高：十個皇帝有八個下過“罪己詔”。

這樣的“詔”主要是發現問題后自責。晉武帝時曾明令全國選美，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採擇未畢，權禁天下婚嫁。“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帝王要盡享天下美色，誰也奈何不得。唐武宗會昌三年（公元843年），敕監軍奉令到揚州選美女。監軍要揚州節度使杜悰，也參與其事，杜悰以“不敢預聞”，拒絕了。為此，監軍告了杜悰御狀，並請皇上下令節度使選美。唐武宗由大臣的抵制省悟出此舉不妥，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杜悰不徇監軍意，得大臣體，真宰相也。朕甚愧之！”

唐太宗時有一個叫黨仁弘的大將，他在做廣州都督時，貪污了大量錢財。這件事被告發后，主管司法的大理寺將其依法判處死刑；可是，因為唐太宗一直很重視黨仁弘，認為他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人才，捨不得殺；於是，便下了一道聖旨，取消大理寺的判決，改為撤銷職務、流放邊疆的處分。之後，唐太宗心裡很不安，感到自己是出於個人感情，置國家法律於不顧，很不應該。接著就把大臣們召來，心情沉重地向大臣檢討說：“國家的法律，皇帝應該帶頭執行，而不能出於私念，不受法律制約，失信於民。我袒護黨仁弘，實在是以私心亂國法啊。”唐太宗也就寫了一道“罪己詔”檢討說：“我在處理黨仁弘這件事上，有三大過錯：一是知人不明，錯用了黨仁弘；二是以私亂法，包庇了黨仁弘；三是獎罰不明，處理得不公正。”

像“禹、湯罪己”就是。再有，魏文帝的時候，因為發生日食而有人彈劾三公，魏文帝則在朝批時說：不能委過於丞相，而應該由我來承擔這個責任。在元仁宗和順治皇帝身上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發生了災禍都應該我來承擔，這是上天對我的譴告，我必須真心誠意讓上天知道，我願意把事情做好，願意對人民負責，也願意對你們負責。

成湯革命，滅夏建商。始建國，逢大旱，心急如焚的湯，誠惶誠恐地向天帝祈禱求雨，說：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赦免，您的臣僕的善惡我也不敢隱瞞，這些您心裡早就清清楚楚。我本人若有罪，就不要牽連天下萬方；天下萬方若有罪，都讓我一個人來承擔。（《論語·堯》）《論語》同篇還記載了周武王的名言：“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漢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曾下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過歟？…將百官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歟？何其民食之寡乏也！”漢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夏四月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托於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毀壞宗廟，朕甚懼焉。”

唐天寶十五年（公元756年），唐玄宗在狼狽逃亡途中，曾幾次和著眼淚“罪己”，因為情況緊急，也來不及擺譜頒詔稱敕，是直接與百姓士兵面對面，當眾認錯，做自我批評。先是，一位勇於講真話的草民代表郭從謹對皇上說了一席大實話：皇上昏昧，不聽忠言，視反賊若寶貝，近臣阿諛，用假話討得皇上歡心，今日之禍，完全是朝廷自食苦果。假如不是糟到這種地步，草民哪能和您老人家當面講實話呀！唐玄宗也不得不承認：“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處死楊國忠、楊貴妃后，隨行軍士聲言要離開。唐玄宗以彩綾賞賜士兵，並親自說服動員，公開承認自家老糊塗，用人失誤，致有今日，“朕甚愧之”。

“罪己詔”，作為中國古代帝王對災難和過錯的反省、自檢，有它的積極作用，一來表達了他們為了國家和人民，願意把事情辦好的願望；二來籠絡人心，造成一個團結一心的局面。這就是“罪己詔”的行為和功用。

使帝王頭腦清醒

漢武帝在他下的“輪台罪己詔”中自責悔過（“深陳既往之悔”），不忍心再“擾勞天下”，決心“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還有選美女一事。唐武宗會昌三年（公元843年），敕監軍在揚州選美女，禁止老百姓婚嫁（“採擇未畢，權禁天下婚嫁。”）因為節度使杜悰拒絕參與，被監軍參了一本。唐武宗得知后，想到選美可能會給老百姓造成災難，頭腦這才清醒過來，立即命令監軍停止選美，用實際行動悔過。

