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孟鄒

20歲中秀才。23歲進南京江南陸師學堂。

在維新思想影響下，25歲在蕪湖創立科學圖書社，任經理。銷售上海出版的新書新刊，兼營文具儀器。翌年，支持陳獨秀出版的《安徽俗話報》半月刊，出23期。

1913年到上海，獨資創立亞東圖書館，任經理，十年後設立編輯所。

由於他和陳獨秀、胡適、章士釗私交很深，在他們幫助下，出版《嘗試集》《三葉集》《孫文學說》《胡適文存》《獨秀文存》《吳虞文錄》《紅樓夢辨》《少年漂泊者》，還出版由胡適、陳獨秀作序,汪原放點校的新式標點和分段的《水滸》《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十幾種古典小說，風行一時。先後出版《建設雜誌》《少年中國》《少年世界》《甲寅》等10種期刊，重排北京大學出版的《新潮》第一卷，還代銷《每周評論》《嚮導》、北京大學的出版物，成為“五四”時期傳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很有影響的出版社。且以出書嚴謹、版式美觀聞名於世。1934年國內外有180多處代售處。

汪孟鄒為“五四”時期傳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很有影響的出版社。

1952年，亞東圖書館被上海市軍管會勒令停業，所有陳獨秀書籍一律被沒收銷毀。不久，忠厚老實的汪孟鄒也在上海寂寞謝世。

援救陳延年

1927年6月26日上午，北施高塔路恆豐里104號（現山陰路69弄90號）中共上海區委所在地，陳延年、郭伯和、韓步先等人正在開中共江蘇省委成立大會。因叛徒告密陳延年、郭伯和、韓步先一起被捕。但叛變者並不認識陳延年。當時陳延年身穿短衣，褲腿上扎著草繩，自稱是受僱到這裡做工的，名叫陳友生。敵26軍對待陳延年像對待普通的共產黨員一樣，押往龍華監獄。陳延年懷著一線希望，給五馬路東亞圖書館汪孟鄒寫信，請他想辦法營救。陳延年在信中寫道：“我某日在某處被捕，現拘押在市警察局拘留所。我是工人，不會有多大嫌疑，現在我的衣褲都破爛了，請先生給我買一套衣褲送來。”信尾署名“陳友生”。與此同時，趙世炎、王若飛等也在想方設法營救陳延年，甚至和敵辦案人員談妥，交800元放人。

盛夏的一天，剛剛租下上海極司斐爾路（萬航渡路）49號一幢樓房的胡適，聽到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開門一看，是滿頭大汗的汪孟鄒：“延年被捕了，你快想法子救救他。”說著汪孟鄒將一張皺巴巴的紙遞給他。胡適一看，果然是陳延年親筆寫的求援信。“陳友生”，就是陳姓朋友所生，分明是指陳獨秀這個老朋友生的孩子啊！儘管凶多吉少，胡適還是答應幫忙。胡適想起蔣介石的紅人吳稚暉是陳延年的老熟人，數年前曾幫助陳延年、陳喬年赴法留學，決定將信轉給吳稚暉，請他幫忙。

吳稚暉見信，暗暗歡喜起來。1921年秋天，蔡和森、陳毅、李立三等104名留學生為爭奪里昂中法大學與吳稚暉等鬧矛盾，被押送回國。此後，陳延年逐漸脫離吳稚暉的無政府主義影響，轉向共產主義。對此，吳稚暉恨在心頭，想不到，陳延年今天栽到自己的手裡來了。

吳稚暉思忖再三，立即給上海國民黨警備司令楊虎寫信“祝賀”：“今日聞尊處捕獲陳獨秀之子延年……不覺稱快。”延年“發生額下，厥壯極陋……恃智肆惡，過於其父百倍”。這楊虎不是別人，正是隨蔣介石一路製造贛州事件、九江慘案、安慶“三二二”事件的特務處長。

楊虎見信，大喜過望，他沒有想到陳獨秀的兒子、上海共產黨的頭號負責人陳延年已被抓獲。蔣介石獲悉逮捕陳延年的消息后，致電國民黨26軍政治部，指示需“切實訊明為要”。

1927年7月4日，即陳延年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敵人將他秘密押赴龍華刑場，被劊子手亂刀砍死。陳延年犧牲后，蔣介石下令不準收屍。次日，《申報》刊出《剷除共黨巨憝》，披露了吳稚暉給楊虎的信件。汪孟鄒見報，如五雷轟頂，癱倒在椅子上。胡適見到報紙，也對吳稚暉深為不滿。陳延年犧牲后，董必武稱讚他是“黨內不可多得的政治家”。

汪孟鄒營救陳延年過程中導致陳延年身份敗露是謠言，實際上陳延年被抓時身份已經敗露，陳延年被抓是由於叛徒束炳澍告密，並不存在汪孟鄒求助胡適，胡適再去找吳稚暉這件事。

汪孟鄒真正營救的人是陳喬年，據汪原放敘述如下：

1928年，具體日期實在記不清了。有一天下午，是喬年走後又過了一些時，我的大叔回家，面孔上很著急的樣子，叫大哥和我去，說：“不好！不好！喬年給巡捕房捉去了！”

大叔要我和大哥快到昌之(余)那裡去耽擱幾天再說。說是已經和昌之談好，他那裡擠一擠住得下。大叔連聲說：“唉！不好！不好！喬年性命難保了！一切情形，晚上再告訴你們罷。我還要去找人哩！”

這天晚上，大叔到了昌之家，說：

“據說喬年在新閘路上一個什麼學堂里開會，穿黑長衫的人突然進去，一下子把他捉住。那時喬年手上拿著一本雜誌，裡面夾有文件，連人帶書，立刻帶走了。據說喬年在巡捕房被審訊過，他說他是亞東圖書館的編輯。

這是彭禮和來說的。他一面說，一面守住店裡樓上的電話。他的意思，巡捕房如果有電話來，一定要承認喬年是亞東圖書館的編輯。可是巡捕房始終沒有來電話。

禮和要我想法救喬年。我說：'我要到幾個地方去商量一下。我出門看了兩處，回到店裡，禮和還沒有走。我告訴他:'今天晚上沒有辦法了,明天早上去看許世英先生。他和仲甫很要好。禮和這才走了，明天再到店裡來討迴音。”

叔叔汪孟鄒為了營救他，四處奔走，但都沒有任何效果。過了幾個月，喬年被槍殺在龍華楓林橋畔的刑場上，那時他才二十六歲，正是年輕有為、風華正茂的時候。延年也是犧牲在上海龍華的，延年犧牲還不到一年，喬年又被殺害了。聽到噩耗，我們難過極了，但當時也只能默默地悼念他。

解放以後，我有一次在楓林橋畔等候公共汽車，又想起延年和喬年來。三十多年過去了，中國已經根本變了樣，延年和喬年為之奮鬥犧牲的革命事業已取得了偉大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