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原放

汪原放對整理出版中國古典小說作出過很大貢獻，開新式標點古典小說的先河，還翻譯了不少外國文學名著， 1980年他去世的時候，上海古籍出版社為他寫的傳略和悼詞中，稱他為老一輩出版家、中國古典文學整理工作者和外國文學翻譯工作者。

5歲喪父，少年時只讀了七年書，1910年進入同鄉汪孟鄒創辦的科學圖書社當學徒，1913年到上海，進其叔父汪孟鄒開設的亞東圖書館工作，工作之餘，刻苦學習英語，不久，被聘為亞東圖書館編輯，並一度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長。同年秋天，因形勢惡化，返回上海亞東圖書館，與中共黨組織長期失去了聯繫，此後在各出版機構從事編輯工作。1925年由陳喬年、郭伯和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後為了掩護身份，經光明甫和柏文蔚介紹，在三十三軍謀了一個少校軍銜的參謀。1927年春，在漢口任《民國日報》經理、國際編輯和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長。大革命失敗后回亞東圖書館，從此與黨失去聯繫。

新中國成立後繼續在亞東，直到1953年。1956年，中國民主同盟，任新文藝出版社編輯，加入民盟，任民盟上海市委文史資料委員會委員。此後又調任古典文學出版社、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上海文獻資料編輯所編輯。1963年退休。建國后，繼續在亞東圖書館從事編譯工作。1956年1月任新文藝出版社編輯，同年8月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任民盟上海市文史資料委員會委員，后調任古典文學出版社、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任編輯。1963年退休，將珍藏的小說研究資料《龍圖耳錄》手抄本贈給上海編輯所。晚年撰有《回憶亞東圖書館》一書。

汪原放是對中國古典小說用新式標點和分段進行整理首創者，1910年，他採用新式標點和分段形式整理出版了《水滸傳》從1920年起，先後出版了《紅樓夢》、《三國演義》、《西遊記》、《儒林外史》等十多種，編輯有《書信選輯》、《詩經今譯》，翻譯有《伊所伯寓言》、《印度七十四故事》、《一千零一夜》、《魯濱遜漂流記》，還翻譯出版了高爾基的《我的旅伴》、《流浪人契爾卡士》、《伊所伯(即伊索)寓言》等20多種文學作品。並將他珍藏的《龍圖耳錄》手抄本獻給上海古籍出版社出書。生前還撰寫了100多萬字的回憶錄，學林出版社節錄20萬字以《回憶亞東圖書館》的書名予以出版。

在20世紀紅學史上，能夠青史留名、佔有一席之地者，大多為功力深厚、頗多建樹之輩。但有這麼一位人物，他既不是專門的紅學家，也不是學者、教授，就其職業而言，不過是一名小出版機構的普通編輯。雖然極為普通，但在編撰20世紀紅學史時，無論如何都要為這位人物寫上一筆。就對紅學研究的推動和影響而言，他並不比一般的紅學家遜色，甚至還要超過他們，因為是他改變了人們閱讀《紅樓夢》的習慣，譜寫了《紅樓夢》傳播接受的新篇章。此人就是汪原放。

評述汪原放對20世紀紅學的貢獻，需要將其放在《紅樓夢》二百多年來傳播、接受的大背景中進行考察。此前，《紅樓夢》的傳播、接受，經過了傳抄和刊印兩個階段。從《紅樓夢》創作、脂硯齋等人加批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偉元、高鶚首次以活字版刊印，這是《紅樓夢》傳播、接受的第一個階段，即傳抄階段。這一時期，《紅樓夢》主要以抄本的形式在曹雪芹親友這個小範圍內流傳。從有關文獻的記載來看，只有脂硯齋、富查明義、永忠等少數人能讀到這部作品。稍後，《紅樓夢》開始向外傳播，出現了程偉元《紅樓夢序》中所描述的情況：好事者每傳抄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得數十金。由於作品的篇幅較大，抄寫不易，購買一部需要“數十金”，流傳範圍仍相當有限。因此，這一時期了解這部小說的人並不多，談論的人則更少，甚至連袁枚這位才子也只是聽說而已。乾隆五十六年，程偉元、高鶚將經過整理、訂補的《紅樓夢》以活字版刊印，開創了《紅樓夢》版本及傳播、流傳的新階段。從這一年到1921年上海亞東圖書館校勘整理《紅樓夢》，這是《紅樓夢》流傳史上的第二個階段，即刊印階段。與抄寫的費時費力相比，刊印的優勢是十分明顯的，不僅印刷速度快、印量大，而且大大降低了成本，它使《紅樓夢》真正得到廣泛的傳播。不管程偉元、高鶚對作品的改動是好是壞，效果如何，他們為大眾提供了《紅樓夢》的定本，並使其快速、廣泛流傳，其對《紅樓夢》傳播、接受的積極推動作用和重大貢獻是不可否認的。

1921年，這在20世紀紅學史上是一個特別值得紀念的年份，它標誌著一個新的閱讀及學術時代的到來。正如魏紹昌在《談亞東本》一文中所說的：

二十年代初，上海亞東圖書館標點本《紅樓夢》的出版，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胡適派新紅學的發軔。胡適的第一篇重要紅學著作——《紅樓夢考證》，當初就是作為這部號稱用“科學方法整理的”亞東本《紅樓夢》的代序出現的。

