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令瓚

梁令瓚於玄宗開元（713—741）時任集賢院待詔、率府兵曹參軍。開元九年李隆基命僧一行改造新曆（大衍曆），而無黃道游儀測候，令瓚精天文、數學，因創製游儀木樣。后又與一行共同創製渾天銅儀。工篆書，擅畫人物。此圖原分為上下兩卷，前畫五星，后畫二十八宿。五星，亦稱五緯，謂金木水火土五行星；二十八宿，中國古時天文學家將周天的恆星分為三垣二十八宿，而附以諸星座。

他創造的黃道游儀，為唐代先進曆法《大衍曆》的編修提供了先決條件；他同高僧張遂(一行，683—727年)合制的“水運渾天”儀，是當時中國獨有的天文鐘，在世界天文學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他的繪畫可和著名畫家吳道子媲美。唐玄宗命僧一行主持改歷，因“無由測候”而沒法著手。梁令瓚時任率府兵曹參軍，是天文業餘愛好者。他仔細研究了前人所制天文儀器，經過試驗、比較，按自己的設想，繪製了圖樣，又用木料製成模型，即“黃道游儀”，經過常規演示，甚為精密。皇帝派一行和梁令瓚主持，鑄成金屬黃道游儀。用它測量28宿距天球極北的度數，在世界上第一次發現了恆星位置變動的現象，比歐洲要早約1000年。黃道游儀的成功，解決了“無由測候”的矛盾。一行根據大量觀測數據，進行統一歸算，終於寫出《大衍曆》初稿，後由歷官整理成書，頒行全國，在唐朝行用了29年後傳入日本，行用近百年。他在天文儀器製造史上另一偉大貢獻，是在和一行製造渾天儀的同時，發明了自動報時裝置，它是全世界最早的機械鐘。

梁令瓚是唐代著名的天文儀器製造專家。由於中國古代史籍對科學技術的忽視，對梁令瓚的記載相當簡略。從新、舊《唐書》的《玄宗本紀》和《曆法志》中可以知道，身為蜀人的梁令瓚大約是與僧一行（俗名張遂，公元683-727年）同時代的人，他在天文科技上作出了相當的貢獻，儘管記載相當簡略，卻絲毫無損於梁令瓚的科技成果在科學技術史上大放光彩。因為他創製的黃道游儀，為唐代先進曆法《大衍曆》的編修提供了先決條件；他同僧一行合制的水運渾天儀自動報時裝置，開創了中國獨特的天文鐘先例，在世界天文史上也有劃時代的意義。

唐朝在玄宗之前，以太史令李淳風編製的《麟德歷》作為通行曆法。這個曆法較之以前的各種曆法，有很大進步；但沒有考慮因地軸的長期運動所帶來的歲差，因而運行時間越長，誤差越大。到唐玄宗開元九年（公元721年），已不能準確地預報日食，出現了太史頻奏日食不效的難堪局面。唐玄宗於是下詔，命僧一行編修新曆。

僧一行精通天文曆法，深知歷代天文學家都注重在實測的基礎上制訂曆法，沒有天象方面的客觀依據，就無法制定準確的曆法。他向玄宗提出：欲創歷立元，須知黃道進退，請太史令測候星變。而當時掌管天文曆法和氣象的國家機關太史監，因為沒有黃道游儀，無由測候，難以滿足僧一行的要求。

此時，正待制於而正書院的梁令瓚，是一個對渾象頗有研究的天文業餘愛好者。渾象雖不是黃道游儀，但二者是關係相近的天文儀器。渾象是在一個大圓球上刻畫或鑲嵌有星宿、赤道、黃道、恆隱圈、恆顯圈等，用來演示渾天說的表演性儀器。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家，都十分重視渾象的製作和運用，並不斷地改進渾象製作技術。梁令瓚仔細地研究和分析了前人所制渾象，特別認真地觀察了李淳風在唐貞觀初年所改制的四游儀。他發現由於月亮軌道平面變化很快，黃道和赤道的相對位置也因歲差而發生緩慢的變化，但四游儀對這種變化卻反映不出來。經過反覆的試驗、比較，梁今瓚摸索著將鑲嵌在圓球上的固定黃道，改為能在赤道上移動的遊動黃道，以表示古人所理解的歲差。他按照自己的設想，繪製了圖樣，又用木料製成模型，即黃道游儀，經過演示，甚為精密。