白居易為罪己詔寫詩

求得人們的理解和諒解

求得人們的理解和諒解，保持行動上的一致性白居易寫的《賀雨》詩，就是一種對帝王的理解和諒解。詩中說的是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冬迄翌年春，持續大旱，帝乃“罪己”求雨，雨降。白居易《賀雨》詩曰：

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懼歲成災凶。遂下罪己詔，殷勤告萬邦。帝曰予一人，繼天承祖宗。憂勤不遑寧，夙夜心忡忡。順人人心悅，先天天意從。詔下才七日，和氣生沖融。凝為油油雲，散作習習風。晝夜三日雨，凄凄復濛濛。萬心春熙熙，百穀青芃芃。人變愁為喜，歲易儉為豐。乃知王者心，憂樂與眾同。蹈舞呼萬歲，列賀明庭中。小臣誠愚陋，職忝金鑾宮。稽首再三拜，一言獻天聰。君以明為聖，臣以直為忠。敢賀有其始，亦願有其終。

再有：建中四年（公元783年），長安失守，德宗倉皇逃亡，被叛軍一路追殺至奉天城（今陝西乾縣）。次年春，他痛定思痛，頒發了一道《罪己大赦詔》，詔中文字真摯動人，很有感召力，據史料記載，唐德宗頒“詔”后，“四方人心大悅”，“士卒皆感泣”，民心軍心為之大振，不久，動亂即告平息。

事危抱佛腳的

中國古代帝王的“罪己”言論也屬“詔”的範疇，但與布告天下的“罪己詔”，卻有很大的不同：前者隨時都可發，範圍小，不受重視；後者通常都是到了萬不得己時，才“詔”的。這個“不得己”主要是指帝王的生命、皇位、國難之時，像宋朝徽宗趙佶、明朝崇禎朱由檢等，他們的“罪己詔”都是面對亡國之難時才做出的。這裡說的“罪己詔”指的是末了時的“罪己詔”，不包括重大失誤后的“罪己詔”。重大失誤后，反對的呼聲太強烈，下不了台的帝王，頒布一道“罪己詔”，就能得到原諒，平息眾怒，重獲“和諧”。、

“罪己詔”的作用明顯。白居易的詩不必說，魏文帝的“絕食”之舉，自會煽動起與民同甘苦之情，人民就會相信皇帝是為他們著想的，從而更加順從皇上的意志。誠如是，效仿的帝王就多。據黃仁宇先生統計，在“二十五史”中約二百六十份帝王的“罪己詔”，其中的八十份是兩漢時代的帝王下的，佔了百分之二十七；就是同一個帝王，做這種“罪己”的次數也有多有少。西漢一代，災異頻發，《漢書》記載皇帝頒布“罪己詔”多達三十三次，其中宣帝八次，元帝十三次，成帝十二次。在這二百六十多份“罪己詔”中，災異類所佔最多，佔到百分之四十點一。至於其它的“罪己詔”，大多是自謙性的，如漢文帝共下過八份“罪己詔”，其中有五份屬於自謙性“罪己詔”。

漢文帝后元年（前163年）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過與？……將百官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

漢武帝即位后窮兵黷武，又好神仙方士，大造宮室，揮霍無度，致使民力枯竭，寇盜並起，天下板蕩。晚年，巫蠱獄興，衛皇后和太子劉據俱死於此，株連甚廣。不久，即察知太子無辜，乃建“思子宮”，自責悔過，時在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明年，當群臣之面自責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還追悔曾屢受方士仙人欺騙，曰：“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隨後，他又駁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輪台（今新疆輪台縣）的奏請，決定“棄輪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詔”,重啟漢初“黃老”思想，無為而治，與民休息。（《輪台罪己詔》）曰：

漢明帝永平八年（65年）冬十月，出現日蝕。詔曰：“……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

唐太宗貞觀二年（公元628年），旱、蝗並至，詔曰：“若使年穀豐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唐太宗李世民為了百姓有飯吃，寧願上天把一切災難都降在他一人身上。

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年）冬天，大旱，帝乃“罪己”求雨。

宋寧宗嘉定六年（1213年），閏九月，有大雷。丙申，以雷發非時，下“罪己詔”。

明思宗曾六下罪己詔，分別在崇禎八年，十年，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2次）

明思宗自縊前下詔“罪己”：“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諒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死傷百姓一人。”

