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洛夫事件

1934年12月1日傍晚，在列寧格勒州委機關所在地斯莫爾尼宮內的走廊里，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列寧格勒州委第一書記基洛夫被一位潛入宮內的兇手厄古拉也夫槍殺。這一事件遂成為30年代蘇聯"大清洗"的開端。

基洛夫被刺事件至今是一個案情撲朔迷離的歷史疑案。兇手尼古拉也夫雖然當場被捕，並由當天趕到列寧格勒的斯大林親自審問，但審訊記錄始終沒有公布，尼古拉也夫當月即被槍決；另一個主要證人鮑利索夫（基洛夫的警衛隊長）在前往受審路上因"交通事故"而死亡。

2009年12月1日，在前蘇聯領導人-政治局成員、中央書記、列寧格勒州委第一書記謝爾蓋·基洛夫（Sergey Kirov）遇刺75周年之際，俄羅斯聯邦安全總局解密了一批與基洛夫案相關的文件。聖彼得堡市政府新聞處宣布，包括兇手尼古拉耶夫（Leonid Nikolaev）日記在內的58套文件，已經移交至聖彼得堡市基洛夫博物館。

1904年，尼古拉耶夫出生在彼得堡的一個工人家庭。很小的時候，他就失去了父親，再加之其身體一直不太好，長大成人之後，性情變得暴躁異常。

18歲時，他成為了聯共（布）黨員；21歲時，他擁有了一個溫暖的家庭：1925年，他與比他大3歲的拉脫維亞姑娘米麗達·德拉烏列結婚，並很快就生了兩個漂亮的兒子。雖然曾經在共產主義大學學習過，但他總是不能在任何單位工作很長時間，無數次更換工作之後，1933年10月，他轉至生命中的最後一個單位-列寧格勒黨史研究所，擔任黨史流動宣傳員。

此後不久，黨史研究所內部徵召黨員投入運輸系統，可尼古拉耶夫卻拒絕到鐵路上出長差，理由是他身體不好應該療養，並且，他還有兩個年齡尚小的孩子。結果，他被雙開了：不僅被開除出黨，而且還被開除了公職。

儘管被開除后不久，尼古拉耶夫的黨籍又被恢復並接到了到工廠工作的建議，然而，曾經拎過公文包的他卻並不甘心去干體力活，他開始頻繁向各級黨政機關及各位領導人-甚至包括斯大林本人-寫信控訴自己受到了非人待遇。在給衛生人民委員會的一封信中，他還明確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請在7月1日之前給我回答-讓還是不讓我去療養。我該得到療養許可證了。”

此外，他還提出要求，到列寧格勒州的療養許可證，他還不要，他需要到最好的地方療養。

當然，這些控訴信沒有得到任何迴音，而且，作為一個失業者，他甚至被剝奪了食品供應證-他的家庭只能靠其夫人米麗達一人來供養。當時，有15年黨齡的米麗達已出任了列寧格勒州重工業局視察員。

除了向各級黨政機關寫控告信之外，尼古拉耶夫開始了寫自傳體日記。在日記中，他寫道，他已經30歲了，準備將這本自傳留給兒子馬爾克斯及列昂尼德做紀念-作為一個失業者，他有大量的時間來做這件事情。

在這本日記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是如何起意報復當權者，並如何準備這次謀殺的。1934年8月，長時間的不得志已讓尼古拉耶夫接近瘋狂，他不僅決定採取報復行動，而且還準備轟轟烈烈地死去。“我的槍擊，將類似於日里亞波夫的槍擊！”在日記中，尼古拉耶夫寫下了這樣的誓言。安德烈·日里亞波夫是俄羅斯歷史上著名的刺客-他是刺殺俄皇亞歷山大二世的主謀之一。

顯然，尼古拉耶夫已將其刺殺目標鎖定為其所在地的最高領導人-列寧格勒州州委書記基洛夫。

1934年12月1日下午16時30分左右，基洛夫進入州委辦公大樓斯莫爾尼宮，並沿主樓梯來到了三樓。據基洛夫博物館的資料顯示，就在基洛夫從主走廊拐向左邊的走廊準備走向自己的辦公室時，後腦中槍倒地。聞聲衝出來的工作人員及警衛人員，在基洛夫的屍體旁抓住了手持左輪手槍、有些神經質的尼古拉耶夫。15分鐘之後，醫生將基洛夫抬進其辦公室進行無效搶救之際，尼古拉耶夫的妻子米麗達也被控制起來。

尼古拉耶夫被抓后，立即接受了突審，不過當時他情緒已經失控，直到當晚21時被第二次提審時，他才斷斷續續地作了較有邏輯性的交待。

關於兇器的情況，安全人員倒是很快就查明了：尼古拉耶夫行刺時所用的左輪手槍，早在1918年他就擁有了，1924年他從蘇聯政府手中得到了相應的持槍證（編號4396），1930年4月，重新註冊（證件編號12296）。

雖然基洛夫在政治局中僅排名第八，但他是斯大林堅定的追隨者，在1920年代初，在蘇共全黨的大辯論中，他堅決支持斯大林，反對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1883-1936，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首任主席）。1926年，他到列寧格勒接替季諾維也夫任州委書記。

同時，他和斯大林有著非常密切的私人關係。斯大林的衛兵在回憶錄中曾表示，長時間的聊天之後，斯大林甚至肯把自己的床讓給基洛夫睡，自己則跑到一邊睡沙發。

基洛夫遇害的消息傳到莫斯科之後，暴跳如雷的斯大林立即下令開始準備特別專列，他要親赴列寧格勒察問此案。12月2日上午10時30分，斯大林帶同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等多位高級領導人乘特別專列趕到了列寧格勒，下車伊始，他就在列寧格勒火車站痛罵了前來接站的國家安保人員。

抵達列寧格勒的當天，斯大林就親自提審了尼古拉耶夫。之後，安全部門的高級領導人亞戈達、葉若夫、阿格拉諾夫也先後提審了尼古拉耶夫。不過，在所有的審問中，尼古拉耶夫都堅稱，他是單獨用私人武器完成了謀殺。

除提審尼古拉耶夫之外，斯大林在12月2日還決定提審案件中的另一個關鍵人物：案發後馬上被捕的基洛夫的衛隊長鮑利索夫-正是他陪同基洛夫上了三樓。然而，就在去見斯大林的路上，鮑利索夫卻因車禍死於非命（車中的其他人一個也沒有受傷）！

