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輪效應

材料力學中的棘輪效應：材料在非對稱應力控制循環載入下產生的塑性變形累積的現象。棘輪效應中產生的累積塑性變形稱為棘輪應變，又稱循環蠕變或棘齒效應。

材料受到拉伸或壓縮時，如果力大於材料的屈服強度，那麼材料就會發生塑性變形。外力卸載並反向載入，材料先是沿彈性線恢復繼而發生反向變形，如果反向載入的載荷小於初始載入的載荷，那麼材料反向變形大小就會小於初始變形，進而產生了殘餘應變。如此反覆，這就是材料中的棘輪效應。

這一效應是經濟學家杜森貝利提出的。古典經濟學家凱恩斯主張消費是可逆的，即絕對收入水平變動必然 立即引起消費水平的變化。針對這一觀點，杜森貝認為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為消費決策不可能是一種理想的計劃，它還取決於消費習慣。這種消費習慣受許多因素影響，如生理和社會需要、個人的經歷、個人經歷的後果等。特別是個人在收入最高期所達到的消費標準對消費習慣的形成有很重要的作用。

實際上棘輪效應可以用宋代政治家和文學家司馬光一句著名的話來概括：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這句話出自他寫給兒子司馬康的一封家書《訓儉示康》中，除了“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的著名論斷，他還說：“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司馬光秉承清白家風，不喜奢侈浪費，倡導儉樸為美，他寫此家書的目的在於告誡兒子不可沾染紈絝之氣，保持儉樸清廉的家庭傳統。

誠然，棘輪效應是出於人的一種本性，人生而有欲，“飢而欲食，寒而欲曖”，這是人與生俱來的慾望。人有了慾望就會千方百計地尋求滿足。

我們對於慾望既不能禁止，也不能放縱，對於過度的及至貪得無厭的奢求，必須加以節制。如果對自己的慾望不加限制的話，過度地放縱奢侈，沒能培養儉僕的生活習慣，必然會使自古“富不過三代”之說就成了必然，就必然出現“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的情況。

西方一些成功企業家雖家境富裕，但依然對子女要求極嚴，從不給孩子更多的零花錢，甚至寒暑假還讓孩子四處打工。這些成功企業家並不是苛求子女能為自己多賺一點錢，而是希望子女懂得每一分錢的來之不易，懂得儉僕和自立。

這一點在比爾·蓋茨的身上體現尤為明顯。微軟公司的創始人比爾·蓋茨是世界首富，個人資產總額達460億美元。但是他在巴黎接受當地媒體採訪時說，將要把自己的巨額遺產返還給社會，用於慈善事業，而只給三個子女繼承區區幾百萬美金。

比爾·蓋茨的慈善事業始於1993年秋天。當時，他和後來成為他妻子的梅琳達等人到非洲旅遊，當地人民的極度貧困激起蓋茨心靈的震顫。蓋茨感慨之餘，建立了9400萬美元的基金會。

2000年1月，蓋茨將原先的兩個基金會合併，組成了“比爾與梅琳達基金會”。這一基金會由父親老蓋茨統領，目前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會，總額高達240億美元。老蓋茨說，他的退休生活其樂無窮。他大部分時間都用在“揮霍”兒子賺來的財富上，把這些錢拿來捐贈給全球各地的醫療和教育計劃。

蓋茨認為，擁有很多不勞而獲的財富，對於一個站在人生起跑點的子女來說並不是件好事，他覺得子女的人生和潛力應和出身的富貴和貧寒無關。比爾·蓋茨稱，他和妻子耳濡目染在健康、教育、研究等領域還存在著的很多不平等現象。因此，決定將自己的財產用於解除這樣的不平等上。他還希望其他有錢人也能夠將自己的財產回歸社會、用於解決社會上存在的不平等。

