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番

清廷從鄭氏集團手中奪取台灣政權后，生番亦漸化為熟番，以習漢人衣冠禮貌為榮。但是當地少數民族的生活狀況並沒有得到改善。在他們看來，不管是荷蘭侵略者，鄭氏統治者還是清廷，都屬“天下烏鴉”。都是他們利益的瘋狂盤剝者。

他們與統治者的衝突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他們沒有最基本的社會地位，統治者甚至不把他們當人。

在中國歷史上，封建統治集團把四周未開化、半開化地區稱為“化外之地”，當地的居民也被稱為“番”，對農業社會形成后的當地台灣居民稱呼有兩種，住在山中的叫“生番”或“野番”；住在平地的叫“熟番”或“土番”。清朝統治者繼承和保持歷史上這一立場，當時清廷有規定：擅入番界者斬。沒想到“化外之地”幾個字，給後來的中國埋下禍根，丟掉了台灣島。1871年12月，琉球王國使者與台灣島民發生衝突，日本政府出來進行試探性干涉，總理衙門回答說：“二島（指琉球、台灣）俱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決固在於我。何預貴國事，而煩為過問？”這本來說得很好了，偏又畫蛇添足地說：“殺人者皆屬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窮治。”這下叫日本抓住個把柄，拿“化外”二字大作文章，說台灣土著的居住地不是中國領土，借口進攻台灣並搶走琉球。既然從潛意識裡沒當台灣土著居民當人看，那麼對他們的種種驅遣、役使、盤剝都勢必表現得毫無人性。

其次，統治者及外來民蠶食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威脅到他們生存的根本。統治者與當地居民最容易發生衝突的是土地的所有權問題。雖然清廷奉行“為防颱而治台”的方針，不鼓勵移民大量到台灣進行，但康熙後期已有許多閩南、粵東移民在台灣南北兩路進行開墾。在移民的拓墾中，清廷遇到一個新問題是，台灣的無主荒地如何界定。

少數民族實行狩獵(主要是打鹿)和游耕農業，許多荒地是他們保留給野鹿孳生的“鹿場”和休耕地，到底算不算“無主荒地”康熙本人曾垂詢陳瑸，“台灣荒地是如何?”陳瑸認為“台灣原無荒地。南北路荒地雖多，俱是土番鹿場。他們納餉、養家，俱於是出。若將此荒地墾了，便沒了鹿場，便失了生業。所以撫臣久經出示嚴禁，不許土棍人等往南北路籍名開墾，擾害土番，方得相安無事。”①第三，要承受難以承受的種種盤剝。據陳瑸記載，少數民族所受的盤剝數不勝數。譬如：他們在向朝廷輸納賦稅及雜派以後，對各番社每年還有名目繁多的花紅陋規，要錢：“縣官索之通事，通事索之土番。以社之大小分多寡，或二百八十兩，或一百二十兩”。要物：“派買芝麻、鹿脯、鹿皮”；“日睃月削，以致舉家老少衣不蔽體，食不充腹”。

第四，要忍受難以忍受的種種役使。當時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為現在的台南市，往南通鳳山縣（今高雄市）稱南路；往北經諸羅縣（今嘉義市）直到台灣島最北端淡水稱北路。陳瑸說：“北路自府治起，至淡水社止，計程有二千餘里”。這是一種基於感覺的距離測量，正如我們衡量時間有時說度日如年，蜿蜒而不平的山路加上極端落後的交通工具所帶來行走艱難會在一定程度上誇大時間和空間的長度。現在用標尺測量，台南到淡水的實際直線距離不足一千華里。在這段艱苦的道路上，陳瑸看到各種運輸主要靠“土番”的腳力。官員衙役揮鞭舞棰，逼迫土番抬驕拉車，遇到深溪大澤讓他們先下水試深淺，長坡曠野赤日炎炎終日讓他們引路。雨夜不辭，寒暑不避。看到那些官老爺坐在轎子里的悠然自得，看到那些衙役鞭打土番的窮凶極惡，陳瑸實在看不下去，他憤怒地說：“彼獨非天朝之赤子乎？何為輕賤蹂躪之至此極也！”

多指少數民族或外族。惟涼山內生番……多不火食。清 魏源《聖武記》卷十一

日本兵船抵台灣登岸，與生番尋釁。　《清史稿·穆宗紀二》

“內地人民輸課田地皆得永為己業而世守之。各番社自本朝開疆闢土以來，每年既額餉輸將，則該社尺土皆屬番產，或藝雜籽，或資牧放，或留充鹿場，應任其自為管業。”（鄧碧泉《陳瑸詩文集》95頁）

那些掛著文明幌子的食人生番不能扳著地球倒轉，就永遠不能毀滅人類光明燦爛的世界。楊朔《春在朝鮮》

蠻人、野人

狗都不會吃狗，但現實生活中，有的人卻像吃人生番一樣，互相吞噬，自相殘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