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碑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

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並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范，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 ，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叢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

嗚乎！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

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為奴。沖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逾。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1.箕子：名胥余，商紂王叔父，因封在箕地，又稱箕子。

2.謨：謀划。范：法，原則。

3.隤（tuí）：跌倒。

4.明夷：卦名，象徵暗君在上、明臣在下，明臣隱藏起自己的智慧。

5.彝（yí）：常規。倫：人倫。

6.洪範：相傳為禹時的文獻《洪範》，箕子增訂並獻給周武王。

7.俾：使達到某種程度。

8.率：遵守。

9.叢：聚集。厥：其他的。

10.殄(tiǎn)：盡、絕，滅絕。

11.向使：如果。未稔：沒成熟，沒達到頂點。

12.武庚：名祿父，紂王子。周武王滅商，封武庚以存殷祀。武王死，武庚與管叔蔡叔反叛被殺。

凡是有德行的人遵從的道理有三種：第一是糾正人違法作亂。第二是把大道傳授於聖人。第三是教化萬民。在殷朝時有一位仁人叫箕子，他實實在在地具備了這三道，以大德行立於世上。所以孔子在敘述六經的要旨大意時，尤其殷勤。

在殷紂王之時，大道逆亂，上天的震怒不能引起人們警戒，聖人的言論無所用處。臣下拚死進諫，把己身的生死置之度外，誠然是仁者的作為了，但無益於殷朝的社稷祭祀，所以不這樣做；委曲求全，以保存殷朝的祭祀，誠然是仁者的所為了，但是亡國的預兆很明顯，所以不忍心去這樣做。這兩條路，都有人行了。這樣的作為，是保其賢明，與世俗人一同俯仰曲伸，隱藏自己的謀略，在奴隸中間受凌辱。雖然卑微不得意，但也不肯亂來；雖然頹廢失落，但忠心不熄滅。所以《易》上說：“箕子不敢顯露自己的明智。”這就是蒙受苦難而能堅持正道。等到天命已經改變，百姓已經走上正軌，就拿出大法《洪範》以傳授聖人，周公旦得依此法序次倫常，後來設立大典章制度。所以《書》說：“箕子歸來作《洪範》。”這就是把大道傳授聖人。到了周朝封箕子於朝鮮地方，他順應大道，教育感化俗人，德行無論大小，人群不論親疏遠近，光大殷朝的祭祀，使得夷狄蠻荒變為中華，這是教化萬民呢。這些大道聚集於箕子一身；天地之變化，箕子獨得其正氣，這真是有大道德的人了！

唉！當周朝還沒有建立，殷商還沒有滅亡的時候，殷商大臣比干已死，微子也已離去。假如殷紂還沒有惡貫滿盈，竟然自斃，紂王之子武庚憂慮亂世，圖謀保存殷朝，此時國中沒有賢明之人，誰能輔佐治理呢？這是人事中或者有的吧。但箕子先生隱忍受辱為奴，也許是有志於此么？

唐朝某年，建箕子廟於汲郡，歲歲祭祀，欽佩先生獨自列入《易》卦象之中，所以我作了這篇頌詞。

柳宗元因參加王叔文集團，實行政治革新而獲罪，被貶謫到荒遠的邊郡為官，他的遭遇與商代賢者箕子的遭遇有類似之處。因此，這篇碑文是借讚美箕子來寄託自己的信念和抱負的。文章雖以議論為主，但行文中卻蘊含著深厚的感情和無限的感慨。

《箕子碑》全文選自《柳河東集》，碑文部分選自《古文觀止》第六卷，是作者為箕子廟寫的碑文。

作者在文章開篇鮮明地提出了品德高尚的人立身處世的三個要點，然後逐條用人物的行為來加以闡述：要蒙受苦難、堅守正道；把法典傳授給明君；將教化施及人民。即：道德高尚的偉大人物立身處世的三個標準：一、正蒙難：要蒙受苦難，堅守正道。二、法授聖：要把法典傳授給明君；三、化及民：將教化施及人民。殷商有仁人叫箕子，立身處世完全符合上述三個標準。

第二段，逐條用人物的行為來加以對照闡述。箕子所處的時代，殷商末年紂王荒淫無道，武王滅商，他帶著商的祭器降周，周公滅武庚后，封微子啟於宋，保存了商宗族。而箕子勸諫無效，於是佯裝瘋癲，結果被囚禁起來。所以《易經》卦象說：“箕子之明夷。”“明入地中”，象徵明臣在下，暗主在上，明臣不敢發揮自己的才能。這就是“正蒙難”。箕子和比干、微子並稱為“商末三仁”，但他採取的是他認為最可取的方式。

第三段，作者認為箕子在比干已死，微子已去時，採取了裝瘋賣傻的隱忍方式，是一種明智之舉。如柳宗元在碑文的結尾說到箕子隱忍圖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對箕子的崇敬之情。文章高度讚頌了箕子既忠貞又富有智慧，忍辱負重，輔助聖王建立國家典章制度，推崇教化治理人民的重大業績。結尾說到隱忍圖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對箕子的崇敬心情。

該文反映了作者當時的政治處境和心情概況。

著名歷史學者杜彤華：“《箕子碑》全文脈絡清晰，對人物評價中肯到位，是一篇經典古文。”

著名學者霍旭東：“讀此文，不僅了解箕子的偉大，更重要的是“三道”對我大有裨益，三道即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他告訴我們，在遭遇困難時，即使是遭遇滅頂之災，也不能放棄正道，放棄正義，更不能放棄心中的理想。”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唐代著名文學家、思想家。祖籍

河東（今山西省芮城、運城一帶），柳出身於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早年為考進士，文以辭采華麗為工。唐宋八大家之一，與韓愈共同倡導唐代古文運動，並稱“韓柳”。劉禹錫與之並稱“劉柳”。王維、孟浩然、韋應物與之並稱“王孟韋柳”。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詩文作品，其哲學思想中具有樸素的唯物論成分，政治思想主要表現為重“勢”的社會歷史觀和儒家的民本思想，文學作品語言樸素自然、風格淡雅而意味深長，代表作有《黔之驢》、《捕蛇者說》、《永州八記》及絕句《江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