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濟寺塔

康濟寺塔始建於西夏，坐落在大羅山東麓的寧夏同心縣韋州鎮。公元1391年，朱元璋的第16個兒子朱受封到韋州當慶王，看到西夏古城裡康濟寺，是一座孤塔，大殿柱廊全無，成為僅剩碎磚爛瓦和長滿青苔的遺址，就捐資興修了一座大殿——千佛殿。後來，這個寺的和尚，發起化緣募捐，重修培身，兩殿兩廊，修整得金碧輝煌。又歷經幾代，在九級塔上又增高四級。

康濟寺塔由塔身、塔座、相輪寶頂三部分組成。塔的底層較高，二層以上被層層密檐平座緊箍向上，逐級收縮，與塔剎寶頂有機結合，形成剛勁有力的拋線外輪廓，顯得凝重柔美，體現了我國早期密檐式佛塔的風格。毗鄰有覆缽式磚塔一座，高度約為康濟寺塔的一半，具有藏式風格。

康濟寺塔建築結構系平地而起密檐式空心磚塔，原為九層，明嘉靖六年（一五二七年）重修時，又在原塔上增建層成為十三層，但保留了該塔原形。明萬曆九年（一五八一年）增建的四層毀於地震，在復原時仍保持十三層；清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年）第三次對該塔進行了維修。該塔最後一次整修是「改革開放」後的一九八五年。

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五年寧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在組織有關人員對康濟寺塔進行加固維修時，從塔中清理出土了佛教、道教的銅質像二十七尊，以及佛、道教經卷、題記磚等文物。

康濟寺塔屬佛教文物，而康濟禪寺在清朝同治年間，因馬化龍反清滅佛，焚寺逐僧，遂使廟宇化為灰燼，僅於古塔獨存，以致佛教活動停止至今。

康濟寺塔是一座平地而起的八角形密檐式十三層空心磚塔。塔原高39．20米，加固修復后的高度為42．70米，由塔身、剎座、相輪寶頂三部分組成。塔的底層較高，第二層以上被層層密檐平座緊箍，往上收分與剎座寶頂有機結合，形成剛勁有力的拋物線外廊，顯得宏偉、凝重，體現了我國早期密檐式佛塔的風格。

塔身通高35．58米。塔體是在夯實的黃土地上用黃泥漿將長31厘米、寬15．5厘米、邊長33厘米、厚7．5厘米的長方形、正方形磚混合往上平砌，並按一定尺寸和收分比例，在塔身上砌出疊澀腰檐和平座，用以增加塔身厚重、密實、多變的形體。除了底層南面辟有通往塔心室的券門和第十三層塔身各面砌裝有垂柱帳形磚雕假門龕及角柱，其餘各層塔身均為素麵，無門龕。每層檐角均裝有角術，掛有鐵鐸。塔心室高33．8米，隨外形往上內收至十三層合攏。其內壁共砌出四道台檐，並在其間裝有四道交叉梁。

塔剎基座是一個八角形兩級束腰須彌座式磚砌體。基座底面直徑3．66米，頂面直徑1．3米；座底八角形，邊長1．52米，座頂八角形，邊長44厘米；基座通高3．62米，用長方形和各種異形磚與塔身連接后平砌而成。基座原來砌裝有中心柱木，用以固定寶頂。其中凸腰肚下東南西北各斜面留有高33厘米，深1．43米的方洞，通往塔的中心柱，外口用單磚封掩。

寶頂維修前已塌毀，殘留有黑色和棕色釉的瓷片。說明該塔寶頂原是用陶瓷構件套裝在塔柱上的，其形制無法考證。現在的金屬寶頂，是1985年加固修繕時重新設計製作的。新裝寶頂由相輪、寶蓋、寶瓶三部分組成。相輪九級，底輪直徑1．5米，頂輪直徑89厘米，通高2．24米，寶蓋直徑1．5米，厚36厘米，與寶瓶焊裝；寶瓶高80厘米，直徑50厘米。

康濟寺塔始建於何時？現存的塔何年所修？長期以來，未有定論。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委員會在1963年2月23日審定公布康濟寺塔為第一批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時，暫斷為明代。隨後的介紹文章，也大都以明塔立論。為了徹底搞清康濟寺塔的年代，1984年至1985年間，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和同心縣文物管理所結合加固修繕工程，對此塔進行了認真的勘查和記錄。從收集到的資料和修繕施工中的出土文物分析，康濟寺塔始建於西夏，明代曾兩次重修過塔身上部和剎頂，但其形制仍保留了西夏密檐式佛塔的風格。那麼，斷定康濟寺塔為西夏時所建的主要依據是什麼呢?