資源的稀缺性決定了不能放任棘輪效應任意發揮作用，無限制地利用資源來滿足人類無盡的慾望。有一位作家曾經把那些過度使用資源的人類個體比作癌細胞：

“我們常以為癌細胞是不健康的細胞，其實不然，癌細胞是最健康、最有活力的，別的細胞雖然會分裂，但分裂會有止境。癌細胞的分裂永遠不會停止。不斷的分裂需要養分，但是人的養分有限，癌細胞的不斷分裂最後將其它正常細胞的養分吸取得一乾二淨。

……因為太健康，所以我們吃得多。因為有錢，所以我們消耗掉大量能源。可是，地球上就這麼多資源，我們用得多，其它人類就倒霉了。

百分之八十的資源，由百分之二十的人類消耗掉。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像我們這樣地吃遠洋的魚，全地球海里的魚只夠我們吃一天。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像我們一樣地享受，地球上的資源能撐多久？”

但是從社會人文的角度來考察，卻存在著一個奇怪的悖論，那就是：雖然癌細胞無論對人體還是社會都造成巨大的負擔，在我們的身邊卻到處充斥著一種尊崇“癌細胞”的文化，

那些如正常細胞一樣進行次數有限的成長者，即使周圍養分充足，仍會彼此聯絡，以決定是否自我限制。這些人被我們視為是一些無能無為的“弱者”，而那些與此相對的所謂“強者”，卻像癌細胞一樣缺乏正常細胞具有的抑制機制，會不顧周遭環境，無止盡的擴張和成長。他們一有機會就會脫離原有的環境，移轉到其它地方發展新天地，他們揮霍著人類社會大部分的資源營養，並且一有機會就會攻擊那些對社會進行必要調整的活動。

這樣的“強者”中，無時無刻不生活在對資源的巨大浪費之中，卻被尊為時代的英雄，最可悲的是，人們尊崇他們並不是因為他們對社會的貢獻和付出，卻是因為他們一擲千金的豪氣、窮奢極侈的揮霍……

研究棘輪效應的負面作用，可以儘可能降低我們這個世界上“癌細胞”的數量，使我們的社會更加和諧，也更加穩定地發展。事實案例：商朝時，紂王登位之初，天下人都認為在這位精明的國君的治理下，商朝的江山一定會堅如磐石。有一天，紂王命人用象牙做了一雙筷子，十分高興地使用這雙象牙筷子就餐。他的叔父箕子見了，勸他收藏起來，而紂王卻滿不在乎，滿朝文武大臣也不以為然，認為這本來是一件很平常的小事。箕子為此憂心忡忡，有的大臣莫名其妙地問他原因，箕子回答說：“紂王用象牙做筷子，必定再不會用土製的瓦罐盛湯裝飯，肯定要改用犀牛角做成的杯子和美玉製成的飯碗；有了象牙筷、犀牛角杯和美玉碗，難道還會用它來吃粗茶淡飯和豆子煮的湯嗎？大王的餐桌從此頓頓都要擺上美酒佳肴了；吃的是美酒佳肴，穿的自然要綾羅綢緞，住的就要求富麗堂皇，還要大興土木築起樓台亭閣以便取樂了。對這樣的後果我覺得不寒而慄。”僅僅5年時間，箕子的預言果然應驗了，商紂王瓷意驕奢，便斷送了商湯綿延500年的江山。

由於和民生息息相關，物價上漲尤其是食品價格的上漲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相關政府部門也採取了很多措施來刺激生產和增加供應，以期平抑物價，相信食品價格會在不久的時間內回落。

但是仍然要警惕食品價格上漲的"棘輪效應"。狹義的棘輪效應是指即使收入水平下降，個人消費習慣也不會隨之下降。即所謂的"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廣義的棘輪效應是指經濟活動中的不可逆性，就像前進中的"棘輪"一樣很難逆轉。

