骯髒的手

無產階級的兩位領導人路易與賀德雷在政治上有分歧，路易無法抗衡賀德雷的威望，也無法通過爭取多數取勝，於是派雨果暗殺賀德雷。可是在雨果與賀德雷相處的日子中，他漸漸的被他的領導者的氣質所征服，他想不思考，只服從命令，服從紀律，想無動於衷地殺人，但他還是辦不到。後來行動敗露，賀德雷並未殺死雨果，反而與之辯論並獲得了雨果的認可。就在雨果為了答應賀德雷與之合作而走入他的辦公室時，目睹到賀德雷與自己的妻子親吻。雨果認為賀德雷的寬容不過就是因為這個而失去理智，用槍殺死了賀德雷。而賀德雷死前交代此案按情殺處理。雨果釋放后便遭到組織的追殺，除非妥協。他本想妥協，但當他知道路易已經背叛了他，取代了賀德雷時。他才明白這其中的污穢。他拒絕妥協，並接受毀滅的命運以換回賀德雷的清白。

薩特的《骯髒的手》是一部以二戰為背景的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悲劇，從某種角度講也是個人的悲劇。雨果走的是一條悲劇的道路，從滿懷熱情地參加黨組織，而這種熱情被路易所利用和踐踏，最後面對路易等人的威脅與刀槍，臨危不懼，迎接死亡，走向覺醒。雨果是一個悲劇式的人物形象，兩條路線鬥爭的複雜性和殘酷性顯示出雨果覺醒的可貴、艱難。雖然薩特精心塑造雨果，可是他並不喜歡雨果，儘管如此，雨果同樣是一個值得同情的人物，因為他身上所表現出的純真足以能打動觀眾的心靈。雨果的真表現在他對黨的嚮往，真誠地迎接各種考驗，渴望自己的真情能換得同志們的認同，這種“純”與“真”可謂雨果身上的閃光點。正是他的單純、真情才使他在複雜的黨內鬥爭中不知所措，猶豫徘徊。

在賀德雷身上，薩特的人道主義思想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首先，賀德雷重視人的價值，珍借人的生命，反對恐怖主義手段。他對當時的政治鬥爭形勢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認識到無產階級政黨力量的弱小，主張採取靈活政策，與攝政王的法西斯政府以及代表自由資產階級和民族主義者的五角大終黨聯合起來，以奪取戰後的政權。他這樣做，無非想利用有利形勢，保存自己的實力。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犧牲。他說：“如果我們現在和攝政王談判，他一定會停止戰爭，依利黎的軍隊就會乖乖地等俄國人來解除他們的武裝。如果我們中斷談判，攝政王看見自己完蛋了。必定會像瘋狗那樣戰鬥，成千上萬的人就會因此而喪命。”賀德雷是為了不讓成千上萬的人喪生而主張談判的。在他看來，“世界上多一個人或少一個人是重要的，人是可貴的。”他說，“我是搞活著的人的政治，是為活人的。”他不能忍受內戰的爆發，因為內戰會“一筆勾銷十萬人的生命”。這與雨果蒼白無力的叫喊：“人？為什麼我要愛他們？他們愛我嗎？”相比之下，賀德雷這一“愛人類”的思想閃爍著耀眼的人道主義的光芒。其次，賀德雷也相信人，尊重人。他相信並尊重雨果，儘管他已知道雨果的真正使命，但仍然“不使他丟臉”，而決意把他“留在身邊”，幫助、教導他，使他成為一個受人歡迎的人。當他說服雨果放棄暗殺自己的計劃后，為防雨果出意外（自殺），還派人監視、保護雨果、這與原來的反對派頭目路易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而不惜殺人滅口的行徑相對比，賀德雷寬大的胸懷、高尚的人格不由令人肅然起敬。

從另一角度看，他又是個普普通通的人，有時，他也會陷入孤獨，渴望家庭、愛情的溫馨。應該從這個意義上看待他和捷西卡的愛情線索。這是一個嚴肅的人，又是一個充滿了幽默感，懂得生活的全部樂趣的人。

勇敢的革徠命女性。她素靜、沉著，甚至有點冷酷。她發誓說，“雨果，如果黨命令我向你開槍，我是會執行的”，儘管她對雨果懷有熱烈的感情，以致為了他的安全急出了白髮，但是，她拚命壓制自己的感情，力圖用“原則”來戰勝人的有機天性。她的悲劇是在太“忠誠”了。直到全劇結束，當雨果迎向死亡時，她才開始覺醒，當她對謀殺者高喊你們滾蛋時，這個人物才走上了自己選擇的新的道路。

捷西卡心底善良，對人熱情，她不受任何概念與原則的約束，按照自己認為正確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她與奧爾嘉是強烈的對比，她不是理性而是感性地生活著。她與雨果的結合併沒有愛情，她明白，雨果並不尊重她的存在，完全把她排除在自己的生活之外，她只不過是雨果從資產階級家庭帶來作紀念的奢侈品，因此她內心是痛苦，矛盾的。最後她被雨果拖進了政治旋渦，不得不作出選擇，而她的選擇不憑任何原則和紀律，而是根據自己的良心，她對奧爾嘉說過：“比起你的頭腦，我更喜歡自己的心”。她愛人類，反對殺人，用全身心去保護賀德雷；在雨果與賀德雷之間，她選譯了賀德雷，因為賀德雷尊重她，並且賀德雷是強有力的人，具有一種征服人的力量。所以在這場政治鬥爭中，她是站在賀德雷那邊的。