據史書記載

明初太祖朱元璋派西平侯沐英統領各路兵馬盪除西北殘存的元代武裝而途經韋州古城時，曾見到東南隅的康濟寺內有一塔。又據《嘉靖寧夏新志》記載：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皇十六子朱栴為慶王而居韋州時，常從王府到寺院內觀賞這座古塔，並賦詩抒懷。

重修勒賜康濟禪寺

據《重修勒賜康濟禪寺浮圖碑》記載

記載據塔前現存明萬曆壬午年(公元1582年)《重修勒賜康濟禪寺浮圖碑》記載：明太祖立國之初，康濟寺內已有“浮圖九級未及成”，明嘉靖辛酉年(公元1561年)發生地震，使丁亥年(公元1527年)已修復的四級“傾頹若昔，前功用虛”。此碑記說明了原來修建的九級浮圖，雖經地震摧殘，終未損壞，而傾廢的只是明代丁亥年增修的九級以上部分。

西夏文墨書題記

1985年於兩塊磚上發現了西夏文墨書題記

在加固和修繕殘損的塔檐時，發現塔身第九層以下與第十層以上所用砌磚的規格、泥漿和砌築方法迥然不同。這說明第十層以上是後來增砌的。第九層以下塔身所用的長磚(31．5×15．5×7．5厘米)和方磚(33×33×6厘米)背面都有一手印痕。這與銀川西夏王陵、賀蘭縣拜寺口雙塔和宏佛塔等西夏建築遺存所採用的手印痕磚相同。另外，在翻修第九層疊澀挑檐時，於兩塊磚上發現了西夏文墨書題記。

從以上資料可知，康濟寺塔的始建年代應早於明而晚於唐。因西夏文字創造於元吳立國之後，遍查史志、碑記和修繕時發現的遺跡、遺物，又均無元代的記述和實物，故此塔只能是西夏立國之後所建。

西夏立國之初，元昊窮兵黷武，與北宋爭戰不息。他在韋州建築軍事據點，又在興慶府和賀蘭山東麓廣建宮室，耗盡人財物力，故無可能在韋州建寺院和立浮屠。西夏中、晚期，宋與遼、宋與金矛盾尖銳，而遼、金與西夏修好，故西夏的社會較為安定，經濟有所發展。為了緩和矛盾，施行教化，西夏統治者崇奉佛教，輸入經典，聘請高僧，在其境內修建了許多佛寺禪院。

確切地說，康濟寺塔應是此時所建。史書還記載：“宋重和元年(西夏雍寧三年，公元1118年)春二月，熙河、環慶、涇源地震旬日不止，壞城壁、廬舍，居民壓死者甚眾，人心慌亂。”“西夏天慶四年(宋紹興十三年，公元1143年)，首都興慶府地區又發生大地震，經月不止，人畜死亡者以萬計。”接著，夏州地裂泉涌，“出黑沙，阜高數丈，廣若長堤，林木皆沒，毀民居數千”(《西夏書事》卷三五)。這兩次較大的地震對西夏東南部地面建築和人畜造成嚴重損害。康濟寺塔應是在這兩次強烈地震之後的西夏仁宗仁孝(公元1140年至1193年)的後期所建，否則，也將遭受毀壞而不復存在。

,第一次修葺

康濟寺塔建成后的第一次修葺是在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這可以從1985年在加固和修繕此塔時發現的《金剛經》和《陀羅尼經》卷上捐修人“大明嘉靖六年初九日修葺”的題款中得到證明。這次修葺是在西夏時所建的“九級之上更增四級，升頂綴鈴，凡三載乃成”。明嘉靖六年增修的四級及寶頂，又被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的地震毀壞，使之前功盡棄。

第二次修葺

是在明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這次修葺仍在西夏所建的九級塔身之上，又復增四級，升頂於巔，綴鈴於角，並勒石立碑以志其功。從保存在塔前的明萬曆石碑和1985年從塔頂佛龕內發現的20塊刻有大明萬曆九年四月二十日重修寶塔施財功德主姓名的方塊磚可以說明，這次大規模修葺仍是民眾捐資。僅從塔上裝藏內沒有發現明萬曆以後的遺物來分析，保存至今的塔體是西夏始建和明萬曆九年增修的遺構。

第三次修葺

是在清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這次修葺，可以從塔身第三級東壁上的“乾隆三十一年重修”題記得到佐證。這次修繕僅是粉裝，即採用磚石、草泥將底層損壞部位填塞修補，並在塔身八麵塑造了23尊護塔羅漢像。