到時候可能出現的一個情況是，豬肉禽蛋等原材料價格下降了，但是相應的製成品如牛肉拉麵、肯德基、速食麵以及飯店的價格不會相應地下降。

這也與我們的生活經驗相吻合，在居民的生活中，這種"能上不能下"的事件出現過多次，比如最近的一次是石油價格上漲，導致成品油價格大幅上漲，以及計程車打車價格的上漲，廣州增加了一元錢的特別附加費，北京則將每公里的單價從1.2元和1.6元統一為2元/公里。但是在之後的國際油價下調過程中，這些價格並沒有相應下調。

實際上，保持適度的通脹水平是一個經濟體保持健康發展的標誌，比如香港，經過幾十年的經濟發展，由於這種"棘輪效應"，物價水平也上升到了一碗面幾十元的水準。但是這並沒有引發社會問題，原因是人均居民收入同樣獲得了驚人的增長。

因此，更好的解決方法在於增加居民的收入，用疏導的方式來化解物價上漲的影響，對於居民來說，相對負擔並沒有增加，對於養殖戶來說也有利可圖。

棘輪效應(ratchet effects)一詞最初來自對蘇聯式計劃經濟制度的研究。在計劃體制下，企業的年度生產指標根據上年的實際生產不斷調整，好的表現反而由此受到懲罰(因此，聰明的經理用隱瞞生產能力來對付計劃當局)。這種標準隨業績上升的趨向被稱為“棘輪效應”。其實，這種現象普遍存在於經濟、管理領域，當然也存在於項目管理過程中。下面，我們主要研究一下軟體項目管理過程中的棘輪效應及其對策。

在軟體開發過程中，如何評價開發人員的業績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項目經理總是希望評價標準儘可能客觀一些，因為評價標準越客觀，對開發人員的努力水平的推斷越準確，激勵效果越明顯。由於軟體項目開發本身的信息不對稱性，開發過程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不確定因素，項目經理對開發人員的評價標準是逐漸完善的。即通常情況下，項目經理是將開發人員過去的業績作為評價標準，並以此制定新的工作計劃。然而，開發人員的水平參差不齊，努力程度也高低不一。比如說，有一個開發人員能力水平高或努力工作，提前完成了項目經理分配給他的任務；而另一個開發人員能力水平低或工作偷懶，結果沒有按時完成任務。那麼，項目經理有可能認為前者的工作量小，需要提高工作量；後者的工作量大，需要減少工作量。這時，“棘輪效應”出現了：作為理性的高水平或努力工作的開發人員，是不會選擇繼續努力工作的，因為他們清楚，越努力項目經理評價他的業績標準越高，自身利益損失越大。

產生條件

下面我們簡要描述一下“棘輪效應”產生的三個必要條件。

第一，項目經理和開發人員的合作具有長期性。在臨時性的小型軟體項目組中，由於開發周期很短，工作量小，開發人員的努力程度或水平差異沒有明顯的區別，項目經理也沒有開發人員過去的業績作為參考來評價其現在的業績。或者在大型軟體項目中，由於不同的技術支持需要，項目組常常從不同部門借調人員加入(完成工作后借調人員回原部門)。這部分人員具有很大的流動性，他們過去的業績也不為項目經理所了解。在類似的情形下，“棘輪效應”是不會發生的。

第二，項目經理和開發人員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棘輪效應”發生的關鍵在於項目經理對如何看待開發人員的業績，缺乏一個客觀的評價標準。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關鍵又在於雙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項目經理想建立一個客觀的評價業績標準，但他不知道開發人員各自的真實水平和努力程度；項目組成員清楚自身的能力和努力狀況，但很難讓項目經理相信他所擁有的能力水平和努力程度是所有成員中最大的(因為項目經理傾向於相信自己的評價標準是客觀公正的)。

第三，開發人員是“理性人”。所謂“理性人”，是指能充分理解自身利益所在，並能採取正確對策去最大化謀取自身利益的人。如果“理性人”的假設不成立，軟體開發人員即使知道努力工作的後果是項目經理提高其業績評價標準，他仍然會繼續努力工作。此時，不存在“棘輪效應”。