僧一行對梁令瓚的黃道游儀很感興趣，因為這對於推算日月運行大有幫助，特別是遊動黃道能符合歲差，恰好彌補了李淳風四游儀的不足。他向玄宗報告說：黃道游儀，古有其術，而無其器。昔人潛思，皆未能得。今令瓚所為，日道月交，皆自然契合，於推步尤要，請更鑄以鋼鐵。唐玄宗立即批准了並派僧一行和梁令瓚主持。他們帶領工匠，經過兩年多的努力，於開元十一年鑄成黃道游儀。這架天文儀器除了具有符合歲差的優點外，還能使赤道開合，觀測者可以從黃道環上讀出所需數據，既減少了運算層次，又增強了準確性。唐玄宗對黃道游儀非常嘉許，親自撰寫銘文，用金字書於儀輪之上，又命學士陸去泰將鑄儀時間及工匠姓名，用銀字書於儀盤下。

黃道游儀置於專門觀察天文的靈台上，以供觀測使用。僧一行運用這架儀器，做了許多有重大意義的工作。他在測量星宿的經緯度時，在世界上第一次發現了恆星自行的現象，即發現了恆星的運動，這比歐洲的相同發現約早一千年；他根據大量的觀測數據，進行統一歸算，完成了大衍曆初稿。開元十七年，根據大衍曆編成的曆書頒行中國，經過檢驗，比當時的各種曆法都精密得多。大衍曆後來傳人日本，行用近百年。

在製作黃道游儀的同時，梁今瓚又與僧一行共同製造渾天儀，並在製作過程中發明了自動報時裝置，開創了中國獨特的；天文鐘先例。

渾天儀又叫渾儀，是反映當時先進的天文學理論渾天說的一種天文儀器。中國製造渾儀的歷史相當悠久，漢代張衡已開始用水力推動齒輪，使圓球運轉，正好一天一周。但到了唐代，流傳下來的渾天儀已不能適用。梁令瓚和僧一行在製作黃道游儀時，認為改造渾天儀十分必要，渾天儀也應按照黃道游儀的製作方法，使黃道運行，這樣，簡而易從，可以制器垂象。

梁今瓚和僧一行按照黃道游儀的製作方法，經過反覆努力，終於重新製成了渾天儀。新的渾天儀，用木櫃表示地平，圓球的一半在地平之上，一半在地平之下，以觀測朔望；木櫃中各施輪軸，鉤見關繅，交錯相持，又立二木人於地平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渾天儀採用傳統方法，以水為動力，使其自轉，因而稱為水運渾天。這個水運渾天儀一晝夜自轉一周，正好和周天恆星的運轉相一致。

水運渾天儀是一具依靠水力而使其運轉，能模仿天體運行的儀器，並可以測定時間。這個渾天儀改進了漢代科學家張衡的設計，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除了表現星宿的運動以外，還能表現日升月落，當然比張衡的水運渾象儀更加精巧、複雜了。所以，當水運渾天儀造成之後，置於武成殿前，文武百僚觀看后，無不為其製作精妙，測定朔望、報告時辰準確而嘆服，共稱其妙。

特別需要提出的是在水運渾天儀上，還設有兩個木人，用齒輪帶動，一個木人每刻（古代把一晝夜分為一百刻）自動擊鼓，一個木人每辰（合現在兩個小時）自動撞鐘。這兩個木人當然應該說是運用機械原理而製成的古代機器人。這是一個十分巧妙的計時機械，是世界上最早的機械時鐘裝置，是現代機械類鐘錶的祖先，比公元1370年西方才出現的威克鍾要早六個世紀，這充分顯示了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和科學家的聰明才智。