1964年砌護塔台座

1964年在底層塔身圈砌了護塔台座

在自治區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為了穩固康濟寺塔塔身，防止繼續損壞，當地文化部門採取應急措施，用青磚、白灰在底層塔身圈砌了護塔台座。

大規模的加固修繕工程

1984年至1985年大規模的加固修繕工程

是在國家文物局和自治區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由區文管會與同心縣政府密切配合，組成文物專業人員完成的。1984年，同心縣人民政府正式劃定了康濟寺塔的保護範圍，並由縣文物管理所主持完成了拆遷和保護的整修任務，為加固施工做好了各項準備。

1985年，在國家文物研究所高級工程師姜懷英、楊玉柱的設計和指導下，區文管會制定了施工方案，聘請雲南大理市古塔修繕隊組織施工，將塔身、塔檐的殘毀和損壞部位進行挖補修復，重新製作了塔檐角木鐵鐸和金屬剎頂，裝設了避雷器。為了達到抗震的目的，在塔身的隱蔽處採用了加固措施：其一，拆除了底層台座，在底層沿塔四周圍散水下澆注了50×70厘米的混凝土梁一道，並與底層塔身損壞部位所填補的高壓灌注的聚合物水泥沙漿連接在一起；其二，每隔兩層，在疊澀腰檐上部剔出一磚厚的深槽，澆注15×15厘米鋼砼圈樑一道；其三，在塔心室內壁也每隔四層加鋼砼圈樑一道，並裝置了雙道十字橫樑，以達到整體加固的目的。

1985年，在加固和修復康濟寺塔的施工中，除了有此文前面提到的第九層以上與第九層以下塔身磚質、砌法不同，第九層塔檐兩塊半方磚上有西夏文墨書題記，第三層塔身東壁上有“乾隆三十一年重修”題記，底層殘破塔身八面有23尊泥塑羅漢等發現外，還從第十三層塔身五個側面的假門龕內室及第一層塔檐轉角的朽木洞中，發現了一大批珍貴文物。

佛教和道教造像

佛教和道教銅質造像，共發現27尊，其中釋迦牟尼佛11尊，彌勒佛3尊，菩薩像7尊，弟子像4尊，無量祖師像1尊，老子像1尊。

佛教和道教經卷

維修時於塔頂剎座下的五個佛龕內共發現佛教和道教經卷15種，29冊，均為經折裝，有木旋、面印、燙金和手抄4種版本，其中大部分佛經為明代刊印。

藏、漢文咒語條

藏、漢文咒語條，共計36條。其中17條為藏文咒語，19條為漢文咒語，系用毛筆直接墨書於黃、紅色綿紙上。咒語條大小不一，一般長15—25厘米、寬5—10厘米。最長的一條49厘米，寬10厘米。咒語條發現時與五穀雜糧(麥子、稻子、蕎麥、糜谷及莞豆)、五色布(紅、黃、藍、白、青)、藏紅花、金代貨幣“大定通寶”、明代貨幣“嘉靖通寶”和“萬曆通寶”等一起用黃綿紙包好再用絲帶捆紮，放在銅質造像腹內。佛像拓片兩幅，大小相同，長40厘米、寬32厘米，是在黃裱紙上各拓一佛像，可惜已模糊不清。

題記磚

塔頂剎座下的5個佛龕內，共發現24塊題記磚。其中4塊為西夏文磚，規格為35×35×7厘米。磚上的文字系用毛筆直接豎寫在方磚上。西夏文字經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西夏文字專家史金波先生考證，皆為西夏時期的人名姓氏。

漢文磚的規格均為33×33×7厘米，磚的正面文字有手書和刻文兩種。通過對康濟寺的考究，剖析塔的構造特徵，研究古塔出土的文物，不但弄清了該塔的歷史沿革、內容，同時也加深了我們對韋州地區歷史文化、宗教文化的認識和了解。

西夏崇信佛教，在其境內各地修造了許多佛寺禪院，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文化遺產。康濟寺塔就是被保存下來較完整的古代建築。這處建築吸取了我國早期佛教建築(密檐佛塔)的造型特色，揉入了黨項、藏族崇尚的密宗儀軌習俗，使之成為西夏境內東南邊重鎮軍民部隊膜拜禱告的重要場所。

綜觀西夏王國歷史，韋州地區乃是古代游牧民族和中原農業民族互相影響、共同發展、繁榮昌盛的地方。康濟寺塔和它出土的文物就是這一歷史的見證。保護和研究這批珍貴的文化遺產，對於弘揚祖國優秀文化和加強民族團結都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塔里的磚上還有很多明朝萬曆九年（1581）的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