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痴

小說描寫19世紀60年代出身貴族家庭的絕色女子納斯塔霞常年受地主托茨基蹂躪，后托茨基願出一大筆錢要把她嫁給卑鄙無恥的加尼亞。就在女主人公的生日晚會上，被人們視為白痴的年輕公爵梅詩金突然出現，願無條件娶納斯塔霞為妻，這使她深受感動。在與公爵即將舉行婚禮的那天，她儘管深愛著公爵，但還是跟花花公子羅果仁跑了。最後遭羅果仁殺害。

徠《白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重返文壇后的第三部長篇小說，寫於1867年秋至1869年1月。

與19世紀的歐洲相比，雖然俄國的資本主義起步晚一些，但這個時期也已進入了激變的時代。尤其是創作《白痴》的1867—1868年，俄羅斯新舊生產方式交相混雜、社會結構急劇變化，不同價值觀念激烈碰撞，外國資本大量湧入並逐漸掌握國內經濟命脈。一時間，關於俄羅斯的未來發展道路問題成為了人們關心的焦點，當時，以車爾尼雪夫斯基為代表的許多俄國人的看法是：用歐洲啟蒙理性直接取代俄羅斯思想，按照啟蒙現代性的體系來改造落後的俄國，以其為模本為俄羅斯勾勒出一幅現代化的藍圖，希冀在俄國也建立一座人間天堂一樣的水晶宮。

這種人間天堂的設計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感到非常激動。他去了倫敦，看到了嚮往已久的“水晶宮”。還看到了德國大橋，巴黎的林萌大道，乃至太太們曳地長裙，所到之處留有美麗公園、社區綠地。然而他不但看到了這一切美好之景，也看到了這完美背後的虛假和黑暗。一方面金錢盛行，片面追求物質享樂，另一面百姓貧病交加，生存競爭殘酷無情，一切都籠罩在赤裸裸的金錢交易的陰影中。

梅詩金

梅詩金公爵面對世人的這種精神頗有“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基督式悲壯，而這種精神正是與陀斯妥耶夫斯基對愛和幸福的理解、與他的良知相吻合的，因為，“良心本身就包括了悲劇的因素”。

小說中的主人公梅詩金有一定的自傳性，他身上體現著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認可的觀念，其行為方式也是由作家用一種理想主義的筆法所規劃的。他愛納納斯塔霞，但不是通常的兩性之愛，而是基督式的愛，它更多地帶有悲憫和同情的成分，甚至帶有寬恕罪人的意味。即便如此，在與納納斯塔霞的接觸中，梅詩金髮現，自己的內心也存在著很多陰暗和邪惡的東西。正如俄羅斯的一位批評家所指出的那樣：“梅詩金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能夠理解和寬恕他人。他不僅能理解和寬恕，而且還能夠意識到，在他本人，這個聖人身上，也存在著出現在羅果仁和傑列爾身上的可怕因素。……梅詩金置身於羅果仁和納納斯塔霞·菲利波夫娜之間的那種神經質的三角關係中。他們是他的另一個我”。

托茨基

小說中的大資本家托茨基是一個極自私的人物。他靠斂財致富，收養孤女納斯塔霞，按照自己的口味培養她、玩弄她，玩膩了又企圖甩了她再另娶名門小姐。當納斯塔霞奮起反抗的時傀他又試圖一邊用奢華生活收買她，一邊替其物色佳婿把她嫁出去，以絕後患。他是一個猥瑣的女性美的“欣賞家和鑒賞家”。

葉潘欽

另外一個達宮顯員葉潘欽將軍也是一個道貌岸然的偽君子，他垂涎於納斯塔霞的美貌，極力慫恿心腹秘書去迎娶她，這一切都為了日後他自己利用自己的金錢和職位去偷香竊玉。金錢使人偏離了正常的心理軌道，使這個社會“除了滿足個人自己的私利和物質需要以外，不承認任何道德基礎。”

加尼亞

加尼亞也只是帶著一副溫情脈脈的面紗而已，他心裡打的真正算盤是：“如果她撒野造反，我就馬上甩拉她。我不願讓人笑協最要緊的是不願讓人笑話。”所以說，納斯塔霞的悲慘遭遇就是由於這個罪惡的社會所造成的。