相應對策

1.工時研究與標準化

我們可以在這裡引入泰羅的科學管理理論——工時研究與標準化。它不是簡單地對每位開發人員完成一項任務作出時間上的統計，而是把一項任務分解成各種基本的步驟，並作測試，然後根據其合理性，重新進行安排，以尋求最佳開發方式。採用工時研究的好處是，通過任務的分解，去掉無用的步驟，可以對高水平的開發人員在軟體開發過程中的每一個基本步驟進行觀察，並記錄下完成每個步驟所需的時間。在所記錄的時間上，再加上不可避免的耽擱和停頓所需的百分比，所得到的時間就是完成這個基本步驟的標準時間。項目經理可以以此作為評價開發人員業績的標準。有了這個標準，開發人員就不用擔心自己的努力得不到承認，“棘輪效應”也就不會發生了。當然，由於軟體開發本身所固有的特性，這個標準不可能是精確的，開發工具的選取、開發環境的好壞、業務需求的清晰與否、軟體質量的高低，等等，都可能改變標準時間的結果。

2.加強項目經理與開發人員的溝通

加強項目經理與開發人員的溝通是克服兩者之間信息不對稱的重要途徑。在缺乏信息的情況下，任何高明的項目經理都難以客觀評價開發人員的業績。我們建議，除了在開發實踐中自發的交流，項目經理還應有意識地抽取一定時間，召集開發人員進行溝通，了解開發過程中的問題，制定下一步開發計劃；開發人員應嚴格按照軟體工程的要求，詳細記錄自己所做的每一步工作，實現開發過程文檔化，並提交項目經理，使其能清楚地了解自己所做的工作。在溝通過程中應該注意：提高溝通的效率，只溝通必要的信息；排除個人之間的成見；改善溝通環境，避免外界環境的干擾；溝通之後，對溝通進行追蹤，了解執行情況。

3.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

雖然項目經理和開發人員之間長期合作關係是“棘輪效應”產生的必要條件之一，但這種長期關係發展到一定階段就能弱化“棘輪效應”。在長期合作關係下，項目經理和開發人員都有足夠的耐心來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一方面，根據大數定理，開發過程中的外生不確定性可以剔除，項目經理可以相對準確地從觀測到的信息中推斷開發人員的努力水平和能力高低，開發人員不可能用偷懶的辦法提高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長期合作關係以保險的方式克服了項目經理和開發人員雙方的風險，通過長期的合作，雙方了解加深，項目經理不會堅持給努力工作或高水平的開發人員制定高標準(這樣會打擊他們的積極性)；而工作偷懶或低水平的開發人員也不可能永遠濫竽充數。因此，在長期合作的項目組中，初期可能存在“棘輪效應”，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棘輪效應”將逐漸淡出。

4.採取有效的激勵方法

消除“棘輪效應”的另一個途徑是採取有效的激勵方法，讓所有開發人員都有積極性努力工作。萊瑟爾(Lazear,1979)證明，在長期的合作關係中，“工齡工資”制度可以遏制員工的偷懶行為。直觀地講，在工作的早期階段支付的工資低於邊際生產率，二者的差額等於一種“保證金”；當被發現偷懶時，偷懶者被開除，損失了保證金；因此，偷懶的成本增加，努力工作的積極性提高。當一個項目中所有的開發人員都努力工作時，所作出的成果分別反應了他們的真實狀況，項目經理也比較容易從獲得的這些信息中制定業績評價標準。