相信這一“意外”肯定在加深斯大林憤怒的同時，也讓斯大林感覺到了死亡離他是如此之近，因此，斯大林突顯了其行事殘忍果決的一面，一道其親手準備、被俄羅斯歷史學家尤里·沙巴瓦爾稱之為“恐怖憲章”的命令出台了：以後類似案件必須在10天內偵結，極刑判決之後則立即執行。

基洛夫的遺體，很快被運到了莫斯科，12月6日，斯大林親自為之主持了盛大的葬禮，並為其抬棺。米高揚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到：“基洛夫的逝世，是繼列寧逝世之後，令黨和國家最為痛苦的事情了，那種悲痛甚至超過了捷爾任斯基逝世時的悲痛。”

12月29日，尼古拉耶夫及其13名所謂“列寧格勒中心”同夥被處決，在此之前，已有103名前白俄近衛軍成員被鎮壓。

兩個多月後，已因喪失警惕而被開除出黨的米麗達也於1935年3月10日被槍決。除米麗達本人之外，她的妹妹及妹夫同時也被鎮壓。此外，尼古拉耶夫的兄弟彼得·尼古拉耶夫，米麗達的哥哥彼得·德拉烏列也相繼被捕。尼古拉耶夫的兩個姐姐、堂兄也都被送進了集中營，其母則被發配到邊遠的農村居住。

尼古拉耶夫的兩個兒子，6歲的馬爾克斯、3歲的列昂尼德，也被送進了福利院。馬爾克斯直到80來歲的時候，才從基洛夫博物館館長塔吉揚娜的檔案資料中，第一次看到了母親的照片-2005年8月17日，經公民馬爾克斯·德拉烏列提出申請，俄聯邦總檢察院仔細研究相關文件之後正式宣布，尼古拉耶夫之子馬爾克斯·德拉烏列為“鎮壓受害者”，其政治鎮壓受害者的地位被正式確認。

其實，在兒童福利院長大的馬爾克斯·德拉烏列即使是成年之後，也不知道自己和著名的基洛夫案有關係。直到2005年1月，在電視中看一部有關基洛夫案的電影之際，讓一直在使用母姓-德拉烏列這個姓在俄羅斯非常少見-的他在仔細研究有關兇手孩子們的資料之後，才突然意識到，他有可能是“兇手”的兒子之一。

“我不記得父母了，”他在自傳中如此寫道，“我只記得6歲之前，我是住在列寧格勒，住在一所C型的大樓里，家就在拱門的上邊，親人則有爸爸、媽媽、奶奶及小弟弟列尼亞，1935年1月，我進了維堡區的第44兒童福利院。”直到現在，馬爾克斯也沒有找到任何與弟弟列昂尼德有關的音信。

而尼古拉耶夫全家因之而變得悲慘無比的命運，只是一個更大悲劇的開始——利用基洛夫案，斯大林發動了蘇聯歷史上著名的大清洗。

20世紀30年代蘇聯在全國開展了肅清反革命分子和帝國主義間諜分子的大檢舉、大逮捕、大處決運動，先後牽連500萬以上社會各界的著名人物和普通百姓，他們中有40多萬人被處決。這場血腥的鎮壓、清洗運動引起世人的震驚、關注和困惑，成為國際共運和世界現代史上的重大歷史事件。然而，相當一個時期以來，由於種種原因，這些觸目驚心的冤假錯案的真相卻被掩蓋起來。1988年7月4日，蘇共中央作出決定，批准戈爾巴喬夫的建議，在莫斯科為斯大林時期迫害致死者建立紀念碑。

1988年11月26日，蘇聯“星火”周刊舉辦了大規模群眾性的“良心周”活動，隆重紀念在大清洗時期無辜的受害者。成群結隊的蘇聯人，在莫斯科展覽大廳陳列室看到大量發黃的歷史照片、檔案材料和書信遺物，驚悉數十萬個冤魂在十月革命后遭受種種迫害的慘狀，無不為之潸然淚下，心潮激蕩。至此，這一事件的真相才逐漸公諸於世。

1934年12月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列寧格勒州委書記基洛夫在斯莫爾尼宮被人從背後開槍打死了。兇手尼古拉耶夫在逃離現場時被當場抓獲。有關資料表明，這是一場有組織的謀殺。基洛夫喜歡在列寧格勒散步。有一次散步時，一個過路人因企圖靠近基洛夫而引起鮑利索夫等警衛人員的注意。他們把可疑的人拘捕了，這人就是尼古拉耶夫。他皮包背後有一處開口的地方，從中可以不打開皮包就抽出上了子彈的手槍，裡面還有基洛夫散步的路線圖。

尼古拉耶夫被帶到列寧格勒內務局，但不知什麼原因很快又被放了出來。沒過幾天他在橋上又被基洛夫的警衛人員拘捕了，從他手上第二次找到那支上了子彈的手槍。列寧格勒內務局工作人員釋放尼古拉耶夫引起了基洛夫警衛人員極大懷疑，其中有一些人表示抗議。但內務部門告訴他們：這件事用不著他們去管。個別警衛人員的黨證暫時被沒收並被威脅說要開除他們的黨籍。恐怖分子尼古拉耶夫再次被釋放了。尼古拉耶夫終於在斯莫爾尼宮辦公室門外的走廊里打死了基洛夫。

基洛夫被暗殺的當天，斯大林和其他黨政領導人就趕到列寧格勒，親自審問尼古拉耶夫。斯大林問兇手為什麼要向基洛夫開槍？兇手馬上癱跪下去，並指著斯大林身後契卡人員喊道：“是他們逼我乾的！”這時幾個契卡人員跑到尼古拉耶夫身邊用手槍托打他，血跡斑斑不省人事的尼古拉耶夫被抬到外邊。當場一些人都認為尼古拉耶夫在審訊時被打死了，實際上他被送到監獄醫院，費了很大的勁才被救活。

接下來該受審問的是基洛夫的警衛隊長鮑利索夫，所有被捕的人都是用小轎車送到審問的地點，可不知為什麼，派去接鮑利索夫的是有棚的卡車，裡面坐著幾個手持鐵棒的契卡人員。當汽車駛過一面高牆時，和司機坐在一起的契卡人員突然轉動了一下方向盤。司機設法防止了撞車事故的發生，汽車只是側面擦了牆，又繼續向前行駛，一直開到審問的地方。但是，鮑利索夫已經被人用鐵棒打死在車裡了。醫學鑒定做了假的結論，說鮑利索夫因汽車事故死亡。做醫學鑒定的醫生，有些活到蘇共20大以後，他們說鑒定是被迫做出的，鮑氏是被很重的金屬棍棒打在頭上致死的。