以光緒帝名義下罪己詔的慈禧“罪己詔”既然為“罪”，這罪自在帝王。可帝王們是“金口玉牙”、“奉天承運”、“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最大的正確化身，是不會錯的。因此，帝王們就是錯了，除了少數帝王能檢點自己外，大多數帝王是不會認錯的，要是有大臣要求他們“罪己”，有的人會倒霉的。比如：明朝武宗時，有個自號“安貧子”的御史叫朱裳，他是頂了皇上的親信錢寧牟鹽利之求於前，辯前御史王相冤獄於後。待皇帝朱厚照從宣府遊玩歸來，朱裳徑請下“罪己詔”，新庶政，以結人心。結果朱厚照不聽。另一位御史陳察，因為武宗將親征朱宸濠叛亂，請無行，就要這位皇帝下“罪己詔”，結果竟招來“奪俸一年”的處罰——這是不認錯的；即便是認了錯，也是說一套做一套，實不為憑。唐穆宗就這樣的一個帝王。

據《唐史演義》記載：穆宗既葬憲宗，益事游畋，趁著秋涼天氣，帶了後宮佳麗，游魚澡宮，浚池競渡，賜與無節。且欲開重陽大宴，拾遺李珏，與同僚上疏道：“元朔未改，山陵尚新，雖陛下俯從人慾，以月易年，究竟三年心喪，禮不可紊，合宴內廷，究應從緩為宜。”穆宗不聽。到了九月九日，宴集百官，格外豐腆，足足暢飲了一天，既而群臣入閣，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略謂：“陛下宴樂過多，游幸無度，日夕與近習倡優，互相狎昵，究非正理。就是一切賞賜，亦當從節。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然內藏有餘，總望陛下愛惜，留備急需！”穆宗自踐位后，久不聞閣中論事，此次忽聞閣議，便問宰相道：“此輩何人？”宰相等答是諫官。穆宗乃令宰相傳語道：“當如卿言。”宰相傳諭畢，相率稱賀。哪知穆宗口是心非，不過表面敷衍，何曾肯實心改過？嘗語給事中丁公著道：“聞外間人多宴樂，想是民和年豐，所以得此佳象，良慰朕懷。”公著道：“這非佳事，恐漸勞聖慮。”穆宗驚問何因？公著道：“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游宴，沈酣晝夜，猱雜子女，照此過去，百職皆廢，陛下能無憂勞么？願少加禁止，庶足為朝廷致福。”穆宗似信非信，遷延了事。

不久，已是仲冬，唐穆宗又要出幸華清宮。此時韓弘已罷，令狐楚亦因掊克免相，累貶至衡州刺史，另用御史中丞崔植同平章事。植與蕭段文昌，率兩省供奉官，詣延英門，三上表切諫，且言御駕出巡，臣等應設扈從，乞賜面對。穆宗並不御殿，也無複音。諫官等又俯伏門下，自午至暮，仍然沒有音響，不得已陸續散歸，約俟翌晨再諫。不料次日進謁，探得宮中消息，車駕已從復道出城，往華清宮，只公主駙馬及中尉神策六軍使，率禁兵千餘人，扈從而去，群臣統皆嘆息。好容易待到日暮，方聞車駕已經還宮，大眾才安心退回。

可見，“罪己”對相當一些帝王來說，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並非出自他們的本意，而是大臣們“逼迫”的結果；還有一些“罪己詔”，又多是在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國家岌岌可危之時不得不頒“詔”的。試舉三例：

一、唐天寶十五年（公元756年），唐玄宗在狼狽逃亡途中發布的“面詔”就屬於這樣的；還有，北宋末的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一月，金兵大舉進犯，兵臨城下，東京危急。值此關頭，驚慌失措的徽宗這才聽從了大臣們的建議：“宜先下罪己詔，更革各種弊政，使人心悅，天意回。”宋徽宗這才發布“罪己詔”，詔書中羅列了自己的罪過：“言路蔽塞，諂諛日聞，佞幸專權，貪官得志。”“賦稅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災異迭見而朕不寤，眾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思己過，悔之何及！”宋徽宗為何要下這樣一道“罪己詔”呢？一是出於無奈：朝廷危在旦夕，眾臣一再“建議”，不能不為；二是積疾難返，無藥可救。宋徽宗是個撿來的皇帝，又常以女人和詩為重，不聽勸阻，自在享樂，一意孤行，致使大宋江山，面對兵臨城下。但不管如何，宋徽宗還是下了“罪己詔”的，不過，總有些“猶抱琵琶半遮面”，難免有些羞羞搭搭。