作品主題

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部分小說一樣，《白痴》也以悲劇結局，但是不能因此而認為《白痴》是一部宣揚悲觀厭世的作品。主人公們的悲劇結局反映出作者由於對美好未來的嚮往而產生的痛苦。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正面理想遭到破產，但是對美好理想的熱烈嚮往，則永遠閃耀著人道主義的光輝。

小說對農奴制改革后俄國上層社會作了廣泛的描繪，涉及複雜的心理和道德問題。善良、寬容的梅詩金公爵無力對周圍的人施加影響，也不能為他們造福，這個堂吉訶德式的人物的努力是徒勞的，表明作者企圖以信仰和愛來拯救世界的幻想的破滅。

《白痴》（1868）發展了“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主題，女主人公娜斯塔西亞強烈的叛逆性和作為正面人物的梅詩金公爵的善良與純潔，使小說透出光明的色調。但一些用以攻擊革命者的“虛無主義者”形象，削弱了小說的揭露力量。

《白痴》全書主題應該有兩條主線。第1條從道德心理的角度觀察和表現資產階級社會關係發展和舊的社會關係的解體；第2條是小說的故事情節，以男主人公梅詩金公爵和娜斯塔西婭·菲里波芙娜、阿格利婭的感情糾葛作為第二條關於善良和愛的人道主義的主線。公爵具有一顆善良仁愛的、幫助世人的心。雖然他被當時周圍的許多人都明白地稱做白痴，但是與他親近的人都對他表露了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人們虛偽虛榮的外表掩蓋下羞於真實流露的喜歡與無上的信任以及對真善美由衷的嚮往。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談到創作《白痴》的動機時承認，他力圖塑造一個完美的道德人物形象，並為塑造這種完美的人物形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陀氏清醒地意識到在一個是非顛倒，善惡混淆的年代，沒有比描繪一個美好的人物更難，也更緊迫的了：“長篇小說的主要思想是描繪一個絕對美好的人物，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件事更難的了，特別是現在。所有的作家，不僅是俄國的，甚至是全歐洲的作家，如果誰想描繪絕對的美，總是感到無能為力。因為這是一個無比困難的任務。美是理想，而理想無論我們，還是文明的歐洲，都還遠未形成。在世界上只有一個絕對美好的人物一基督。因此，這位無可比擬、無限美好的人物的出現當然也是永恆的奇迹。《約翰福音》也是這個意思，他把奇迹僅僅看作是美的體現，美的表現。“作者就是按照心目中基督的形象塑造梅詩金的，他是基督的代言人，是道德美的化身。作為一個純粹的道德美的形象，在梅詩金身上體現出的是基督的全部美德—愛、謙卑、順從、忍耐、胸懷磊落、大公無私、以德報怨，充滿信仰，把全人類的苦難放在自己心裡，總是準備無保留地為別人犧牲。在梅詩金身上道德被宗教化了，也就是說，道德在對基督的信仰中找到了歸宿。道德的實施得到宗教信仰及其體制的保證。內在的自我在道德上的努力帶來的生命也就是由拯救帶來的靈魂的升華。只有宗教的道德約束力才能把人由庸俗帶入聖潔，由卑微走向崇高。因此《白痴》揭示出道德的信仰化和神聖化是發揮社會作用和功能的必由之路，道德的歸宿是宗教信仰，是俄羅斯的東正教的基督。

在《白痴》這部作品中，兩次出現了“美拯救世界”的論斷。所謂“美”指的就是基督身上體現出來的人格美和道德美，基督的美的精神是拯救世界於水深火熱的唯一力量。基督是道德完美的理想實體，人在塵世的“救贖”便是經過苦難的洗禮，愛的凈化，去惡從善，販依作為道德完美的象徵的基督。事實上《白痴》中對於宗教的信仰來源於道德的需要。因此，表面上作品在大聲呼籲宗教信仰的回歸，反覆論證上帝的存在，而實際的關注點就在於沒有宗教信仰的蔭護，道德將無家可歸。作者在一封信中談到：“現在請你設想一下，世界上不存在上帝，靈魂也並非不朽…那麼請問，我們何必要好好生活，積德行善呢？”這段話正道出了因道德需要而乞靈於宗教的奧秘。如果沒有上帝，則人人盡可以為所欽為，所以需要上帝來約束人，實現人的完美，社會的理想和諧。