12月22日，蘇聯政府發表了偵查謀害基洛夫案件的通報，說尼古拉耶夫是地下恐怖組織成員，這個恐怖組織是由原季諾維也夫反對派成員組成的，名為“列寧格勒總部”。12月27日又公布了關於“列寧格勒總部”的控告結論，說謀害基洛夫只是這個恐怖組織長遠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其目的是要暗殺斯大林和聯共（布）其他領導人。

1934年，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原反對派10多名成員被捕。在審訊中，季諾維也夫等人雖然斷然否認同基洛夫暗殺事件有任何牽連，但承認過去對斯大林的批評，可能客觀上助長了目前存在的恐怖主義傾向，承認對暗殺事件“在道義上負有間接的責任”。但事實上，這種承認並不能成為“暗殺活動的後台”的罪證。審訊結果，季氏等人被判處10年、5年及其他不同期限的監禁。

徠1935年1月18日，聯共（布）中央發出關於基洛夫慘遭殺害的秘密信，警告各地黨組織要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敵人採用“極端手段”來反對蘇維埃政權。秘密信要求各地動員所有力量去擊潰敵對分子，深挖反革命巢穴。在這前後，對被控和“列寧格勒總部”以及“莫斯科總部”有牽連的幹部，進行緊急逮捕。在列寧格勒，掀起了大逮捕的第一個高潮，被稱為“基洛夫激流”。

基洛夫被暗殺，觸發了蘇聯全國性的肅反清洗運動。

由雅戈達領導的英勇的內務人民委員部人員，揭露了殺害基洛夫的卑鄙兇手，證實了這件血腥罪行是根據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領導的反革命集團的命令策劃和實施 的。被捕者共77人，其中主要是黨的、蘇維埃的和經濟部門的工作者，其中包括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別會議上，他們被判處不同期限的監禁，後來統統被槍斃了。可突然傳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謀殺基洛夫這件事恰好與……雅戈達本人 有關！權力無邊的前內務人民委員部，對所有可以想像得到和難以想像的暴行都承認 不諱。當人們讀到雅戈達在審判中的陳述時無不大為震驚：“1934年夏天，葉努啟澤通知我，‘托洛茨基右翼集團’中央，已通過殺害基洛夫的決定，李可夫直接參與了這個決定。於是我知道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恐怖集團正具體策劃著這次謀殺。葉努啟澤堅持要我別對這次行動進行任何阻撓。因此，我不得不向任列寧格勒州內務局副局長的扎波羅熱茨建議，不要阻撓對基洛夫暗殺行動的執行。過了一段時間，扎波羅熱茨通知我，內務人民委員部拘捕了尼古拉耶夫，從他那兒搜出了一支手槍和基洛夫的行經路線圖，尼古拉耶夫已被釋放。”在白雪覆蓋、廣袤無垠的國土上，無數的人們在翻閱報紙，他們被震驚得瑟瑟發抖。這是做夢、是海市蜃樓還是幻覺？啊，這是事實，由證人的供狀所證實的事實！在法庭上，雅戈達的心腹，他的秘書布蘭諾夫說：“雅戈達把我培養成了一個完全忠實的人。我在場時他同別人談話毫無避諱。雅戈達曾對我說，內務人民委員部列寧 格勒分局工作人員鮑里索夫參與了基洛夫謀殺事件。當到列寧格勒來的政府官員將這個鮑里索夫召到斯莫爾尼宮-將他作為證人對他進行審訊時，扎波羅熱茨大為不安，擔心鮑里索夫供出他幕後的人，於是決定殺掉他。按照雅戈達的指示，扎波羅熱茨的辦法是：讓運送鮑里索夫去斯莫爾尼宮的汽車發生車禍，把鮑里索夫在車禍中殺掉。”雅戈達於1938年3月15日被處決，這是在偵察基洛夫謀殺事件過後四年的事情。不久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斯莫爾尼宮裡那聲槍響，早被飛機炸彈的呼嘯和大炮的轟鳴淹沒。到了50年代中期，官方對於基洛夫被刺原因的說明已經深入人心，不可動搖。那是斯大林在尼古拉耶夫開了致命的一槍之後幾天立刻作出的結論：尼古拉 耶夫根據季諾維也夫的指示執行了這個暗殺行動，季諾維也夫當時住在莫斯科，領導 著反革命的“莫斯科中央”。在列寧格勒，還與之平行地存在一個“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中央”，它從國外接受託洛茨基謀殺基洛夫的指示。這一指示得以成功執行，僅僅是由於在季諾維也夫分子與“右翼”分子，即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等人聯繫之後，在他們的幫助下，找到了同他們過從甚密的雅戈達，從而保證了兇手們得以接近目標。雅戈達得到有關指示后，即傳達給“自己”人扎波羅熱茨，物色一個執行者就只是技術問題了。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偶然被選中了。他是一個被開除出黨和 解除公職、對領導恨之入骨的人。這個說法的漏洞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可能不了解清楚，殺害基洛夫有可能正合於斯大林的心意，因為斯大林可能不會放過利用這一事件去消滅反對派原來那些領袖的機會。然而在30年代流行起來的這個說法，在所有歷史教科書中再三重複，作為確定無疑的真象已經根深蒂固。

關於基洛夫之死，赫魯曉夫是第一個駁斥官方說法的人。

在秘密舉行的二十大上，他報告說：“應該說，與謀殺基洛夫同志有關的各種情況，至今還有許多令人不解、叫人猜不透的地方，需要作最細緻的調查。

我們有理由認為，在負責保衛基洛夫的人中有人為殺人犯尼古拉耶夫幫忙。在兇殺案發生前一個半月，尼古拉耶夫已因行為可疑而遭拘捕，但連調查也還未進行就將他釋放了。而最值得懷疑的是這樣一種情況：當1934年12月2日，負責基洛夫安全工作的一位肅反人員被帶去審訊時，他竟然在“車禍”中被害，然而，那次護送他的人中沒有任何人受傷。

基洛夫謀殺事件后，列寧 格勒內務人民委員部負責人停了職，只受到很輕的處罰。但在1937年又被槍決了。可以認為，他們後來被處死，是要為基洛夫謀殺事件的組織者滅口。”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引述的事實，徹底否定了官方的說法。按官方的說法，基 洛夫被殺是按照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旨意辦事，儘管后二者在審判中承認對謀殺負政 治和道德責任。