5.引入相對業績比較

另一個辦法是使用他人的業績，使開發人員業績評價標準的建立不僅依賴於自己而且依賴於其他開發人員的業績。即引入“相對業績比較”。通過比較開發人員相互之間的業績，反應出一定程度的各自努力水平，為制定相應的業績評價標準提供依據。注意，“相對業績比較”只適用於開發人員業績相關的情況，此時它可以剔除更多的不確定因素從而使項目經理對開發人員努力水平的判斷更為準確，既降低風險成本，又強化激勵機制。在開發人員的業績不相關時，參考價值不大，容易誘發項目經理的錯誤判斷。

6.確保充足的統計量作為參考

在建立客觀的業績評價標準時，保證充足的統計量作為參考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它直接影響到標準的準確性。數據的主要來源應該是在軟體開發過程中一點一滴的積累，而不是為制定標準臨時杜撰的；其次也可以來自項目經理與開發人員之間的討論總結；以及借鑒其他類似項目的歷史數據。做好統計的關鍵在於開發人員要有良好的軟體工程意識，理解做數據統計的意義；項目經理要鼓勵並時刻督促開發人員完成這項工作，同時加強檢查。

7.強調項目的整體利益

前面我們所提到的對策，都是從“理性人”的角度考慮的。現實中，人還有“道德”的一面，即所謂“道德人”。“道德人”是把項目的整體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即使明知努力工作會導致業績評價標準提高的後果，只要對項目整體利益有益，他仍然會努力工作。因此，在一個軟體項目開發過程中，項目經理要注重培養開發人員的團隊意識，要樹立整體利益高於一切的思想。如果所有的開發人員都是“道德人”，每個人都自覺努力工作，顯然會是一個雙贏的局面，不存在“棘輪效應”。

上面，我們把研究重點放在項目經理與開發人員之間的“棘輪效應”。在軟體開發中，項目需求方與項目承包方、部門主管與項目經理、項目經理與軟體維護人員等等，都存在著“棘輪效應”。我們應該根據軟體開發中各個領域的特點，研究出相應地管理方法，弱化“棘輪效應”。我們前面所提到的七點對策，具有普遍的借鑒意義。

工資與通脹的棘輪效應是指，在通脹明顯的情況下，人們要求增加工資，以應對物價上漲導致的貨幣購買力的損失。而在社會普遍增加了工資后，社會上的貨幣流通量暴增，就會導致物價進一步上漲。而在更大的通脹壓力下，人們進一步要求增加工資，從而進一步推動通脹，循環往複。對付這樣的通脹，一般要出台工資和物價的雙凍結政策才可能奏效。

2006年3月25日的《經濟參考報》報道說：我國國企虧損達到歷史第二高峰，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表明，2005年國有企業虧損額達到1026億元，同比增長56.7%，增幅同比上升49.1個百分點；虧損額接近1998年巨虧時的水平，是歷史上第二個虧損高峰，虧損額增幅則創下了近16年來新高。而從今年1至2月份數據看，國有及國有控股虧損企業虧損額262億元，高於去年同期。一句話：國企虧大了！

那麼龐大的國企，一年弄到頭，結果還是這個樣子，看著都讓人心裡難受。從直接的原因看，產能過剩、缺乏核心競爭技術是國企虧損的重要原因：“缺乏核心競爭技術”的情形已經眾所周知了，所以我國正拚命倡導“自主創新”；“產能過剩”體現在鋼鐵、電解鋁等諸多投資過快增長的行業，這個我們耳朵也聽出老繭了；可是蒸蒸日上的汽車行業，現在也產能過剩了：3月25日《每日經濟新聞》報道說，國務院已通知“剎車”汽車產業；如果不對投資進行限制，“十一五”末汽車產能可達2000萬輛左右，比實際需求多出一倍還多——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天文數字！

國務院也真夠累的。這隻有形的手，不停地指揮著給那個提速，比如要加快“自主創新”；又不停地指揮著讓那個剎車，比如汽車業就甭投資了。可奇怪的是，任你弄得如何的累，國企總像扶不起的阿斗，景況是“處處虧損處處損”，日子是“年年難過年年過”。多少資源被計劃的手配置在國企上？比如銀行的貸款，總是先去填埋國企的無底洞，到最後弄成了“壞賬”，在某個角落壞壞地瞧著你，讓你一點脾氣也沒有。