同時，對於現實社會個體的人來說，道德的實踐應當體現為一種自覺遵守的教誨，在人世間嚴格屈行宗教的道德律令的行為。基督美的核心是愛，愛是道德規律的永恆內容。人應該是體現基督美德的增德存在。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成為手段，也就是說一切人愛一切人。《白痴》的道德觀反映的是一種道德的理想，在現實生活中更多地體現為一種個人造求和行為，成為個人的修養和追求所力求達到的境界。在這種境界中，認為存在是在愛中實現的，存在的發展是在愛中完成的。“首先愛，而不管邏輯，只有那樣才會抓住生活的意義。你愛生活，你的事業就成功了一半。在人人相愛的社會裡，世界變得日益美好，人類共同走向彌賽亞、走向世界大同，這就是梅詩金的“美拯救世界”，這就是梅詩金所要造的人間天堂。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終探索和追求的道德實踐之路。

《白痴》最後以羅果仁殺死納納斯塔霞而結束，從而將人間罪孽推到了一個極端，這種毀滅性行為對羅果仁和納納斯塔霞來說都意味著得救。納納斯塔霞死時的情景有點類似於在各各他被送上十字架的基督，德國文學史家施萊曼注意到，她的屍體與羅果仁屋內懸掛的那幅死去的基督像十分相像。俄國象徵主義詩人、古希臘文化專家伊凡諾夫經過考證后指出，納納斯塔霞的名字來自希臘文阿娜斯塔西斯，意思是復活，她平靜地接受死亡，完全和基督一樣，對她的心靈來說，死亡意味著復活。她以犧牲自己的生命來贖罪、並克服心靈的死亡。另外，羅果仁的名字也極有可能借自莫斯科的羅果日墓地，他行將走向死亡，同時也意味著重新獲得新生的可能。

藝術特色

《白痴》中最大的特點就是那份永不停歇的爭辯：和對手的爭辨，和自己的爭辮。陀思妥耶夫斯基精心設計這種自我微型對話，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小說塑造人物的技巧。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野獸，作家應該全面地表現共存於人生中的善與惡，從而展現人性的每一個層次。《白痴》中充滿了這樣內蘊豐盈的人物：梅詩金、羅果仁、納斯塔霞，伊波利特……他們時時在進行自我與另一自我的共時對話。作家通過一個自我對另一個自我的審視，客觀完整地揭示了人物的深層心理。這些人物在對話時，都不是全部朝著一個方向，即便有不同的見解互為妥協，但那也只是暫時的，而互為對峙與相互消解卻是絕對的。即使是人物內心的獨自語，也是互為融和又互為抵抗，直指個人內心情感和思想的鬥爭和掙扎，充滿了善與惡、愛與憎、高尚與卑劣等各種多層次的複雜心理。

小說的主人公被喚作“白痴”本身就充滿了反諷的意味。“白痴”思維奇怪而單純，不能被世人所理解；白痴的行為不合於常規，不能為世人所贊同。沒有人願意被冠以“白痴”之名，它代表著“智力”的不發達，代表著“病態”的執著。但是，對於“白痴”梅詩金而言，他的思想和行為是合一的，是“美”的踐行者，沒有絲毫的遲疑和虛偽。如果梅詩金是“正常”的，那四周的人便是“白痴”。但我們只能認為我們是“正常”的，梅詩金的確是一個不合時宜的“白痴”。

在受難的語境中，“白痴”二字意味深長。小說中，“白痴”主要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指由畸形病造成的痴傻無知的病態；一是指不諺世故的天真無知的窘態。就病態而言，白痴象徵著主人公的純潔。耶酥基督未婚受孕，從而避兔了原罪。這在梅思金身上卻無法複製，而白痴由於智力底下、缺乏理解的能力，得以避免被世人的思想污染。梅思金由白痴出場，以白痴結束，正對應著耶穌基督純治的降臨和完美的升天。而在這過程中，白痴作為不可徹底醫治的癲癇病的結果，在梅思金身上就象徵了永無止境的苦痛和受難。在第三層意思上，作為白痴則意味遭受極度的羞辱。儘管梅思金一再聲稱，他的病已經治癒，但幾乎所有的人都堅持認為他是白痴，有背後指戳，更有當面潑罵。而這個以“基督式的逆來顧受，忍耐一切的人，難一惱火的事情就是人們老是叫他白痴，為此竟然不惜冒犯他人也要糾正，一反謙卑之謝態，足見這稱呼對他造成了多麼大的傷害。”由此也可見，不論是在哪層含義上，“白痴”兩個字對於構思者而言都是巨大的苦痛，而“白痴”作為書名，也正像美國作家霍桑作為書名的“紅字”一樣，象徵了受難。