斯莫爾尼宮內發生的悲劇有了新的材料：基洛夫的衛士鮑里索夫，據某些材料透露，曾事先警告基洛夫有可能被人謀殺；他兩次抓住帶 著武器正對基洛夫進行追蹤的尼古拉耶夫，後來又奉某人之命將他放走，而自己最終 被幹掉了。

清除兩三個“層次”上的潛在見證人，照赫魯曉夫看來，這是斯大林的手法。赫魯曉夫在第二次又公開地回到他饒有興趣的題目上來時，指的就是這一點。

下面摘引他在蘇共中央1961年二十二大總結髮言中的片斷：“有一個事實引人注目：殺害基洛夫的兇手曾兩次在斯莫爾尼宮附近被拘，並從他身上搜出武器。但根據某人的指示，他兩次都被釋放了。正是這個人帶著武器來到斯莫爾尼宮基洛夫經常出入的走廊上。不知為什麼又會發生這樣的事：在謀殺的一瞬間，基洛夫的衛士長卻遠離基洛夫，雖然按規定他無權這樣遠離被保衛者。另一個事實也實在離奇。送基洛夫的衛士長去審訊時-他應當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來審訊，而在途中，正如後來駕車的司機所說的那樣，卻由護送衛士長去受審的人故意製造了一場車禍。他們聲稱衛士長已在車禍中喪生，儘管實際上他是由押送的人殺死的。後來又將殺死他那些人統統槍斃了……有誰能這樣干呢？現在正在詳細調查這一複雜案件的各種情況。”

沙圖諾夫斯卡雅的調查

1960年，為調查基洛夫謀殺案，蘇共中央主席團成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什維爾尼克領導。他們詢問了數千人，研究了成千上萬份材料。這個委員會的成員中，最積極的是奧莉加·格里戈里耶芙娜·沙圖諾夫斯卡雅。她是革命前就參加工作的老布爾什維克，曾經同基洛夫一起在外高加索工作，1937年曾受到處罰，50年代從科雷馬重返工作崗位。赫魯曉夫十分了解她，建議她到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工作。沙圖諾夫斯卡雅進行了兩年的調查。千百人向她揭開了他們30年來簡直不敢回憶的秘密。她作了一件了不得的工作，積累了64卷文件。由什維爾尼克、沙圖諾夫斯卡雅簽名遞交中央主席團的報告書確鑿無疑地證明：基洛夫是按照斯大林的秘密指示被 殺的。這個委員會作出的結論，正如人們所公認的，成了赫魯曉夫在二十二大發言的基礎。有證據證明，在閱讀過的資料的影響下，赫魯曉夫甚至在中央主席團提出了重新評價30年代的訴訟案問題，其中包括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集團、皮亞塔科夫-索科里尼科夫集團、布哈林、圖哈切夫斯基及其他人。但赫魯曉夫半途而廢了，或因他本人決心不夠，或因缺乏老一代戰友的支持。根據沙圖諾夫斯卡雅的證明，在向中央主席團委員送發基洛夫謀殺案情況及其他訴訟案的報告書之後，赫魯曉夫要求將所有收集到的材料存檔。對沙圖諾夫斯卡雅起初的反對意見，赫魯曉夫回答道：“現在他們對我們還不理解。我們15年後再提此事。”然而他的許願並未實現-兩年之後，他已被他的老戰友們趕下了台。還在他被免除一切職務之前，沙圖諾夫斯卡雅就已退休。她過去那些證人紛紛前來找她。他們說，有人在重新從他們那裡取證。沙圖諾夫斯卡雅明白，人們在對委員會的結論作重新評價。果然不出所料-在佩爾謝領導下，在勃列日涅夫時代，一個新的委員會開始了工作。然而，一切又沉寂下去，一直沉寂了整整20年。無論在哪兒-在傳媒上，在歷史文獻中，還是在學術界，有關斯莫爾尼宮那場悲劇，連一點聲音也聽不到。一直到 了戈爾巴喬夫改革之初，這種緘默的抵制才告中斷。沙圖諾夫斯卡雅得出了什麼結論呢？下面就是這篇“偵破小說”的作者與她的談話的簡要筆錄：第一，沙圖諾夫斯卡雅認為，由於基洛夫聲望日增，又由於在十七大開會期間，一些中央委員在奧爾忠尼啟澤家開會，曾討論推翻斯大林的問題，斯大林對此有所了解，所以他有理由感到擔心。關於這次有科肖爾、埃赫、舍博爾達耶夫及其他人參加的會議，現在還沒有直接的證據。沙圖諾夫斯卡雅是從葉蓮娜·斯莫羅金娜，即已被鎮壓的共青團領導人彼得·斯莫羅金的妻子那兒，以及從基洛夫的老同志阿列克謝·謝瓦斯季揚諾夫那兒了解到這些事的。基洛夫夏天在謝斯特羅列茨克度假時曾對謝瓦 斯季揚諾夫說過：“斯大林現在要置我於死地了。”從那時起，他一家就經常處於恐懼之中。關於在奧爾忠尼啟澤家開的那次會議，一位1911年入黨的黨員，基洛夫的妻妹C.Л.馬爾庫斯，也對沙圖諾夫斯卡雅說過-彷彿是聽基洛夫親口講的。第二，斯大林對尼古拉耶夫的審訊。誠然，審訊時的談話沒有進行記錄。但她相信，尼古拉耶夫立即向斯大林報告，四個月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人一直慫恿他去殺人，還硬說這是黨和國家的需要。由於承認了這一點，尼古拉耶夫在辦公室里就被毒打一頓。布爾什維克奧帕林證實了這一事實。他把這件事告訴了沙圖諾夫斯卡雅，他援引了參加審判的列寧格勒檢察長帕利恰耶夫的話。這位檢察長知道，他是陷入了某種幕後鬥爭，他現在是該倒大霉了。他終於開槍自殺，但在自殺之前，他把此事告訴 了他的朋友奧帕林。還有一個證人，也是一位老布爾什維克，州委第二書記丘多夫的 朋友德米特里耶夫。丘多夫和檢察長帕利恰耶夫一樣，也參加了審判。丘多夫在被捕以前，得以將審判期間發生的事情告訴了德米特里耶夫。第三，基洛夫的私人警衛鮑里索夫曾事先警告基洛夫處境有危險。他在被送往斯莫爾尼宮途中，在車上被護送他到斯大林那兒接受詢問的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人員用鋼釺擊中頭部死亡。1934年，人們都說車禍是因為汽車出了故障，是由於那一溜平的 牆壁，鮑里索夫就撞死在那牆壁上。沙圖諾夫斯卡雅遍尋駕駛那輛汽車的司機庫津，他竟然奇迹般地在勞改營中不曾蒙難。他說，坐在他身邊的內務人民委員部人員突然一把抓住他的方向盤，使汽車向牆壁衝去，但他及時扭轉了方向盤，因此只使汽車的 前燈遭到損壞。”這車禍實在太具有戲劇性了。鮑里索夫的腦袋被用石頭一頓好打， ”庫津說道。庫津的口供是自相矛盾的：1934年他講的是一套，1937年他講的又是一 套，而到了1961年，他卻又有了第三種講法。在6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一個新的口供：“是發生過車禍，發生過，鮑里索夫是在車禍中死亡的。”得了，庫津的事全明白了。但是，還有一個馬穆申，一個馬穆申！馬穆申是誰？他就是那個外科醫生！他解剖了鮑里索夫的屍體，及時提交了人們要求的那些供詞。只是在1962年臨死前，才向他的 朋友拉特涅爾透露說：創傷的性質毫無疑問-是頭部受到猛烈打擊而死的！第四，尼古拉耶夫曾多次被基洛夫的警衛拘捕。有一次還在身上發現一個皮包，裡面有一支裝好子彈的手槍和一張基洛夫散步的路線圖。然而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每次都將他釋放。1938年，在宣判“托洛茨基右翼集團”分子時，被告雅戈達承認，是他向扎波羅熱茨下命令，將被拘捕者釋放的。因為葉努啟澤和李可夫下了這樣的命令。沙圖諾夫斯卡雅認為，這個命令來自一個更高的人物-斯大林。