就校點整理所取得的成就而言，汪原放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先驅者。以他對古代小說所下功夫之深，以他對小說作品的熟悉程度，如果他能專心從事古代小說研究的話，會有不少有分量的成果出現，這是可以期待的。自然，歷史是不能假設的，僅靠已經取得的這些成果來說，汪原放足以在20世紀古代小說研究史及紅學史上寫上精彩的一筆。

在追述和還原這段頗具傳奇色彩的歷史時，在回顧和梳理20世紀紅學的發展、演進歷程時，我們不要忘記汪原放這位現代出版業的先驅，他是20世紀一個新閱讀時代的催生者和開創者。

1921年，汪原放校點整理的亞東版《紅樓夢》的出版，標誌著《紅樓夢》傳播、接受新時代的到來。據此可以將其後一個時期的《紅樓夢》傳播、接受稱作精印階段。之所以稱作精印，主要有如下三個原因：

一是校勘整理者以十分嚴謹認真的態度對待小說。此前的小說刊印雖然也不乏質量精良者，但就刊印者的動機而言，大多是為了牟利，當然也會有個人愛好的因素在內。而汪原放的整理則受到新的時代文化風氣的影響，有明確的學術目的，將小說作品的校勘整理當作一件十分嚴肅的工作來做，這是先前所不曾有的，它和胡適、魯迅等人所進行的小說研究是異曲同工的。

一是亞東版的《紅樓夢》一改以往小說刊印的格局，借鑒西方書籍的方式，採用新的版式和標點，改變了人們長期形成的閱讀方式和習慣。這種排印方式一直延續到現在，為人們廣泛接受。

一是亞東版《紅樓夢》的整理出版得到了胡適、陳獨秀等著名學者的大力支持和幫助，它與當時新興的通俗文學研究緊密結合，成為其有機組成部分。最能說明這一問題的一個事實是，胡適開風氣之先的小說考證文章大多是作為序言刊載在亞東版標點本系列小說上。藉助這種新型的作品整理本，胡適等人的最新研究成果得到迅速、廣泛的宣傳和普及，鞏固、落實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成果。

汪原放很早就傾心於胡適的有關《論白話》《論標點符號》的論述。1917年底，他在胡適家住了一個多月，胡適指導他看了中國第一流的白話小說《水滸傳》《紅樓夢》。汪原放在回憶錄中說，從此他心中埋下了標點古典小說的“火種”。大約在1920年初。這恰好與1920年2月2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向各校頒布採用《新式標點符號》教育令的時間吻合。汪原放的這一選題靈感與上述因素多少有一定的關係。也正因為這一點，這個時候標點舊小說的舉措，便充滿了強烈的時代氣息和文化指向。而採用新式標點、分段，則可以幫助讀者分清結構，辨明語氣，正確了解文意。另外，在版式上，有無標點，分不分段也大不一樣。原先石印本小說，行款推牆杵壁，密密麻麻的字跡，讓人看得頭昏眼花，而加了新式標點、分段，則行款舒朗，拿在手裡，賞心悅目。胡適在《水滸傳考證》一開頭，便指出了亞東這一行動的意義：“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標點符號把《水滸傳》重新點讀一遍，由上海亞東圖書館排印出版。這是用新式標點來翻印舊書的第一次。我可預料汪君這部書將來一定要成為新式標點符號的實用教本，他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比教育部頒行的新式標點符號原案還要大得多。”魯迅曾說過：“我以為許多事是做的人必須有一門特長的，這才做得好。譬如，標點只能讓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適之，出版只能由亞東圖書館……”

汪原放標點的舊小說，對當時的青年一代有很大的影響。它改變了人們閱讀舊小說的習慣，譜寫了中國古典白話小說傳播接受的新篇章。汪原放接受胡適的建議，在每本小說正文前加上的“句讀符號說明”，向讀者介紹本書所用標點符號的類型及其使用方法，並用本書中的原句作例證，使學生從這些課外讀物的閱讀中，直接得到了標點符號使用方法的訓練，它對推行國語教育，促進教育的普及，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汪原放在20世紀20年代，運用新式標點符號，對我國文學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又在人民群眾中有深遠影響的古典白話小說，進行規模性的標點、刊印，不但需要敢於創新、勇於向舊勢力挑戰的膽識，而且還面臨諸多實際困難和障礙需要解決和克服的難題。首先，他自身對標點符號還未臻精通，還要邊學邊用；當時的印刷廠還沒有標點符號的印模，需要找人幫助鑄制……當然，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汪原放對標點符號的使用還存有不少差錯，比如，凡見句中有“誰”、“何”、“什麼”等字，不論是不是問句就加引號，但其精神可貴。“亞東”的這一出版工程，尤其是首次將新式標點符號成規模地進行應用，確如這套書的廣告語中所宣稱的，是“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的。而汪原放，是應該與“亞東”這次在我國文化史、出版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出版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