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慾主義

禁慾主義（Asceticism）是指一種以戒除世俗歡愉為特點的生活（也稱苦修，austerity）。那些實踐禁慾主義生活方式的人，通常會感到他們的所作所為具備高尚的道德情操，他們不斷地追求這種生活，以達到更高的精神層次。

在一種較為諷刺的語境之中，禁慾主義也許包含著一些類似於自我侮辱，對肉體的儀式性懲罰，或者對歡愉的嚴厲克制。不過，“禁慾主義”這個詞卻並不一定指這些消極的涵義。

“禁慾主義”的形容詞“禁慾的”（ascetic）來源於古希臘術語askesis（意思是“練習”、“訓練”）。所以，“禁慾”一詞最初是和包含嚴格紀律的訓練形式有關，後來則發展出放棄對更高的智慧、情感或精神的追求這樣的意思。

在古希臘社會，很多戰士和運動員要進行嚴格的askesis這樣的訓練，以求得到最完美的健康體質和優雅體態。於是，這種參與askesis訓練的人他們的生活樣式，或者說生活信條、原則，就是我們現在說的禁慾主義（asceticism）。

關於禁慾主義生活方式的經驗，在宗教和世俗體系中均可見到。比如說，古代希伯來教徒就以絕食來成為聖人；早期希臘人實施一種嚴格的養生方法（regimen）來為戰爭做好準備；斯多噶哲學家則反對肉體的歡愉，以求達到更崇高的精神理想。基督教的僧侶則在荒漠中獨居，避開世俗的享樂。以及因宗教改革而出現的清教徒，則要忍耐新英格蘭冰冷的會議廳中硬木長凳。

禁慾主義通常是與僧侶、瑜伽師和牧師有關的，不過，其實任何個人都有可能去選擇過一種禁慾的生活。比如：老子、釋迦牟尼、摩訶毗羅、聖安東尼、聖方濟各亞西西、聖雄甘地、大衛·奧古斯丁·貝克爾（David Augustine Baker）等等，都能被稱為是禁慾者。上述中大部分都離開了家庭，放棄了財產，不願在家中生活，而情願過乞丐般的生活，但在他們的信徒眼中，他們展示了偉大的精神力量，或者說，這是一種對世人的啟蒙。

印度的聖人，或者被成為棄欲者（Sadhus），他們的極端的苦行方式是很著名的。這些將自我獻身給神性或一種本原的做法，通常就是發誓永遠不使用兩條腿中的一條，或者是發誓要把一隻胳膊往上舉幾個月甚至幾年。但印度教不同教派和不同聖人的苦行方式是千變萬化的。

釋迦牟尼

歷史上真實的釋迦牟尼在離開了曾經的極度奢侈的生活——他父親的宮廷之後，養成了一種極度禁慾的生活方式。但對於釋迦牟尼來說，他首先卻是拒絕極端的禁慾主義，認為後者是對“對苦難的終極解脫”（涅盤）的阻礙。他在奢侈與縱慾之外，找到了另一條滿足肉體需求的道路。這就是為人所知的“中間道路”（Middle Path或Middle Way），也成為了佛學中的核心原則。

上述中間道路對禁慾主義調和的程度，取決於各時期對佛教的不同闡釋。某些傳統是更為強調禁慾主義的。

傳統

在《律藏》中所描述的一位佛教“從業者”（和尚或尼姑）的基本生活方式，既不是過度艱苦的，也不是過分享樂的。和尚和尼姑都要有足夠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特別像食物、藥物、衣著、居所這種），從而可以生活得又安全又健康，而不會染上疾病或身體虛弱。《律藏》所說的生活方式也許有些困苦，但其實這和斯巴達人差不多，而與真正的禁慾主義，就相距較遠了。為了放棄而放棄是不提倡的，儘管這確實象徵著一種個人的自我禁絕。佛教僧侶的生活方式的上述設計，目的是為了防止生活中的物質環境對僧侶的宗教修行產生不良影響。從這個角度而言，不充足的的財產的量，就是恰好滿足生活需要，而不是有過多的財產了。

