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崧

王崧的父王梅村性篤博學，為當地知名學者，家中藏書甚富。后拜檀萃（清代學者）為師，17考取秀才，1789年（乾隆 14年）鄉試第三名。1799年（嘉慶4年）中進士第六名。次年出任山西武鄉縣令，在職九年，改革鹽政，使歸於民，治理漳河，興修書院。罷官后，地方人士挽留，嘉慶二十一年主講山西晉陽書院。道德學問傳遍山西。亦工書善畫，尤擅人物，名重當時。

回鄉后，適阮元（清代大學者，太子太保、太傅）任雲貴總督，聘王崧為總纂，所訂體例，條理精密，分15類，子目68，每類都詳述本末，所引資料，註明出處，有必辯證的地方，則加“議案”，所收資料，超出以前一倍以上，明清兩代所修通志，當以此部為最善。王崧在總纂道光《雲南通志》時，彙集了記載雲南的書籍61種，編為《雲南備征志》2l卷，搜羅有關雲南史料，取材廣泛，體例謹嚴，是研究雲南民族史和地方史的重要參考資料。自《史記》以至《滇系》，詳註出處。經過校訂的《南詔野史》，為研究南詔、大理史提供了一個較好的本子。被稱為“滇南大典”。著作還有《樂山制義》、詩文有《樂山詩集》、《布公集》、《江海集》、《提鉤集》等。另有《說緯》六卷。其《說緯》6卷阮元曾採集其中有關經義部分收入《皇帝經解》中，王崧因此又被譽為清代“經學大師”。 1986年，王崧被收入《中國地方志詞典》，是全國公認的修志名家和方誌學家。《清史稿·儒林傳》為其列傳，評之以“學問淹通”，成為正史列傳的白族學子第一人，被後世學人尊為“經學巨擘”。亦是清嘉慶、道光時期的儒學大師。

宋永平：《王崧與雲南地方志》

王崧，原名藩，字伯高，一字樂山，號酉山，雲南浪穹（今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縣）人，白族。生於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其祖上元代時即為浪穹土官，明代洪武年間襲浪穹土典史。其父王梅村性篤博學，為當地知名學者，家中藏書甚富。王崧幼承庭訓，務實好學。后拜著名學者檀萃為師，學識益加長進。嘉慶四年（1799年）中進士，授山西武鄉知縣，在職9年，任內興利除弊，倡修漳河，免攤捐，捐薪辦學、修葺書院，頗有政聲。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主講山西晉陽書院，“九府十州之士，昔之逖聽而未登其門者，咸稱弟子，集於皋比之下”，為山西培養了不少人才。4年後謝病返歸雲南。

王崧返滇，適逢雲貴總督阮元早有纂輯雲南通志之意，只因物色不到學力宏富之人主持其事，一直未能如願。王崧到來，阮元喜出望外，於道光六年（1826年）開設通志館纂修雲南通志，聘任王崧為主纂，總理通志之事。王崧此時已年逾古稀，但通志纂修之事關乎桑梓公益，因而不顧年邁，共襄修志之舉。後來阮元入京述職，雲南巡撫伊裡布繼而為主修。王崧與分纂黃嚴和李誠意見不協，遂託詞返歸故鄉洱源。道光十七年（1837年）病故，時年85歲。

王崧一生治學範圍廣泛，涉及經學、史學、方誌、詩詞等，著述甚豐。經學著作有《說緯》六卷，此書“析諸儒之異同而補其短缺，多采於史，取證有訓”，“兼綜群籍，成一家之言”，被收入《皇清經解》。王崧的史學成就主要是校理《南詔野史》。因為《南詔野史》版本眾多，內容各異，舛偽錯落之處俯拾皆是。王崧乃“取數本互校”，“參互考訂，勒為一編，使如亂絲之就理，后觀此書者，庶免掃落葉之憾焉”。王崧校理的《南詔野史》刊入《雲南備征志》，成為《南詔野史》最通行的兩個版本之一。袁嘉穀評價說，《南詔野史》“今所傳惟胡（蔚）本、王（崧）本，而王本最足徵信。蓋樂山通才，厘然次第，凡錯簡者注而正之，亦有未注而正之者”。王崧還工於律詩，有《樂山詩集》二卷，刊入《雲南叢書》。王崧在地方志方面成就卓著，編纂了《雲南備征志》和道光《雲南志鈔》。