國企虧損，大抵是進入了“棘輪效應”的怪圈，弄不好就是“不歸路”。“棘輪效應”是公共經濟學的一個概念，最初就是對蘇聯計劃經濟制度研究的一個結果；在計劃體制下，企業生產指標總是只上不下，就像“棘輪”一樣，只能前進，不能後退；廣義的“棘輪效應”，就是經濟活動中某種行為慣性趨勢的不可逆。國企正在處處體現“棘輪效應”，比如許多國企管理層薪酬畸高，只升不降，而且越來越高；比如國企腐敗案越來越多，只增不減，成為了“內鬼”們瀟灑犯罪的“重災區”；比如國企改制使國資嘩嘩流失如不裝閥門的自來水，甚至好一點的國企海外上市也成了國資大流失的通道，“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就指出，“1993年至2005年大中型國有企業在海外上市過程中，涉及的國有資產流失估計不少於600億美元”(3月8日《第一財經日報》)……從宏觀層面看，國企虧損也已然進入“棘輪效應”狀態，被“棘輪”咬住后，國企成了一路虧下去的寶貝疙瘩；而更可怕的是，作為寶貝疙瘩的“寶貝”狀態也有了“棘輪效應”，不管虧損得如何讓人柔腸寸斷，也要一直“寶貝”下去不回頭。

國企無效益，原因在體制。國企的本質，還是“計劃”二字，它是計劃經濟的產兒，即使用“宏觀調控”四個字也難以取代“計劃”二字的實質；一時發通知“提速”，一時發通知“剎車”，說穿了還是“有形的手”所使用的手段；如此這般，國企即使始終處於壟斷保護的安樂窩裡，也沒有被計劃調控好的可能，難以擺脫虧損的“棘輪效應”。其實，其他非國有企業同樣面臨著“產能過剩、缺核心技術”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不見得虧損這麼大？世界經濟歷史已經無情地證明了：市場經濟的無形之手才是現代經濟的繁榮引擎。

國企虧得不輕，如何才能翻身？我們究竟要拿虧損上千億的國企怎麼辦？僅僅在中觀微觀層面折騰所謂的“改革”是沒什麼終極效果的，我們必須回歸最簡單的常識，那就是在宏觀層面“堅持改革不動搖”，而且是“堅持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不動搖”，不僅不動搖，還要大大加快腳步，讓國企脫胎為真正的現代企業，否則，“棘輪效應”中的國企將永遠讓人鬱悶下去。

“棘輪效應”一詞最初來自對蘇聯式計劃經濟制度的研究。在計劃體制下，企業的年度生產指標根據上年的實際生產不斷調整，因此好的表現反而由此受到懲罰。這種期望或考核標準隨業績而上升的趨向被稱為“棘輪效應”。

第一批試點公司的股權分置改革已經塵埃落定，從最後的結果反觀整個過程，人們似乎可以感覺到一種趨勢的存在，那就是儘可能多的送股和支付現金並在改革過程中不斷修正的方案容易通過，而態度強硬的則相反。這種思維如果在股權分置改革過程中不斷膨脹，則很有可能在市場上形成“棘輪效應”：績差公司都送那麼多，績優公司應該送更多。然而，我們應該看到這種“棘輪效應”的結果將是非常可怕的，它會扼殺“金牛類”公司而客觀上支持了“瘦狗類”公司，從而整體上會降低市場的投資質量、惡化投資環境。

為了防止上述不利於市場改革、有損於投資人利益的“棘輪效應”發生，當然需要不斷強化中介機構的職業判斷能力。也就是說，中介機構需要不斷提高自身的專業水平和職業能力，倡導科學的市場價值評估體系，從更公平的角度維護流通股東利益。