二、一九零零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逃亡途中，慈禧太后既感到由她秉政的政局，已經失控，迫於內外壓力，她這才決定和八國聯軍談判求和，並以光緒帝的名義發出了一道“罪己詔”。國家將亡，執政者沒有責任，不執政的人卻有“罪”！可見，一些當政帝王的“罪己”，完全是言不由衷的。

三、據史書記載：宋徽宗下發了“罪己詔”后，把皇位交給了他的兒子趙桓，開封存亡之時，他自己卻帶著一幫親信人馬去了江南，在鎮江建造庭園，不但準備長期留居，而且扣留東南地區的物資和軍隊，不予北援，他要掌握東南地區的軍政大權，繼續他的皇帝生涯。

古代帝王，雖為王，卻也是人，是人，難免也會犯錯誤。“罪己詔”本來是帝王們知錯改錯的好機會，可相當多的帝王們，卻拿了它來裝點自己，或者只是應急，並不真的要改正，這一來，下“罪己詔”的次數越多，也就越是不把“罪己詔”當回事，“罪己詔”反而成了他們的擋箭牌，所以，越到後來，問題就越嚴重，以致到了國難不可收拾的地步。

朱由檢就一個最好的實例。史書上說，明朝皇帝朱由檢，在位十七年，“罪己詔”沒有少下。《明史》中記有五次之多：“冬十月庚辰，下詔罪己，辟居武英殿，減膳撤樂，示與將士同甘苦。”“甲寅，詔天下停刑三年。”第三次，“閏月癸卯，下詔罪己，求直言。”“六月癸亥，詔免直省殘破州縣三餉及一切常賦二年。”“壬申，下詔罪己。”如明朝崇禎十年（1637）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就下了一道“罪己詔”，這道“詔”的內容不在自責，而在自曝官場腐惡內幕：

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甚至已經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議繕修，便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則奸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勛戚不知厭足，縱貪橫於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凌於閭里。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

這位崇禎皇帝朱由檢，也不怕自家人說他是給自家臉上“抹黑”，更不怕“敵對勢力”用來攻擊大明的制度設計，而是口無遮攔，來了個“官場腐敗大揭底”。

問題揭露出來了，但他改不了，卻又助其發展，及至流賊犯皇陵，帝素服召對廷臣。陳子壯進言：“今日所急，在收人心。宜下罪己詔，激發忠義。”帝納之。崇禎帝下了“收人心”的“罪己詔”外，緊張局勢卻依然不減，事態反而越來越危急。到李自成進北京時發現，皇庫扃鑰如故，其“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兩，鐫有‘永樂’字”。而一道又一道的“罪己詔”，最後積攢起來一個總的“罪己詔”，就是在煤山自縊前的遺詔，也算是最後一道“罪己詔”：

明朝能走到滅亡的一天，實非朱由檢一個之過，但是，他作為十七年之君也是難逃其咎的。但他卻說：朕非亡國之君，而事事皆亡國之象。

中國古代帝王們的“罪己詔”，除了小範圍的對面“口諭”而外，公佈於天下的就是詔書了。這類詔書，皇帝本人是不會寫的，真正出自皇帝之手稱為“詔記”的其實極少，大多為有關閣臣代筆，以璽為信。唐德宗那篇有名的《大赦罪己詔》，是政論大手筆陸贄的傑作；宋徽宗痛罵自己的文字，則出自宇文虛之手。

“罪己詔”畢竟不同於一般詔書，草好了，皇帝賞你；出事了，唯你是問。因為起草“罪己詔”而受益的，明代有許彬。明朝太上皇英宗結束俘虜生涯即將返還，遣彬至宣府奉迎。從俘虜營放出來，畢竟不光彩，得找個台階下，於是太上皇命許彬書“罪己詔”及諭群臣敕，遣祭土木陣亡官軍，由此受到太上皇的賞識。英宗復辟后，便委許彬以重任，“累遷太常少卿，兼翰林待詔，提督四夷館。”但代筆“罪己詔”並不都像許彬那樣受寵，惹來禍端的，張鈞算一個。據史書記載，皇統九年（公元1149年），雷電震壞寢殿，有火入上寢，金熙宗命翰林學士張鈞代擬“罪己詔”，其中有歷代帝皇在“罪己詔”中常用的套話：“顧茲寡昧，眇予小子”。金熙宗聽信大臣讒言：“此漢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立即將張鈞殘酷處死。