《雲南備征志》二十一卷。此書為王崧總理雲南通志館時，采輯前人記載雲南史事之書彙編而成。該書於道光八、九年（1728∽1729年）間編纂完成，初刻於道光十一年（1831年），初刻本為16冊；宣統元年（1909年）排字重印；至1914年雲南圖書館重刻此書時，收入《雲南叢書》初編。《雲南備征志》類似叢書，其主旨在於提供有關雲南史事的基本資料以備徵引。《雲南備征志》首有“總序”，略述漢以前有關雲南之事迹。其後則輯錄《史記》以下至清初有關雲南史料諸書，凡62種。這62種書籍的彙編方式有四類：一是收錄全書，對歷代專記雲南史事的書籍，擇其善本，全書納入。如樊綽《雲南志》、張道宗《記古滇說》、楊慎《滇載記》、阮元聲《南詔野史》、諸葛元聲《滇史》、馮蘇《滇考》、餘慶遠《維西見聞錄》、王鳳文《雲龍記往》等；二是收錄專卷，選擇重要典籍中有關雲南的專卷收錄，如《華陽國志·南中志》、《新唐書·南蠻傳》、《太平寰宇記·劍南西道》、《明史·地理志》等；三是收錄專條，收錄各正史地理志及其它地理書中有關雲南的專條，如《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元史·地理志》和《水經注》、《山海經》等；四是輯錄成篇，將某書中有關雲南的零散資料輯錄出來，集成專篇，如《資治通鑒》、《元史·本紀》、《明史·本紀》等。《雲南備征志》所彙編之史料大抵以事為主，照錄原文，且所用版本多為善本（如樊綽《雲南志》為武英殿聚珍版原本、《水經注》則從戴震校本節錄），因而，《雲南備征志》為以後雲南修志提供了基本的資料，亦方便了後學。該書一出即受到人們的重視和讚譽，被稱為“滇南大典”，“得此一編，要籍粗備，考究滇史者稱便”。

道光《雲南志鈔》八卷，亦為王崧總理雲南通志館時編纂。王崧總纂雲南通志數年，析各省通志而標新，參諸史傳作旁證，廣采案牘、斟酌損益，已成通志稿過半。后王崧辭歸，已成之稿，經過遴選由其學生杜允中註釋后刊刻，收入叢書《樂山集》。收入《樂山集》的《雲南志鈔》，封面刻有“道光雲南志鈔”和“道光九年吉佑堂藏版”字樣，卷首目錄載為八卷：卷一地理志，卷二建置志、鹽法志、礦產志，卷三和卷四封建志上下，卷五和卷六邊裔志上下，卷七和卷八土司志上下。《雲南志鈔》雖刊刻而未通行，故傳本絕少，世人知之不多。直至民國初年，秦光玉編《續雲南備征志》時將其收入，始得流傳。孫殿起《叢書目錄拾遺》、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錄概說》有著錄。雲南大學《雲南史料叢刊》收有徐文德標點本。1995年雲南社會科學院內部出版劉景毛點校本。

《雲南志鈔》書名何以言“鈔”？王崧未說明。按高似孫《史略·史鈔》云：“凡言鈔者，皆擷其英、獵其奇也，可為觀書之法。”《四庫提要·史部·史鈔類》也說，“要其含咀英華，刪除冗贅”，“博取約存，亦資循覽”。蓋王崧《雲南志鈔》系私刻之書，經濟能力有限，不能將所成之通志稿全部刊刻，故刪繁除冗，含咀英華，勒為八卷七志三十萬言，成為一部簡要的雲南通志。《雲南志鈔》具有如下特點：第一、體例嚴謹，既遵循了地方志的體例而又有所創新。全志劃分為地理、建置、鹽法、礦產、封建、邊裔、土司七志，七志均有“序”，概說該志內容；序後設若干類目或條目。類目和條目的設置並不強求劃一，《地理志》、《土司志》按府、州、廳劃分後記述，而《封建志》、《邊裔志》則採用紀事本末體。由於設置合理，體裁應用得當，整個志書顯得層次明晰，結構井然。第二，內容詳實，保留了許多有價值的具有雲南地方特點的原始史料。如卷七、卷八《土司志》列“世官”、“廢官”兩類，前者記土司世襲“相傳弗墜者”，後者則錄“昔有而今無者”，把元、明至清中葉雲南土司的置廢、世襲情況詳細記錄下來，其中許多資料為此前的雲南通志所未載。民國《新纂雲南通志》的《土司考》，多是未加考訂地抄錄《雲南志鈔》。另外，卷五、卷六《邊裔志》列了“緬甸載記”、“暹羅載記”、“南掌載記”、“越南載記”、“西藏載記”五個類目，把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歷史、地理等系統地進行了記載。《鹽法志》中有關雲南鹽業章程、井灶的資料，《礦產志》中有關采煉技術的資料也十分珍貴。第三，文字精鍊。《雲南志鈔》系博取通志稿資料刪削而成，又因王氏乃當時“雲南土官中文學著名者”，故整個志書言簡意賅而要事不漏，頗有康海《武功縣誌》之風。阮元評價說：王崧“所著《地理》、《封建》、《邊裔》諸篇，能得魏收、杜佑之遺法，洵為名筆。”此言並非溢美之詞。

當然，應該指出，《雲南志鈔》篇幅短小，所引資料多未注出處，不方便考察索驥；文字簡潔，又間或有語焉不詳者，這是該書存在的不足。後來王崧的學生杜允中為之作注，考稽資料來源，詳明內容缺略，使該書大為增色。

（雲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