應該注意到，只有區別對待上市公司實際情況的對價方案才是防止“棘輪效應”出現的有效手段。從第一批試點公司的情況看，投資者似乎更喜歡獲得股票對價，這反映出我國投資者確實具有了相當高的投資傾向。但是，採用送股的方式必然會稀釋原來控股股東的持股比例，隨之而來的是控制權的穩定性有可能受到威脅。

《國資委關於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分置改革的指導意見》中指出，在“國民經濟基礎性和支柱性行業中，要保證國有資本的控制力”，這意味著大型國有控股上市公司採用送股的對價支付方式空間非常有限。同時這些公司的行業特徵使得在國家信用保證下，公司的整體風險會最低，而任何控制權的轉移只能帶來公司經營的動蕩並無助於業績的提升。正是由於控制權的穩定、國家信用的保證，持續獲利的行業特徵更能徹底地得到體現。事實上，投資價值的保證對流通股東而言，相當於在低風險情況下獲得了相對的高收益。因此，從投資的角度看，應該儘可能的維護控制權的穩定，強迫這樣的公司高比例送股，無異於殺雞取卵。

但這並不是說要剝奪流通股東的對價獲取權。非流通股東獲得流通權的同時要給流通股東以相應的承諾，諸如減持價格、時間、二級市場價格穩定機制等等。而且，非流通股東還要從技術上、制度上將承諾具體化、可操作化，保證不因為管理人員、當事人變更或突發事件的出現而使流通股東利益受損。

我國的不良貸款問題已經成為妨礙金融深化、拖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心腹之患。經歷年處置，仍然有4．5萬億不良貸款亟待處置。這些不良貸款滲透在整個經濟領域，形成原因複雜，集中沉澱了我國多年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的諸多矛盾和利益衝突。

不良貸款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其衍生的“棘輪效應”。廣義的“棘輪效應”，是指經濟活動中某種行為慣性趨勢的不可逆性。就像前進中的“棘輪”一樣很難逆轉。我國不良貸款問題的“棘輪效應”正在通過複製、傳導、波及、擴散、感染和擠出機制，自動地放大自己，轉嫁最終損失。

2000年我國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不良貸款餘額為27439億元。剝離13939億元后，餘額為13500億元，但截止到2004初年按四級分類為16967億元，增加了3467億元；按五級分類則高達19880億元，增加了6380億元。由此可見，形成不良貸款的機制仍然在慣性地催生不良貸款。這表明，國家採取剝離、注資、“雙降”和一系列的監管措施及“道德勸告”的成效並不明顯。

——傳遞效應。由於隔離本身不能形成抑止創造不良貸款背後“道德風險”的約束機制，創造不良貸款的機制迅速傳遞到不良貸款剝離上。從2000年到2005年三次大規模的剝離都有趨同的特徵：一是在獃滯類和可疑類中裹進事實呆賬和事實損失類。財政部曾認為2000年剝離的不良貸款可回收4000億元，由於獃滯貸款中事實呆賬高達3987億元，僅此一項就形成非處置損失1156．1億元，不良貸款初始評估確值的安排也隨之流於形式。隨後的兩次剝離，可疑類同樣摻雜了大量的事實損失。二是從多層次的監管檢查結果看，剝離前粗放處置，折分剝離、張冠李戴、擅自釋放擔保權、擅自出具破產意見、擅自豁免或打折、剝離期間放棄維權弄、重要憑證缺失、偽造或銷毀憑證等問題開始逐漸暴露出來。剝離過程中出現的這些問題，不僅造成非處置損失，而且稀釋了國家投入巨額清算資金的實效，增加了處置難度。“棘輪效應”在剝離過程中傳導的原因是持續的寬容政策導致沒有明確的“遊戲規則”和徹查問責。

