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紀光

何紀光出生於湖南湘西漢、苗、土家等民族雜居的武陵山區。自幼受民歌熏陶，七歲在家鄉賽歌會上奪得銀牌，十四歲考入湖南省民間歌舞團。在省歌舞團，他以極大的興趣和熱情深入苗山瑤嶺，學會了漢、苗、瑤、侗、土家等各族民歌。1965年參加全國音樂周，領唱《澧水船夫號子》、《打硪歌》初露端倪，1960年向著名民歌舒黑娃學會獨具一格的湖南高腔山歌唱法。

1962年入上海音樂學院聲樂系隨王品素教授學習。能編善唱，既掌握演唱不同類型歌曲的技巧，又發展了真假嗓結合、剛柔並濟、具有中國民族氣派的獨特唱法，音域寬廣，風格淳厚，聲音優美，變換自如。

1980年，他再次到上海音樂學院學習，使自己成為“歌壇一絕”。他演唱的《挑擔茶葉上北京》、《洞庭魚米鄉》、《濟公之歌》等成為經典民歌。1989年，他灌制的唱片《洞庭魚米鄉》獲中國首屆“金唱片獎”。

何紀光生前為中國音協理事、省文聯副主席、省音協主席、省音協聲樂藝術委員會會長、省歌舞劇院一級演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著名歌唱家。

2002年9月19日凌晨因心肌梗塞逝世於湖南長沙。

全面審美——“三位一體”

何紀光之所以能創立新型高腔唱法，之所以能成為我國獨樹一幟的聲樂大師，竊以為他頗有創見地力倡“全面審美”分不開的。他主張寫詞、作曲、演唱“三位一體”，將歌曲一切藝術美的表現“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便於用心靈思索、用心靈歌唱、用心靈造境。他說：只有這樣“全面審美”，才能真正感覺到“傳統韻味”與“時代氣息”全方位的融合。

他創立新型高腔唱法，實際上就是他“全面審美”具體的藝術實踐。

作詞作曲（或編曲）與演唱“配套”，既是為新型高腔唱法“量體定做”，又是為使施展“特技”有個“用武之地”；既是檢驗“新唱法”能否符合“新的需要”，又是在不斷豐富、完善新型唱法。這樣，一度創作與二度創作互為補充，更臻完美。

他作詞、編曲並演唱的《好久沒到這條坡》，其美學底蘊在於對傳統的揚棄，在於生活根基的堅牢，在於完美演繹的視角定位準確，在於審美主體與客體心與心的觀照。這首作品一唱就是幾十年，常常在演唱現場出現台上台下“一塊兒共鳴”，變獨唱形式為“一領眾和”，其審美價值已遠遠超出了作品本身的“含金量”。他作曲並演唱的《回苗山》（歐陽振砥詞），其韻味其情趣令人心醉，如飲濃烈的包穀酒如喝苗家的毛尖茶。湘西苗寨風物、人情洋溢於生動優美的旋律之中，特別是聲情並茂的演唱，高亢而悠遠的歌調，產生了“聲振林木響遏行雲”的藝術威力。又如他作詞作曲的《思念》，雖問世曠久，然從審美的角度聆聽，令人頓覺歌唱家寫的歌，有種既可意會又可言傳的理性感悟：沒有絲毫“一度”與“二度”之分。他的歌完完全全是心靈的音響自然流露，不存絲毫匠意，真正是“唱”出來的而不是“作”出來的歌！

1964年“上海之春”音樂會上，何紀光用新型高腔唱法演唱了《洞庭魚米鄉》（葉蔚林詞、白誠仁曲）和《挑擔茶葉上北京》（葉蔚林詞、白誠仁曲），一舉轟動了上海樂壇。一方面是作品本身的成功，另一方面是與何紀光在運用新型高腔唱法上刻意追求“湘味湘韻”獨到的藝術處理與精湛的演唱技藝分不開的。在表現“特技”時需要“潤色原作”，這意味著他力倡“三位一體”之創見又一次得以具體而生動的論證。比如《挑擔茶葉上北京》一歌，他特意在其尾聲部分添加了原作所沒有的新型高腔唱法音調，有報刊評價為“畫龍點睛”之筆。

原作尾聲：

又如《洞庭魚米鄉》，他同樣以新型高腔唱法表現作品高亢激越、閎遠壯闊、粗獷挺拔的氣質，揚其真假聲大幅度轉換自如的優勢，同樣兼做“編曲”角色。更為值得一提的是，在去年湖南衛視“春風頌”文藝晚會上，何紀光演唱了參與詞曲創作的《咱老百姓》，全場為之傾倒。謝幕時省委書記楊正午同志上台緊握著他的手說：“《咱老百姓》這首歌詞、曲、唱都好！”

這首作品，由於高腔唱法大師何紀光全方位地投入，審美“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歌唱家的“歌唱思維”，力求在傳統的“花兒”、“花鼓”音調上，按照新型高腔唱法的需要進行重構，在不斷尋求現代多重音樂表現手法、全新音樂理念的獨特表現形式與傳統音樂文化的交匯點上，“轉益多師”、“自標靈采”、勇於“吐故”，大膽“超越”，給人以新的視野，以奇的佳境，以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