陀思妥耶夫斯基時常略去敘事時應該有的內容，雖不影響外表完整的整體結構，但小說中存在著明顯的斷層和裂縫。比如《白痴》中有三處本該顯示梅詩金公爵神跡、對人心有所裨益的談話：他給孩子們講道理；他安慰被羞辱的加尼亞；他在莫斯科和羅戈任的長談。作家卻省略他所講的道理和他們談話的內容，使得人物的前後態度、性格和善惡轉變得有些突冗。

第二部里作家將公爵尋找納斯塔霞的明線進行倒錯敘述，為聯結整體結構準備了條件，公爵和阿格拉姬萌生的愛意作為一條暗線漸漸浮現出來，並揉進羅戈任對納斯塔霞愛情的絕望、對公爵的報復，原先并行的四位男女主人公的命運，逐漸向一起收攏，為進一步展開矛盾衝突積著力量。文似看山不喜平，由隱藏式結構空白形成的結構上的“陌生化”，既為讀者的閱讀增加了理解的難度，延長了審美效果的時長，又使小說的多條線索并行展開，不機械呆板，也不累贅冗長。

《白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讓不同的聲音和線索在文本中整齊前進。所有人物的形象和意識都不是作者統一安排，他們的性格都是在對話中顯現出來。圍繞著公爵，展開了他與納斯塔霞、阿格麗亞之間的兩段愛情故事，其他人物，羅果仁、加尼亞、托茨基都互相牽連，又互不干涉，所有人都積極地參與《白痴》文本主題的對話中。這種對話的功能不在於人物之間互敘長短、互訴衷腸，而主要是為了顯示不同聲音、不同的理念、各自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和敘述這個世界的不同言語。

因此，作者提供了異彩紛呈的文本世界，有梅詩金公爵代表的日趨衰弱的基督教之音，有居於統治地位的、異常強大的時代之音，也有隱隱出現、尚未完全顯露的聲音，如以加尼亞為代表的虛無主義，甚至還隱藏了一些不為人知的聲音，如伊波利特的那份《我的必要的說明》。他們的各種聲音相互交軋彷彿他們不是在議論世界，而是在和世界對話，這種對話形式使文本呈現開放之狀，保留了一種張力，一種可供對立或相反意見馳騁的宏大空間，這樣就深刻地揭示了人類思維的對話特質，同時也預示了一個必然要來臨的多元對話的“眾聲喧嘩”的時代。

俄裔美國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梅詩金公爵是一個絕對的好人，一個純潔無暇的傻瓜，是謙恭自製、靈魂平和的集大成者。

德國作家赫爾曼·黑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中的梅詩金公爵可暫與耶穌比較。的確，可以這樣比較。如果一個人抓住了一個奇異的真理，又將思索與生活合而為一，以致孤立於周遭的人群中，成為一切的敵人，這樣的人便可以和耶穌相比。除此而外，梅詩金與耶穌之間的類似並不十分顯著。

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年11月11日—1881年2月9日），俄國作家。

184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寫出他的處女作——書信體小說《窮人》。1846年1月《窮人》連載於期刊《彼得堡文集》上。1849年因牽涉反對沙皇的革命活動而被捕，並宣佈於1849年11月16日執行死刑，但是在行刑之前的一刻被改判成了流放西伯利亞。在西伯利亞，他的身體每況愈下，癲癇症時常發，作。1854 年他終於得到釋放，但是要求必須在西伯利亞服役，直到1858年升為少尉后他才有自己的時間來思考與寫作。這十年的經歷讓他開始反省自己，篤信宗教。

18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聖彼得堡，次年發表了長篇《被侮辱與被損害的》。1864年他的第一任妻子和兄長相繼逝世，他瀕臨破產，整個人陷入消沉之中。1866年他的代表作《罪與罰》出版，為作者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兩年後，他完成了小說《白痴》。1872年完成了《群魔》，1880年他發表了《卡拉馬佐夫兄弟》，這是他最後一部作品。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準備寫作《卡拉馬佐夫兄弟》第二部；同年2月9日，他在寫作時筆筒掉到地上，滾到柜子底下，他在搬柜子過程中用力過大，結果導致血管破裂，當天去世，葬於聖彼得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