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該書共四篇36章。前三篇在1841年寫成，第四篇於1844年方告完成。

第一篇為歷史篇，含10章，通過對歐洲各國經濟政治狀況與不同特點的分析，認為自由貿易與保護貿易兩種不同經濟政策的取捨，應根據各國處於經濟發展的具體階段來確定。基於這樣的認識，李斯特在這一篇里提出了經濟發展階段的理論。李斯特是按照生產部門的發展狀況劃分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的。他寫道：“從經濟方面看來，國家都必須經過如下各發展階段：原始未開化時期，畜牧時期，農業時期，農工業時期，農工商業時期。”他指出，各國經濟發展所處的不同階段，是各國採取適當的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的依據。英國由於已發展到了第五個階段（農工商業階段），所以，自由貿易對英國是有利的。而德國和美國則正處於第四個發展階段（農工業時期），它們工業的發展需要由國家來保護，因此，德國和美國應實行保護關稅的政策。只有這樣，才能儘快過渡到第五個階段，並與英國競爭。

第二篇：理論篇，共17章，重點地闡述“政治和世界主義經濟學”、“生產能力理論與價值理論”的兩章。在這兩章里，李斯特首先對斯密的《國富論》作了攻擊。在李斯特看來，政治經濟只能是國民經擠，而斯密卻把它與世界經濟混同了，這是造成古典學派強調國際間自由貿易的基礎。爾後，李斯特在批評斯密價值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生產力理論。李斯特指出，古典學派只注重對財富本身的研究而忽視了對財富原因的研究，但實際上，財富的生產力較之財富本身要重要得多。因此，衡量一種經濟政策是否合理，首先要看它是否有利於一國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應只注意交換價值方面的暫時利益。在他看來，工業製造力是一國生產力的基礎，它對農業，商業、航海業等都有著重大的影響，因此，採用關稅保護政策以發展一國的工業製造力，即使在交換價值上暫時有所犧牲，即使本國商品的價格暫時高於外國商品，也是應該的。因為從長遠看，生產力的發展必然足以補償損失而有餘。李斯特還指責古典學派把單純的體力勞動看作是唯一的生產力，而忽視了精神方面的因素及國家的作用。

第三篇為學派篇，僅5章，分別評述了較為著名的經濟學家包括斯密、薩伊等重商主義、重農學派的理論主張。

第四篇是國民經濟政治學篇，含4章，主要是從政治觀點分析英國與美、法、德等國的關係，並從歐洲大陸政治的角度，強調了日耳曼關稅同盟的商業政策對於歐洲經濟均衡發展的作用。

時代背景

《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出版於1841年。當時德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地主貴族掌握著政權，國內保留著封建農奴制度。拿破崙戰爭以後，德國的邦數已由300個減少到98個，但是各邦有自己的關稅壁壘，各邦內部各個省區也分別規定有地方稅率。這種情況嚴重妨礙了商品流通的發展和全國市場的形成。由於1819年李斯特倡導的德國工商業協會的成立，特別是1834年德國統一關稅同盟的建立（除了奧地利和一些小邦，其他各邦都參加了），確立了共同關稅，情況有所改變，大工業尤其是紡織工業獲得了比較迅速的發展，1835年建立了德國第一條鐵路。可是德國國內統一市場還沒有完全形成，政治上的統一還沒有完成，工業的發展還遠遠落後於英國和法國。當時英國已經完成了從工場手工業到機器大工業的過渡，法國的工業也有很大的發展，它們竭力提倡在國際市場上發展自由競爭，以大量廉價的商品衝擊德國的市場。促進德國經濟政治上的統一，擺脫外國自由競爭的威脅，以進一步發展德國的大工業，成為德國資產階級的迫切要求。李斯特的這部著作就是適應德國資產階級的這個需要而出版的。

個人背景

李斯特的著述及實踐活動，豐富而多彩。他1820年當選國會議員，鼓吹各種改革。因觸犯當局而終被流放國外。他於是僑居美國，在那裡，他開始把多年來懷抱的保護主義的主張予以體系化，構成生產力理論，撰成《美國政治經濟學概要》，此書蘊藏了《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的重要思想。1838年，李斯特在巴黎又完成了《經濟學的自然體系》，此書由序論與三十五章所構成，《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理論上的主張，幾乎都已被提示了出來。

撰寫《經濟學的自然體系》時，李斯特想把自己的主張進一步體系化，遂再加整理，添增新的實踐意圖，終於在1841年出版了《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李斯特原想把這本書作為包羅政治經濟學所有問題的巨著的第一卷。但是，李斯特不久身亡，這一奢望未能實現。

1．生產力理論

生產力理論是《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的核心部分。

（1）提出獨立的生產力理論。李斯特認為，斯密把全部精力專註於“價值”“交換價值”，而忽視了“生產力”。一國的發展程度取決於它的生產力發展程度而不是取決於它蓄積的財富的多少。