最初一些僧侶請求能夠實行一些特別禁慾的修行，但釋迦牟尼反對其中的大部分修行方式。這些修行，比如說在空地上睡覺，在墓地或火葬場定居，以布條蔽體等等，它們最初看起來都過於極端，從而有可能會顛覆周圍社區的社會價值觀，或者有可能因為僧侶們各自比試苦修程度而導致教派分裂。巴利文經典記錄下了早期對某些修行方式的禁令，但是這些苦修（比如說頭陀行）最終還是為佛教社區所接受下來。在覺音的《清靜道論》中就有相關的記載，而且它們最後還成為了泰國林居傳統（Thai Forest Tradition）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大、小乘佛教對比

與小乘佛教各宗派相比，大乘佛教的傳統在修行操守上要放鬆一些。這個與重要地區中心和文化中心特殊性相聯繫的事實，導致了在大乘佛教傳播地區人們對待禁慾主義的態度各不相同。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東亞佛教區那裡，尤其是在中國和日本，素食主義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小乘佛教教徒必須去吃任何信眾所提供給他們的食物，這些食物裡面就包括有肉；而東亞的大乘佛教教徒則大部分都是素食主義者。這其中有很多緣故，有可能是因為大乘佛教教義中對素食主義的特別教導，也有可能是因為東亞在佛教傳入之前有其自身的文化態勢，還有可能是因為東亞信眾捐獻的方式有所不同。當東南亞和斯里蘭卡的教徒還得去乞討每天的食物時，東亞的僧侶則是接受來自信眾的大量食品（或者是買食品的錢財）。後者在寺院中還設置了一個廚房，廚房人員有僧侶自己，也有世俗的信眾，為僧侶們提供日常飯菜。

類似地，多樣的經文和文化樣態，在其他大乘佛教修行中會帶來對禁慾主義的強調。比如說《妙法蓮華經》中說了一個故事，講一位菩薩進行自_焚，將自己獻給世上所有的佛陀。這為大乘佛教文化區中的信徒樹立了一個榜樣，也許鼓勵了越南和尚釋廣德（Thich Quang Duc）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引人注目的自焚事件。其他例子就不用贅述了。

基督教傳統中的禁慾主義，是一個修行的紀律規範，它的目的是要讓信徒得到拯救，或者更進一步來說是要讓信徒有所悔悟，當然也包括精神啟蒙的目的。雖然修道院中的修士和修女的嚴格修行是最常見的，但其他早期的基督徒的禁慾主義修行也有不少。

古典時代晚期的基督教作者，像奧利金（Origen）、哲羅姆、約翰·克里索斯托（John Chrysostom）和奧古斯丁，都是在一個高度禁慾主義的宗教環境中解釋聖經文本的涵義的。通過這些評註，他們創造了一種嶄新的“禁慾化的經文”，同時也是一種禁慾化版本的基督教。在經文中我們可以找到禁慾主義生活方式的例子，比如說施洗約翰、耶穌、十二使徒和聖保羅，還有路加所描述的原始基督教社區中的生活（徒4:32）。《死海文書》則向我們展示了古代猶太人的艾賽尼教派（Essenes）的苦修，他們這樣做是為了準備一場聖戰。所以，哲羅姆這樣的修行者其實完全不是禁慾主義的創始人了（雖然很多評論認為他就是）。而且，像聖安東尼（公元251－356年）的沙漠苦修，也是延續前幾個 世紀的基督教社區或原始教派的苦修傳統而已。在早期基督教的文本和實踐之中，對於禁慾主義的宗教生活的強調，看來是非常明顯的。其他禁慾主義的基督教徒，還比如說是聖方濟各亞西西（Francis of Assisi，詳見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對於現代的讀者來說，早期修道院中的禁慾主義，也許大部分像是只有性慾的禁絕。但是，拋棄性慾只是禁慾主義的戒律的一個方面而已。古代的修士和修女們有著其他與拋棄性慾相等份量的需要考慮的品質，它們是：自負、憐憫、辨別力、耐心、評判他人、禱告、殷勤、施捨。對於早期的基督徒而言，貪食是一種比性更為原罪性的問題，所以減少食物攝取同樣是禁慾主義的一個側面。舉個例子來說，十分系統的《言論集》（Apophthegmata）有二十個以上不同主題的章節，但是只有一個章節是講性慾的。（詳見：Elizabeth A. Clark, Reading Renunciation: Asceticism and Scripture in Early Christianity, Princeton: 1999）