還有一個人對赫魯曉夫說法的真實性表示懷疑。赫魯曉夫說法的基礎，我們知道，是沙圖諾夫斯卡雅參與準備的那些報告書。此人便是A.基里琳娜，蘇共列寧格勒州黨史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這個研究所在蘇維埃年代便擁有崇高的地位和大量的檔案資料。她要求通過文獻和事實了解歷史的真實，而不是帶著情緒撰寫歷史。她得出了與 沙圖諾夫斯卡雅完全對立的結論。她在報刊上撰文指出，無論直接或間接的，可以說明斯大林參與謀殺基洛夫的證據從來就沒有發現過。她認為，“赫魯曉夫在證明斯大 林參與基洛夫謀殺案時，實際上是沿著30年代調查的證明模式：預謀了一場車禍，違 反了保衛工作規則，在斯莫爾尼宮拘捕過尼古拉耶夫。差別只是在於：在這個問題上 赫魯曉夫是以那輛送鮑里索夫去斯莫爾尼宮的汽車司機的證明為依據，這位司機還奇迹般地活著；而雅戈達和他的秘書布蘭諾夫乾脆就承認了這些事實。”基里琳娜無論如何並不忽視車禍、謀殺或鮑里索夫自殺這些事實（這樣的預測也 是有的——作者），還有內務人民委員部插手這些事件，但她認為，要擺脫研究者們趨之若鶩的已經習以為常的思路，同時必須在其他方面搜集信息。第一個委員會的工 作處於二十大引起的巨大感情波濤之中，它的活動明顯具有指控斯大林的傾向——這 一點連普通人都看得清楚。但研究者不應當受到形勢的誘惑。基里琳娜就是對恐怖主 義者個人表現出很高興趣的少數人之一，這導致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發現。1934年12月3日，內務人民委員部在報上報道說，殺害基洛夫的兇手是原列寧格 勒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工作人員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維奇·尼古拉耶夫。他生於1904 年。在起初一些日子，如果人們還能在群眾集會和報紙上回憶起這個名字，那也僅是否定的，受到一片咒罵。漸漸地，這個名字被普遍遺忘了。尼古拉耶夫本人已被處決，這種命運也落到他妻子頭上，他母親、兄弟、兩個姊妹、妻妹及其丈夫，都無一倖免。尼古拉耶夫在斯莫爾尼宮開槍時年僅30歲，他出生在彼得堡，念完了六年級。19 20年入團，1924年加入聯共（布）。他在11歲前因患病無法步行。1926年，醫療委員會 指出他有生理退化徵象，雙手呈猴爪狀，雙腿短小，驅干增長。在列寧格勒一個檔案 館中曾發現尼古拉耶夫的應徵附卡。上面寫道：“根據醫療委員會 109號令第15條，免予入伍前的軍訓和在紅軍中實際服役。”他的性格特徵漸漸顯現出來：心理、行為都不穩定，有時使人討厭，在小事上老 是糾纏不休，有時脾氣暴躁。常常同周圍的人發生衝突，為每一件小事而同別人爭吵。那些推銷政治讀物的義務推銷員，照他的說法，因為好長時間沒找補他的錢，他就要同別人干仗，因為他訂閱了這種書，交付了訂閱費，就是說，既然不履約，就該馬上 把零頭找補給他。尼古拉耶夫外出時，騎上自行車，將別人撞傷，人民法院責成他向 受害公民賠償損失，他到處提出上訴，既折磨受害者，又使審判員吃盡苦頭。他什麼工作沒有干過呢，無論是辦事員、鉗工助手還是刨工？他到過薩馬拉，在那裡當了一年半責任人——鄉蘇維埃書記。不錯，那是彼得格勒最飢餓的一個時代— —是在1919～1920年間。回到這座家鄉城市，他在維堡區幹上了辦事員，又當過維堡 區團委的事務長，過後又去了盧加，在縣團委任同樣職務。後來突然又成了“紅星”工廠的鉗工助理，又在“紅色軍械廠”和卡爾·馬克思廠干起了刨工。從1932年5月到8月，他擔任過州黨委指導員，後來，到1933年10月前，任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物 價檢查處工作人員。1933年夏天，取消了物價檢查，尼古拉耶夫又回到州黨委——這 次是到了文化宣傳處。1933年10月，又從那裡進入聯共（布）列寧格勒黨史研究所。他最後擔任的職務是黨史委員會指導員。1934年4月8日，研究所審查尼古拉耶夫的個人案件。黨組織全體大會通過決議，將其開除出黨，因為他“拒絕到區委參加動員黨員從事交通工作選拔委員會，對這件 事情採取庸俗態度，對黨員領導人故意無端責難”。開除他出黨前 4天，研究所行政 領導宣布了開除他公職的命令。解除他職務的原因完全不是他不勝任，而正如命令中所說的，是“拒絕黨委的差遣”。解除職務的理由，從法律的觀點看並不合法，法院 是可以恢復他的工作的，但是……尼古拉耶夫是在黨的機關任職，法院對這類機構的 勞動糾紛卻不予受理。如果不是這個惹禍的命令，基洛夫或許不會被擊穿腦袋，倒在斯莫爾尼宮的走廊上。對於開除出黨和開除工職的決定，尼古拉耶夫表示反對。他向聯共（布）斯莫爾尼 區委提出上訴。糾紛審查委員會考慮到尼古拉耶夫已真誠悔過，沒有批准研究所黨委 的決定，僅限於公布對他的嚴重警告，並載入登記卡，記下了這個年輕黨員的粗暴、極端缺乏自製的行為及歇斯底里的表現。恢復他在研究所的工作一事毫無結果。從1934年4月起，他開始失業。這使他大感窘迫——實際上他已經沒有了生活來源。1934年12月27日公布的起訴書稱：“有一個情況也可以說明被告尼古拉耶夫 在這一時期並無物質上的某些困難：尼古拉耶夫私人佔有一套三居室的房子，並且陳 設完備”保存完好的那一時期的住房登記冊表明，這件事並非完全如此。尼古拉 耶夫曾住在森林大街8幢13單元14號。他家共6個成年人，共佔用這套公共住宅中的兩 個小房間，不難想像他在失去固定收入后的處境。他得不到任何幫助，而他又是家中惟一的供養者。人是會不得以而陷於絕境的。起訴書說：“尼古拉耶夫斷然地一貫地推託對他作出安排的一切建議，借口是身體虛弱，需要治療。”這種說法也不完全正確。人們確實給他推薦過工作，但那是工 廠里一般的車工，但他認為自己是被不公正地辭退的，要求恢復到過去的崗位——到 研究所去，或者，至少讓他去干同樣性質的工作，可以保證過去的收入。在研究所，他每月工資為250～275盧布，而在他擔任“領導”工作之前變換過多次的工廠里，他的收入為 70～120盧布。考慮到他有一大家人，只有妻子一人工作，他拒絕到工廠工 作的建議是可以理解的。其實，尼古拉耶夫沒有任何工作專長，無論如何也不具備足 夠高的專業知識。有時聽說尼古拉耶夫殺害基洛夫是因為爭風吃醋。保存下來的許多證據都說明，尼古拉耶夫很愛他的妻子，常常為她而吃醋。他最初的供認也助長了這種說法。在雅戈達和阿格拉諾夫到達之前，還是由列寧格勒肅反人員進行調查工作的第一天，他好像就說過，他進行謀殺乃是報私仇。然而在第二天，那些散布類似猜測的人都受到了 嚴厲的處罰。尼古拉耶夫的妻子叫米爾塔·德拉烏列，是一個漂亮可愛的女人，出生於拉托維 亞一個僱農家庭，入過團，後來又入了黨，曾任聯共（布）盧加縣委統計股股長。她同 尼古拉耶夫是在盧加認識的，那時尼古拉耶夫在縣團委工作。1930年，她來到列寧格 勒州黨委，開始任統計員，後來成為輕工部幹部處處長助理。1933年，她調任輕工業人民委員部列寧格勒管理局監檢書記。管理局就設在斯莫爾尼宮內。基洛夫和米爾塔 ·德拉烏列是否相識呢？當然如此。許多人看見，他們在斯莫爾尼宮走廊上遇見時都相互一笑。基洛夫對所有婦女都是面帶笑容的，他壓根兒就是個快快活活、和藹可親的人。使人懷疑他與米爾塔有秘密往來的證據，哪怕是間接的證據，都是絲毫沒有的。在基里琳娜看來，在調查兇手是一個人這種說法的時候，很少注意研究搜查尼古 拉耶夫住宅時沒收那些材料：私人日記、寫給各種組織的申訴。在這些材料中，他表 達出自己絕望的心理，不滿的情緒，艱難的生活處境，“國家工作人員對待一個活人 的不公正態度”。順便提一句，尼古拉耶夫的個性，無論是什維爾尼克的委員會，還 是佩爾謝的委員會，都不曾作為更仔細的研究目標。這些委員會的成員都沒有突破既定模式的藩籬。