儘管這架水運渾天儀在使用了一段時間后，便因銅鐵漸澀，不能自轉而進入博物館了。但是，梁令瓚和僧一行卻以獲得天文鐘的發明權而永垂史冊。英國著名科技史家李約瑟博士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中說：梁令瓚和僧一行所發明的平行聯動裝置，實質上就是最早的機械時鐘，是一切擒縱器的祖先，走在歐洲14世紀第一具機械時鐘的前面；西方關於鐘錶裝置是14世紀早期歐洲的發明這一說法，是完全錯誤的。

梁今瓚除了製造天文儀器而外，亦工篆書，擅畫人物，是唐代著名畫家之一。他所畫的人物，也是同天文緊密聯繫著的，存世作品有《王星二十八宿真形圖》，形象逼真，活靈活現，極受稱譽。據《圖繪寶鑒》記載，宋代名畫家李伯時讚揚梁令瓚的人物畫甚似吳生，能和當時的著名畫家吳道子相比美，其畫藝的高超已不言而喻了。

梁令瓚在唐玄宗開元九年（公元721年），一行（張遂）受詔改治新曆，為此他提出要製造一架可供觀測日、月、五星位置的新儀器。率府長史梁令瓚按照一行的觀測要求進行設計，並製成木製模型。一行試用滿意，就於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改製成鑄銅，名為黃道游儀。

黃道游儀的結構與李淳風的渾天黃道儀大體一致，也是三重。最外面的一重由三個環組成，與李淳風的六合儀相當，所不同的只是用通過天頂和正東正西的卯酉環取代了六合儀中的赤道環。中間一重與李淳風的三辰儀相當，只是黃道環和赤道環不再固連。梁令瓚的設計為赤道環上每隔一度有一圓孔，使黃道環能在赤道環上移動，以模擬當時所理解的歲差現象，這也是黃道游儀名稱的來由。黃道游儀中白道環的移動也是一度一格，比李淳風的249個孔更為合理。此外，為了便於中天觀測，黃道游儀的四根支柱安置在四個斜角位置。一行用這架儀器測定了大衍曆所需的各種數據，其中包括150多顆恆星位置，與南北朝以後的測定值比較，已有很大的差異。經近人研究，這些差異主要是歲差引起的。觀測結果同時也說明黃道游儀的精度較高，已能測出200年以內歲差對恆星位置的影響。

開元十一年，梁令瓚和一行還合作製造了一件新裝置，叫開元水運渾天俯視圖，不但可以演示天象，還可以反映時間的流逝。該裝置的結構大略為：渾象球體安置在一個開口朝上的木製柜子中，一半在外，一半於內，則木柜上緣可視為地平，櫃內還有很多互相交錯的齒輪結構。上緣之上立有兩個木人，一個每刻擊鼓，一個每辰敲鐘，皆靠流水操縱，自動自為，可以算作歷史上最早的自鳴鐘。

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圖卷：簡介：絹本設色，縱27。5厘米，橫489。7厘米。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本圖繪五星二十八宿神形象。五星即金、木、水、火、土星。二十八宿最初是古人為比較日、月、五星的的運動而選擇的二十八個星官，作為觀測時的標誌。此圖繪想象中的星宿形象，現僅存五星和十二宿圖。推測此圖當為原作之上卷。每星、宿一圖，或作女像，或作老人，或作少年，或獸首人身。每圖前有篆書說明。卷首題有隸書奉義郎龍州別駕集賢院待制仍太史梁令瓚□。人物用遊絲描，細勁秀逸，勻潔流暢，設色古雅精微，圖中的牛、馬等動物亦生動傳神，畫風謹嚴。圖中太白星神、風星神的形象，臉部修長，尚存南朝人物畫的遺風，可能據時代更早的底本臨摹所致。本圖亦被題為梁張僧繇所作。據明清人著錄記載，當時流傳時代較早，內容相同的同名畫卷不止一本。卷中鈐有宣和殿寶和雙龍璽，可知曾藏於宋宣和內府，清中期為安岐所藏，清末歸完顏景賢，后流入日本。《圖繪寶鑒》、《平生壯觀》、《大觀錄》、《墨緣匯觀》著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