（2）財富的生產力比財富本身更重要。例如，有兩個地主家庭各有5個兒子，一個家庭的家長將他的積蓄存儲生息，叫兒子干普通工作；另一個則用積蓄來培養他的兒子，把其中兩個教育成為有技術、有知識的地主，其餘3個各隨自己的興趣學一種行業。前一個家長是按照價值理論行事的，后一個則是按照生產力理論行事的。前者在他臨終時，單就交換價值來說，可能比後者要富裕得多，但就生產力來說，情況卻完全不同。後者把他的地產分成兩份，由於管理方法的改進，結果每一份的產量相等於原來兩份的產量；而其餘3個兒子由於各有專長，也都獲得了豐富的生活資料。前者的地產分成5份，每一份的生產方法都仍沿襲老習慣，結果5份的總產量和以前相比毫無增益。後者因精神和才能的培養與發展代代相傳，獲得物質財富的力量將有增無減，而前者的地產越分越小，愚昧和貧困情況日益增加。

（3）批評了流行學派把單純的體力勞動看成是唯一生產力的狹隘觀點。從生產力理論來看，那些養豬的和製藥丸的當然屬於生產者，但是教師、作曲家、醫師、法官、行政官也是生產者，他們的生產力比前一類要高得多。前者所生產的是交換價值，後者所生產的是生產力。就后一類來說，有些能使下一代成為生產者，有些能培養這一代人的道德和宗教品質，有些能使病人繼續保持他的生產力，有些能提高人類的精神力量，有些能使人權和公道獲得保障，有些能確立並保護公共治安，有些則由於他們的藝術給予人們精神上的愉快享受，能夠有助於人們生產情緒的高漲。

（4）重視各種社會因素對生產力的影響。工業、科技、交通、思想觀念乃至習俗都對生產力有大的影響。以西班牙為例，它原來是富裕而且強大的，國內又有一個比較和平的環境，但專制和僧侶勢力的折磨致使其越來越窮。相反，雖然美國在獨立戰爭中喪失了無數資財，但是它贏得獨立后，生產力有了無限的提高。司法公開、陪審制度、國會立法、公眾監督行政、地方自治、言論自由、有益目的的結社自由，這些都足以使立憲國國民及官員獲得一定程度的精神力量，這種效果是難以用別的方法取得的。

（5）生產力發展的穩定和有續原則。有續原則是一個自然法則，與勞動分工及生產力聯合的自然法則很相似。世代相傳能積蓄成專門的生產力，這在物質成就、運輸系統和防禦工事系統方面表現得很明顯，貿易關係、市場、策略、計劃、超卓越的工具和建築物等都是只有經過幾代人的經營，才能積累和建立起來的。積累起來，有了基礎，然後再改進和擴建，比創立新的事業容易得多。

（6）要注意國民經濟各部門平衡、協調的發展。一個國家沒有工業，只經營農業，就等於一個人在物質生產中少了一個臂膀。商業只是農業與工業之間，以及它們各部門之間交流的中介。一個國家只用農產品向國外交換工業品，就等於一個人只有一個臂膀，還有一個臂膀是藉助於外人的，自然很不方便。不論哪一個大國，努力的主要目標首先是生產力在國內的結合，其次才是國際結合。沒有生產力向著一個共同目標的聯合，社會生產就很難發展。要注意精神工作與物質工作之間的劃分和相互依存。物質生產者生產的物質越多，精神生產就越能獲得推進。物質生產中最重要的工作劃分與最重要的生產力協作是農業與工業之間的分工與協作。這類關係被稱為生產力的平衡或協調。

2．保護關稅的主張

關稅是建立和保護國內工業的主要手段。實行保護關稅的政策，最初會使工業品價格提高，但是經過一段時期，當生產力水平有了大的提高后，商品的成本自然就會降低，價格也就會降到國外進口商品的價格以下。因此，保護關稅雖然會使價值有所犧牲，但它卻使生產力有了增長，足以補足損失而有餘，由此使得國家不但物質財富增加了數量，而且一旦發生戰事，也可以保有工業的獨立地位。同時，一旦德國工業的發展趕上或超過了英法，就必須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根據當時德國的實際經濟狀況，德國的工業應當保護而農業則不必保護；工業中特別需要保護的又是紡織工業，至於需要複雜技術的機器製造業也不必保護，以提高德國的工業生產能力。

3．經濟發展階段論

李斯特認為，各國的經濟都必須經過如下發展階段：原始未開化時期、畜牧時期、農業時期、農工業時期和農工商業時期。當一個國家由未開化階段轉入畜牧、農業時期，進而轉入工業與海運事業的初期發展階段時，實現這種轉變的最迅速有利的方法是進行自由貿易，但要使工業、海運業、對外貿易獲得真正大規模的發展，就只有依靠國家力量的干預才能實現。而當本國工業有一定發展時，仍以農業產品和原料向國外換取工業品，所得到的利益就會越來越少，因此這時就必須保護本國工業的發展。德國當時正處在這樣的階段，而比德國還落後的國家則處在前三個時期，因此它們應該與德國實行自由貿易，即輸出原料給德國，而從德國輸入工業品。

《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獲得了不小的成功，首次出版後幾年間又出了兩版。它在圍繞著德國經濟發展和貿易政策的熱烈爭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對德國經濟思想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德國思想家恩格斯：“雖然他（李斯特）的全部洋洋大作是從大陸體系的理論創立者法國人費里埃那裡抄來的，但是總不失為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著作中最優秀的作品。”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古典經濟學的懷疑者和批判者，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者。1841年，李斯特曾被委任為《萊茵報》主編，由於健康原因未能成行（不久后馬克思擔任了這一職務）。其主要著作有《美國政治經濟學大綱》（1827）、《政治經濟學的自然體系》（1837）、《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1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