又過了許久，才終於由一批新的偵察人員，不受過去那一代法律工作者的教條和成規的影響，對與基洛夫謀殺案有關的所有情況，著手進行全面、客觀、充分的調查。1987年，蘇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算起來是第三個專門委員會，目的是另行研究與斯大林鎮壓有關的材料。參加1934年12月慘案調查小組的人有：蘇聯檢察院高級法律顧問ю. и. 謝多夫，總軍事檢察院高級軍事檢察官、司法上校H. B. 庫利什，蘇聯克格勃偵察處長助理、司法上校A. я. 瓦利托夫。檢察工作進行了兩年多。調查小組的總結性文件超過100頁，其中還不包括大量附件、證明、鑒定材料。工作量很大，從檔案中獲取了許多曾認為是永遠不可復得的新材料，對報刊上提出的種種說法進行了研究。任何一個嚴肅的文件都沒有被忽略，對國外的材料也予以了考慮。調查小組更仔細地研究了兇手的個性，揭示出許多新的極為重要的細節。對於這些細節，30年代的調查要麼故意忽略了，要麼沒有打算將它們同正在訴訟的案件結合起來。這個偵檢小組在謝多夫的領導下，對在尼古拉耶夫家中搜查時被沒收的和 他發往各級黨政機關的信件及各種文件，都一一作了技術鑒定。其中有一封信是寫給基洛夫的，寫信的時間是1934年 7月。尼古拉耶夫說，他曾在幾個責任重大的崗位上工作，積極同“新反對派”作過鬥爭，從來都是黨的一名忠實戰士，可現在已經四個 月失業在家，對此任何人都不予理會。8月，尼古拉耶夫給斯大林本人寫信。內容全是訴苦——抱怨生活極為困難啦，開除公職的作法不公正啦，因為提批評意見而遭迫害啦等等。沒得到這封信的答覆。10月，他又向聯共（布）中央寫信。這封信實在是內心的吶喊-家中共六口人，五個是成年人，只有妻子一個人工作。她那微薄的收入不敷全家的生活用度。從他被辭退開始，一共向黨和蘇維埃機構寫了數十封信。但是毫無作用。完全處於絕望的尼古拉耶夫，開始撰寫並複製了許多悲傷的、感人肺腑的《自傳故事》。《最後說一聲永別……》就是一篇極悲憤的文字，描寫遭蹂躪的心靈在失去希望時的痛苦，在揭露社會惡習、表達準備為正義、為“歷史的使命”而犧牲自己的同時，要去自殺。尼古拉耶夫與此類似的其他作品還有：《致親愛的妻子和階級兄弟》、《政治遺言》只是在這些作品中，他比較明確地暗示出他要策劃暗殺活動。在保存下來的他自己編寫的計劃中，有謀殺的各種可能方案的詳細描寫，毫無疑問，這是在談謀殺基洛夫的問題。在尼古拉耶夫的日記中，不止一次有過這樣的記載：他將被載入史冊，人們將為他樹碑立傳。他還將自己同熱利亞博夫和拉季謝夫相提並論。他的親屬朋友都證明他有自大狂。考慮到他的病患和不穩定的性格，根據這些理由，曾讓他免服兵役。可以說，尼古拉耶夫需要去作心理鑒定，可是這次並沒有按法律要求辦事。這也叫人費解。向有15名警衛保護的政治局委員的後腦勺開槍，將他放倒在地，甚至不打算逃離現場，這對一名恐怖分子來說是無所謂的。而且他還想開第二槍自殺，但沒有打中，他發抖了；正如後來的見證醫生所說：他在離被害者三步之處，“處於歇斯底里發作狀態。”人們特別仔細地調查了這樣一種說法：有人預謀將鮑里索夫除掉，因為他是一個危險的見證人。在這一事件中，確實存在不少謎團。送他去斯大林處受審時，卻又突然遭遇車禍身亡……在1934年的鑒定中說：“……鮑里索夫頭部猛撞在硬物例如石牆上，致使顱骨破裂。”難道整個內務人民委員部就找不到一個合適的交通工具，將一名警衛人員安全送到斯莫爾尼宮的領袖身邊？在經過60多年後的今天，很難解釋清楚為此目的而裝備那輛一噸半普通敞篷貨車的內務人民委員部官員，是遵循的什麼原則。而且，1990年，最權威的軍醫鑒定專家們確認了1934年醫療鑒定的準確性。兇手如何擁有武器，他是如何弄到斯莫爾尼宮的通行證的，這些問題也都已經有了合乎邏輯的結論。手槍根本不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為掩飾第三者的蹤跡設下精妙圈套 而發給他的。一切要簡單得多：尼古拉耶夫早在1918年就得到了手槍，在1924年和1930年曾兩次重新登記。當時幾乎所有黨團工作人員都允許擁有武器，不僅如此，而且還已經查明，1930年，這個恐怖分子還在列寧格勒一家商店買到28發子彈。由此可見，尼古拉耶夫在搞恐怖活動前才得到武器，這個說法是不成立的。斯莫爾尼宮出入證一事，解釋也很簡單。那些年，任何黨員，只需憑黨證就可以暢通無阻地進入州委大樓。確實，尼古拉耶夫已被開除出黨，可是後來又恢復了黨籍。他擁有黨證，只要在門崗前亮一亮，就可以上任何一層樓去。已查明，他每個月都交納了黨費，儘管他從1934年4月起就失去了工作。中央政治局委派的偵檢小組只承認為客觀材料所證明的準確事實。那些道聽途說的，隨便揣測的，常常由具應景性質的想象引起，出自他人之口的消息，則需要有力的證據。可是它們卻沒有證據。沙圖諾夫斯卡雅的一個論斷就是這樣。