中國歷史上帝王們的“罪己詔”，不論是當時還是後來，都有兩種評價：一種是推崇的，一種是批判的；而推崇的似乎比較多，但批判的卻也十分致命。

推崇的大致有這樣幾個方面：

一、“罪己詔”是帝王們的“魅力型統治”。錢穆先生在他的《黃帝》和《國史新論》中提到“罪己詔”時認為，中國古代帝王發布“罪己詔”的做法，是與君權對舉的。西方學者韋伯在《儒教和道教》中把中國帝王的“罪己詔”，跟西方的charisma（魅力）理論相比較后認為，如果一個皇帝不能對自己的政過進行反省的話，他的charisma就會流失掉。

二、“罪己詔”是帝王們的“自我批評”。有個叫李雪晴的，在他《尋找那棵樹――甲申三百六十年祭》一文中認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每天自省，合於古訓；有過自責，也算常人修身應有之義。但是，帝王決非常人，而是“聖天子”，不惟“聖”，且高居天人之際，近乎“神”，“君權神授”嘛。“如此神聖的古代帝王，能自省其過，已殊非易事，若進而寫成文告——《罪己詔》，頒示天下，就更加轟動輿情了。”

三、“罪己詔”是一種“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具體操作。漢朝王符在他的《潛夫論·明闇》中說：“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闇者，偏信也。”唐朝的魏徵把這句話歸納成八個字：“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對“罪己詔”的肯定，也表現在下面兩點上：

一、唐德宗頒發《罪己大赦詔》后，據史書記載，“四方人心大悅”，“士卒皆感泣”，民心軍心為之大振，不久，動亂即告平息；二、詩人李白寫的那首“乃知王者心，憂樂與眾同”、“君以明為聖”的頌揚詩。正是因對“罪己詔”的這樣肯定，有人也就對崇禎皇帝臨死前的“罪己詔”，不乏讚美之詞，說朱由檢“畢竟還有愛民之心，寧願以一人碎屍來保護百姓。”史家還認為，朱由檢“十七年裡勵精圖治，企圖中興振作，但終是無力回天。”因為，“從他登基第一天起，國家大廈將傾、分崩離析的事兒就接連不斷”的發生，最後“崇禎只能手忙腳亂而又徒勞無功地一遍遍塗寫‘罪己詔’”，說他這是“在為萬曆和天啟兩代皇帝充當亡國之君的替罪羊。”有個叫顧炎武的思想家認為，有亡國與亡天下之分：亡國只是君王姓氏的輪換和朝代的更替，而亡天下則是整個社會風尚的沒落與淪喪。並得出結論：“明朝是先亡天下而後亡國的”。

這是對“罪己詔”的肯定；

在對“罪己詔”的批判方面，人們普遍認為，中國古代帝王們的“罪己詔”，也有“欺騙性的一面”。比如：

一、“僅僅說錯了幾句話，也要自我檢討”。元和七年（公元843年），淮、浙發生了水旱災害，廟堂官員御史調查後作了不實的災情彙報，唐憲宗聽罷心裡有了底；後來，他又聽地方官的災情彙報，卻和御史的彙報大不一樣，唐憲宗就懷疑地方官彙報的災情不實。宰相李絳指出來不該懷疑，唐憲宗想想也是，當即就認錯：“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就是說錯了幾句話，也是正常的事，自省反思是應當的，也正是古人倡導的“吾日三省吾身”，即是說幾句“不思，失言”了，對皇帝來說，也是在經常見面的大臣跟前順嘴的事，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當然，唐憲宗能做到這樣，的確也“委實不易”；不過，倘若將此類事拔高成“自我檢討”、“罪己”，卻有些“嘩眾取寵”以及有意“做秀”之嫌了。這自然是史家所為，看來，高興的可能只有皇帝和這位史家了。