天主教和新教

天主教和新教的禁慾主義的主要區別在於，前者的禁慾主義是出世的，而後者的則是入世的。這種對比在它們各自的隱喻中可以看出來。中世紀禁慾主義暗示了一種對神聖進行冥想的“財產”；宗教改革時期的禁慾主義則代表了一種虔敬的“行動”。天主教禁慾者將自身看作是一個神聖的“花瓶”，而新教禁慾者則將自身看作是一個神聖的“工具”。天主教徒將世俗世界中的行動視為對某人的拯救的威脅，因此轉而投入冥想。新教徒則在掌握、控制世俗世界中找到了一種安定感，從而將冥想視為一種自我阻礙。外向的虔信的和積極的生活，失去了上述內向的經驗。新教徒被迫去付出艱苦卓絕的努力來完成上帝賦予的目標。這種以行動為導向的做法，迫使每個個體持續不斷地去找出該完成的任務，然後去謹慎地、系統地完成任務。這就是一種“義務的禁慾主義”（asceticism of duty）。在這種方法之中，世俗的禁慾主義給一位新教的普通信徒強加一種規範，恰似天主教僧侶所實行的那樣。盧梭就認為加爾文教徒是生活在“世俗世界中的僧侶”。

確實，很多新教的禁慾主義應歸於加爾文主義。看一下約翰·加爾文（1509－1564）的個人習慣和狀態，是很有幫助的。根據加爾文的傳記，這位偉大改革家的成人生活，代表了一種“適度節制”（sobriety）的姿態，這其實是一種在極端禁慾主義和縱慾之間的妥協。成人後的加爾文曾經評論道，“我們並不禁止大笑，也不禁止喝酒”，這就表明他已經遠離了他年輕時候的禁慾主義信條。不過，他的個人“適度節制”卻是站在使他取得改革成就的加爾文主義的對立面的。加爾文比較有名的信徒如約翰·諾克斯（John Knox）則是貶低關於“適度節制”的教導的，他將道德生活定義為自我否定的方式之一。加爾文主義的最初教條被轉變為一種苛刻的禁慾規範，這也是一種極端的本本主義，是有關生活方式的精確規範化的理論，同時又是有關工作的強化了的精神。加爾文主義在加爾文死後的傳播，幾乎都是朝著更嚴格的教條和修行方向發展的。（我們有必要注意，並非所有的清教徒都是禁慾主義者，而且歐美的最流行的清教主義是一種中和，或者說是妥協。）

道德危險

上述這種形式的禁慾主義，要求每個個體都必須在他/她的生活的一切方面，具有意志力和堅毅品質。就像新教認為人類的存在是由意願塑造的這樣的觀點一樣，新教的禁慾主義不僅僅要掌控世俗世界，而且也要掌控肉體。惡人正是在自己尋求一種肉體的滿足。食慾則被視為一種形式的“財產”。比如在清教徒中，自我壓制實際上成為了一種癖好，他們還有著由苛刻的道德主義所定義出來的人格。清教徒領袖宣稱，跳舞、看戲、賭博、抽煙、酗酒、憤怒、以及放縱性慾之中，都含有一種巨大的道德危險。

道德記賬

這種嚴厲的規範和對慾望的壓制是有其回報的，如果我們考慮清教徒與 上帝之間的契約的話。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為此構建了“精神重商主義”這樣的術語，換句話說就是，如此多的順從將會換來同樣優厚的回報。於是，加爾文主義者就進入了一個“道德記賬”的系統，上面的記錄是無法抹去的。而在最後結賬之前，貸方和借方必須要互相收支平衡。（詳見：J. T. McNeill, The History and Character of Calvinism, Oxford: 1954）

禁慾主義同神秘主義一樣，對於穆罕默德來說——他的信仰有著強烈的社會性——是外來的事物。不過，有些教派比如蘇菲派（Sufism），則在某些方面與禁慾主義有著一致的地方。阿拉伯語對禁慾者的稱呼是“zuhd”。

蘇菲主義不僅僅是神秘主義的，而且也是一個禁慾主義的運動，就像其名字表示的那樣：“Sufi”指的是苦修者的粗羊毛長袍。穆斯林苦修者經常越過在禁慾主義和神秘主義之間的自然橋樑。穆斯林苦修者通過對《古蘭經》的冥想和向真主的禱告，這就鋪設了一條被真主所吸納的苦修生活的路途，從而實現蘇菲主義所說的拯救。（參見：Alfred Braunthal, Salvation and the Perfect Society,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