她曾說，在審訊中，尼古拉耶夫告訴斯大林，似乎四個月以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一直勸他去搞這次謀殺，硬說這是黨和國家的需要。沙圖諾夫斯卡雅並斷言，尼古拉耶夫曾三次被抓，搜出武器，似乎每次都被列寧格勒肅反工作人員釋放。現查明，實際上他只被抓到一次，而且這是在1934年10月15 日。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肅反工作人員看過他放有手槍的皮包。他們可能沒有搜查被抓者。尼古拉耶夫聲言有人在四個月中唆使他去搞謀殺，這並沒有具說服力的材料。所有檔案都翻閱了，常到尼古拉耶夫囚室去的肅反人員卡察法的所有證詞也研究過了，受偵察者在被斯大林審問后返回時同衛兵的談話記錄也發現了。尼古拉耶夫曾向警衛人員說：“斯大林答應不處死我，這無非一派胡言。有誰相信獨裁者？他答應，只要我供出同夥，他就不處死我。我沒有同夥……”在尋找同夥時，尼古拉耶夫的日記起了作用。阿格拉諾夫很快抓住了這個記載：“我記得，我同伊萬·科托雷諾夫一起去過一些經濟組織，募集團的工作經費。區委 的小夥子一個個身體都很結實-他們是科托雷諾夫、安東諾夫、還有外省來的沙茨基……”偵察人員還幫助他“回憶”起另幾個人。12月6日逮捕了科托雷諾夫。他曾是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在整個預審和法院偵察期間，他矢口否認參與了基洛夫謀殺案。他在法庭上聲稱：“我可以在法庭上跪下發誓，無論在安東諾夫那兒，還是在茲維茲多夫那兒，還是在尼古拉耶夫那兒，從未聽說起過恐怖行動。”另外30個人也加以否認，他們的名字是從尼古拉耶夫口中逼出來的。在審判過程中，人們將尼古拉耶夫與其他30人隔開單獨審問。開始他說，是他單獨行動的，他沒有任何同夥，但主持人烏爾里希很快逼他回憶起先前的供詞。尼古拉耶夫的法庭看守、肅反工作人員古謝夫後來指出，在法庭審問后，尼 古拉耶夫大聲叫道：“我幹什麼啦！我幹什麼啦！現在他們都叫我下流坯！一切都完了。”宣判之後警衛人員曾聽到尼古拉耶夫說：“難道是這樣？這不可能……這不可能……”用古謝夫的話說，尼古拉耶夫曾相信，最多判他三四年徒刑。另一些內務人民委員部 工作人員指出，“當宣判之後，尼古拉耶夫大聲叫道，他受騙了，用頭在欄桿上撞。”阿格拉諾夫向莫斯科轉交了一份特別報告。報告中說：“幾乎所有被告都耐著性子，但是非常平靜地聽完了宣判。而尼古拉耶夫卻大叫了一聲‘殘忍……’”肅反工作人員卡察法的口供保存了下來，槍決犯人時他也在場。“最先槍決尼古 拉耶夫、沙茨基、魯勉澤夫等人。科托雷諾夫最後一個槍決，阿格拉諾夫和維辛斯基 同他作了交談。他們對他說：‘現在即將槍決您了，您仍然可以說出真話，是什麼人，怎麼組織了基洛夫謀殺案？’科托雷諾夫對此回答道：‘整個審判都是一派胡言。你們已經槍斃了他們，現在槍斃我好了。但我們這些人，除了尼古拉耶夫，在任何方面都是無辜的……’”梅爾卡德爾用冰斧把托沃茨基這位“國際間諜”的腦門擊破，使其死亡，只是在行兇兩年半之後才對兇手進行了審判。人們收集了罪證，進行了對質，作了偵察實驗。而在列寧格勒，30名無辜者，其中包括三名大學生、一名工程師、一名大學教師、工業和海軍學院的一些學員、一名維堡區蘇維埃代表，他們的命運卻在28天內就決定了，而且槍決在宣判后一小時就執行了。1935年1月，從已被槍決的尼古拉耶夫、科托雷諾夫等人的刑事案中分出一個所謂“列寧格勒季諾維也夫反黨集團案”來。受牽連的有尼古拉耶夫的親屬-他妻子、妻妹及其丈夫、母親、幾個姊妹、一個兄弟，以及密友科托雷諾夫、安東諾夫等。這些人在1934年12月已被槍決。在77名被審判的人中，許多人互不相識，但他們全都被控參與了謀殺案。1936年8月鎮壓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及其他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莫斯科”中央和“聯合”中央的參加者，罪名是從事反蘇活動，通過他們建立的尼古拉耶夫-科托雷諾夫恐怖小組兇殘地殺害了基洛夫。1988年6月13日，他們由蘇聯最高法院恢復了名譽。上述被稱為中央的機構已證實並不存在，因此類案件被判刑的人也未參與基洛夫謀殺案。1990年，蘇聯總檢察長就1934年12月30名無辜被告判處死刑—案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訴。槍斃他們的非法判決作廢了，被處決者行為中沒有犯罪要素這個刑事案件取消了。但是，在尼古拉耶夫的判決上卻沒有作出改變。什麼陰謀都不存在。謀殺案件是一個人乾的。1991年新年前夕，最高法院公布了一項決定，消除了對所謂“列寧格勒中央”即科托雷諾夫、安東諾夫等人的最後疑點。他們成為這一案件中最後取消不公正指控的人，籠罩在倖存下來的親友頭上56年的無形陰影也煙消雲散。