二、“愛民如此，令人嘆服。”唐太宗貞觀二年（公元628年），旱、蝗並至，李世民詔曰：“若使年穀豐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為了百姓有飯吃，寧願上天把一切災難都降在他一人身上，這似乎是古代帝王們經常要做的事。然而，這樣的愛民之“詔”，很難讓人恭維。因為，災害有一定的地方性，它到來時，人只能想辦法減輕、減少受災的程度，卻是沒有辦法選擇的。所以，李世民舍己“使年穀豐稔”、“以存萬國”，這不僅不現實，而且也不可能，不過是向天下人“詔”了一句空話而已；其目的是通過這類空話，得到一個“君與民同甘共苦”的好名聲。

三、在“自我鑒定”中鑒定自己。在中國古代帝王中，到了最後關頭（死與亡），有功擺的就擺功，沒有功擺的就罵自己。這都是名垂青史之作。最不易的是後者。清朝順治皇帝十四歲就親政，在位十年就死了。在他親政后，史書上說：“水旱累見，地震屢聞”，“冬雷春雪，隕石雨土”。他把這一切都歸罪於自己，屢屢下詔“罪己”。臨終之際，又留下了一道“罪己詔”，列舉了自己的十四條罪狀：沒將國家治理好，老百姓沒能過上安生日子，罪一；未能替母親養老送終，罪二；父親死時自己年幼，未能替父親服三年之喪，罪三；未與祖父、父親的子孫們常敘叔侄、兄弟之情，罪四；親近漢族文士，疏遠滿族武將，罪五；對人要求過高，不能舍其短而用其長，埋沒了人才，罪六；姑息養奸，明知有些大臣庸劣不稱職，卻不能及時罷斥，罪七；國用浩繁，兵餉不足，只知讓群臣商議減少俸祿，卻不裁撤宮中費用，厚己而薄人，益上而損下，罪八；營建宮室，極盡精巧，卻不體恤百姓之艱辛，罪九；董鄂妃逝世，喪葬過於排場，罪十；不以明朝滅亡為戒，仍然任用宦官，致使其營私舞弊，罪十一；貪圖安逸，接見群臣稀疏，致使上下情誼滯塞，罪十二；自恃聰明，不虛心納諫，致使臣下沉默不言，罪十三；自知有錯，卻不能及時改正，致使過錯越積越多，罪十四。有人認為，順治檢討自己“觸及靈魂，實屬亘古第一人。”

清朝順治皇帝是中國古代帝王中不斷下“罪己詔”的一個人，此外，還有一個平均三年多點就下一道“罪己詔”的皇帝，他是明朝的崇禎皇帝朱由檢。

下罪己詔死的朱由檢

史書上說，明朝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朱由檢就下了一道“罪己詔”，這道“詔”最大特點不在“罪己”，而在自曝官場腐惡內幕。就在這次自曝官場腐惡內幕七年後，即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這位朱皇帝就自己吊死在煤山上，並帶走了一個朝代。

順治和崇禎這兩個皇帝的死，儘管各有不同，有一點卻是相似的：不斷地下“罪己詔”，直到臨死，也沒有忘記下“罪己詔”。看來，“罪己詔”不管多麼有“charisma（魅力）”，多麼有“轟動輿情”；但對他們幫忙實在不大。有人認為：天災，與帝王們關係不大，而人禍，則絕對是帝王們的“自作孽”。包括因了天災得不到及時救助而激起的饑民造反，以及統治集團內部的悍將叛亂，奸臣謀大位，皇族窩裡斗，乃至於所謂“外患”等等，究其禍源，幾乎都可追溯到帝王身上。比較而言，天災不可抗拒，人禍卻可以防範。防範之法說來簡單：時刻保持警惕，留心苗頭，杜於始萌；緊盯患源，防於未然。千里之堤潰於蟻穴，道理誰都明白，但是，實際行動起來，卻往往任皇權若野馬脫韁，恣意妄為。權力的自信過剩症必致拒諫飾非，一次又一次失去改過的機會，終於大禍釀成，大錯鑄成。大禍臨頭，帝業動搖，甚至危及帝王頭顱時，帝王也會“罪己”的；不過，這樣的“罪己”，除了警戒後人之外，對那個皇帝、對那個朝代，是一點作用也沒有的。所以，有的學者認為，“罪己詔”在中國是一個“非常罕見的現象”。多少年來，儘管有人也談起過“罪己詔”；“但是很顯然，人們對‘罪己詔’這個問題已經變得非常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