通過剝離把形成巨額不良貸款責任事實上一筆勾銷，帶來的“豁免”驚喜，也鼓勵了債務人轉嫁債務危機的熱情。債務人作為既得貸款受益人從中看到了新的免責機會。從理論上說，自1999年到2004年，企業和城鎮居民的存款年均分別在以16．85%和13．78%的速度增長，償債不是沒有相應的支持空間，然而剝離前後，通過各種手段逃廢債的現象則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據初步統計，2000年末，僅在工農中建交五行開戶的改制企業62656戶，經過金融債權管理機構認定的逃廢債企業有32140戶，佔51．29%，逃廢銀行貸款本息1851億元。

創造不良貸款機構的治理模式是伴隨著不良貸款一道剝離的，當創造不良貸款銀行的治理模式複製到處置不良資產機構時，形成不良貸款的原因也必然就是處置不良資產出現問題的原因。國家審計署共抽查審計資產管理公司收購的5544億元不良金融資產，共查處各類違規、不規範問題和案件線索金額715．49億元，問題發生率為12．9%?但抽查的資產金額僅佔四家公司處置金額的67．70%，僅占不良資產現持有額的17．63%。抽查的範圍有限，基本沒有涉及不正當行政干涉、債務人違約逃廢債、法律環境以及公司治理的深層次問題。

出現不良貸款“棘輪效應”的動力源泉是因為其中隱含著一個潛在的“公理”——損失都是國家的，它原本就歸無所屬，所以，理性的經濟人會積極地參與到“免費盛宴”中來，利用“遊戲規則”缺陷尋租。剝離過程中的第一桶金尋租成功后，在既定政策引導下，不良貸款處置訴訟靠代理，盡職調查靠律師、資產轉讓靠拍賣行、定價靠評估現象實際上是對現行政策效果的折射。這種既增加處置成本，又孳生衍生風險的情況，在程序上是依法合規的。不僅如此，在“沒有外資參與，中國的不良資產處置將不可想象”輿論誘導下，一些外商的投機行為也顯現出來。據初步統計，截至2003年末，資產管理公司總計轉讓給國外投資人825．27億元不良資產，回收現金25．32億元，其中向外資出售回收10．7億元；合作處置396．88億元，已回收14．63億元，平均回收率僅為3%。這樣的處置結果是，整體回收率遠遠低於20%的平均水平。

巨額不良貸款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指導政策的屢屢失誤。處置不良貸款指導政策規定的時間期限和激勵約束不當，同樣是造成不良貸款回收率持續走低和專業化處置儘快終結的擠出效應。處置不良資產除了依靠企業內生的償債能力外，還需要有足夠的市場吸收能力。從歷年不良資產轉讓情況看，市場年均形成的吸收能力，與期望的回收率大相徑庭。這是“更加市場化”的必然結局。其結果是使不良更加不良、專業化處置被加快擠出。因為在規定的處置期限內和考核機制的鞭策下，資產公司別無選擇，只能儘快把不良資產轉讓出手，可是，大量的債權轉手到社會不同利益群體后債權債務關係並沒有了結，仍然處在懸浮狀態。

棘輪效應還加劇了處置不良資產的邊緣化傾向。在美國模式的影響下，原本是簡單的債務人和債務人之間的關係複雜化了。通過讓渡利潤空間轉讓資產，總體上並不是提高了資產變現率，而是降低了資產變現率，增加了國有資產的損失。國家審計署的現場審計已經揭示出：大量的不良資產虛假評估貶值，暗箱操作貶值、內外勾結貶值，低價回購貶值。轉移到非專業化社會機構、企業、團體和個人手上的債權，再通過極不規範的方式轉手牟利而且避開了處置監管，這不但無助於社會信用體系的重建，而且很大程度上給鯨吞國家利益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我國大規模的不良資產處置還剛剛拉開序幕，如果不能標本兼治綜合治理不良貸款衍生的棘輪效應問題，當向下調整的周期出現時，“棘輪效應”的累積能量就會破壞性地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