這樣，第三次審查的結論便是一致的了。雅科夫列夫認為基洛夫謀殺案是一個人單獨乾的，客觀證實斯大林和內務人民委員部機構參與了斯莫爾尼宮慘劇的材料一無所有。不過，斯大林利用了基洛夫謀殺案這一事實，對自己思想上和假想中的反對者進行了鎮壓，這一點卻是沒有爭議的。偵檢小組的意見在報刊上公布了。政治局的委員會對這個小組的結論是否同意呢？正如委員會主席A. H. 雅科夫列夫聲稱的，對基洛夫謀殺案的情況進行調查的檢察院和克格勃工作人員，表現出的“更多是司法角度”，因此應當再回到這個案件上來-因為這裡的謎團太多了。根據列寧格勒州委工作人員斯維什尼科夫提供的證詞，在那個不幸的日子，早上10點鐘，基洛夫曾往斯莫爾尼宮給他打電話，說他不到斯莫爾尼宮來了，囑他將州委里準備好的一批發言材料送到他家裡去。另外還有三個電話：有一次是12點鐘打給羅斯利亞科夫的，有兩次是打給第二書記丘多夫的。給丘多夫打的后一次電話是在下午3點零幾分。下午3點，丘多夫在斯莫爾尼宮開始開會，研究廢除糧食供應卡的問題。從電話交談中，大家知道基洛夫不打算到州委來。他要到烏里茨基宮的積極分子中去講話。他一生最後一個半小時的情況，精確到每一分鐘地復現出來。下午4點整，他從位於曙光街的家中出了門。他步行走過幾個街區，在一座橋邊坐上了等候在那裡的汽車，往烏里茨基宮去了。那座橋當時叫拉文斯特沃橋，在他死後被命名為基洛夫橋。4點半鐘，他意外地出現在斯莫爾尼宮。他沒有經過一下子就可以進入他辦公室的“秘書”側門，而是走的大門。有一個假說稱，有人給他打電話，叫他到斯莫爾尼宮去用政府專用聯絡線路同莫 斯科通話。但是，為這件事情是不必去斯莫爾尼宮的，因為他家中就有政府專用線路電話。不排除他需要一些補充材料，便決定順道去取的可能性。黨的積極分子定在下 午 6點去烏里茨基宮，也許基洛夫的演講準備工作比他估計的結束得早一些，他便決定到丘多夫那裡去參加一會兒會議。然而這一切都出自假設。實際情況是這樣的：在下午2～3時，尼古拉耶夫攜帶手槍暢通無阻地通過門崗，進入了州委書記烏加羅夫的辦公室，索要進入烏里茨基宮開 黨員積極分子大會的通行證，但遭到了拒絕。然而他並沒有離開斯莫爾尼宮。他在走廊上走來走去，坐在一個窗台上，在州委書記們的辦公室旁邊遲疑不決。基洛夫出人意料地來到了走廊里。於是響起了不祥的槍聲。基洛夫的私人警衛鮑里索夫不在他身邊-他在走廊上什麼地方慢吞吞地走著。基洛夫除了貼身警衛外，還應有一位外出警衛來保護，而且在州委書記辦公室走廊上還應有國家安全部工作人員值班。但在開槍的時候，四名保安人員一個也不在場。

摘自未公開的材料--引自《鮑里索夫審問記錄》（在謀殺發生的當天）我下午4點30分左右在斯莫爾尼宮正門前廳接基洛夫，並相距15步跟在他的身後。跟他上了三樓大走廊時，我和基洛夫的距離增大到20步遠。在離向小走廊拐彎的地方 不到兩步遠時，我聽到一聲槍響；當我掏出手槍上扳機時，又聽見第二聲槍響。我沖 進小走廊，看見兩個人相距三四米躺在地上，就在丘多夫會議室門邊。在他們旁邊的地上有一支手槍……

《基洛夫言論集》 謝爾蓋·米羅諾維奇·基洛夫

《鮑里索夫審問記錄》 鮑里索夫

《極權主義的起源》 三聯書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