資產階級的政客，他的黨反對德國人統治，因而，使他自己覺得有“資本”可以趾高氣揚。歸根到底，這是個政治賭博中的匆匆過客。他語言尖刻，盛氣凌人，又色厲內荏，虛弱無力。

沒落衰亡的封建王室代表。只要能夠保護自己的利益，他什麼都可以出賣，不管是榮譽、良心、人民和國土。狡猾的賣國賊，善於看風使舵的泥鰍。

工人。因為“餓得夠嗆”而參加了革命。他們愛賀德雷。他們斜著眼睛看雨果這一類另一個社會來的人。對壓迫剝削他們的人，懷有天生的敵意。他們是忠誠而勇敢的，可是，還沒有成長為自覺的革命戰士。暫時，他們的精神世界還比較狹窄，粗俗，好開玩笑，缺少獨立思考的能力。

劇本中，面對雨果的責難，賀德雷這樣回答：“我有一雙骯髒的手，一直臟到臂肘上。我把手伸到大糞里去，血污里去。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你以為人們可以天真無邪地掌權嗎？”“只要是有效的手段，就值得採取。”這兩段話對於我們理解賀德雷的形象甚至理解劇本的主題進而認識薩特是十分重要的。這些話包含了賀德雷（也是薩特）對政治鬥爭的三種看法：第一，他認為如果有必要，無產階級政黨可以和其他政黨妥協、聯合，第二，他贊成政治謀殺，第三，他認為在黨內可以搞欺騙。

先撇開后兩個說法，應該承認，賀德雷對無產階級政黨有時要和其他黨妥協、聯合的看法是正確的。因為無數的革命鬥爭實踐已經證明了，政治是現實的、客觀的，而不是理想的、主觀的，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都不可能使政治鬥爭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中按自己主觀設計的固定模式進行。他們必須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妥協。在階級鬥爭的形勢發生變化時，各式各樣的談判、聯合都是必不可少的。中國人民不會忘記，在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和國民黨也曾有過一段“國共合作”的歷史。這是形勢的需要，為了打擊共同的敵人，減少不必要的犧牲，儘快取得鬥爭的勝利，這種聯合是必要的。賀德雷這一認識，正是薩特對嚴峻的政治鬥爭現實的認識和概括，它深刻地揭示了政治與革命的全部豐富性、複雜性和曲折性。這種認識是清醒的、客觀的、現實的，是合乎情理的。

在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觀念當中，並沒有絕對的善與惡，同樣一種行為，在某種情況下是善的，在另外一種情況下可能是惡的，不受固定道德規範的約束。他把共產黨描述成可以在黨內編造謊言搞政治謀殺的政黨。並不是為了揭露和譴責，而是為了表達他的存在主義觀點：在一般情況下是惡的行為，如果為了達到正當的目的，也可以被看成是善的。他把這種觀點強加到共產黨領袖的身上，以至於在劇本演出之後遭到了共產黨左翼勢力的強烈譴責。

在《骯髒的手》中，雨果出身於一個大資產階級的家庭，由於受時代進步思想的衝擊，他背叛了家庭參加了革命組織。在那兩大階級殘酷激烈鬥爭的年代，“血統論”的思想對整個革命組織影響是很大的，像雨果這樣出身的人在革命組織中是得不到信任的。具有激進思想的雨果面臨著進退維谷的境地，他想退回原來的生活環境是不可能的了，但他又得不到組織的信任，戲劇一開始雨果就面臨著這樣的人生境遇。進退兩難的雨果受到黨內另一個領導人路易的利用而參加了暗殺主張聯合不同黨派以形成強大的共產黨聯盟的黨內領導人賀德雷。雨果雖然得到了路易等人的信任，使自己的信任危機得到了暫時的緩解，但這種選擇使雨果進入了一個新的境遇，重新陷入了更大的思想危機之中。

原以為殺死賀德雷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但是，當雨果漸漸地認識了賀德雷堅定的信念、深邃的思想、對形勢的客觀判斷、為人處世的風格等，這使雨果陷入了更大的思想危機。思想的激烈衝突造成了雨果暗殺行動的延宕，面對賀德雷親切的關懷、嚴肅的批評、無可辯駁的思想理論使雨果茫然。雨果對自己的任務產生了動搖，對自己的價值觀產生了懷疑，尤其是在奧爾嘉用手雷炸毀了賀德雷的寓所時，更是有一種失落感。雨果酒後對妻子捷西卡說：“有一些人叫你去辦一項秘密任務，你呢，你豁出命去干，可是當快要成功的時候，你發現人家根本不在乎你，人家已經叫別人去幹了。”由此略見一斑。信任對雨果來說像生命一樣重要，這是支撐他從事任何事情的基礎，如果沒有這個基礎，他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徒勞的。雨果認識到路易對自己的信任是一種“連一個星期的等待都經受不起的信任。”這時的雨果處在一個左右搖擺、思想漂浮不定的危局中。路易不信任他，他暗殺賀德雷變得毫無意義，從雨果自己幼稚的認識來看，殺死賀德雷對革命是有利的，但當他與賀德雷對話后又感到賀德雷見解的英明、正確。雨果的思想出現這樣的矛盾，說明他並不理解革命真諦，他只是為一些概念和原則而活著，帶有一種浪漫主義的革命色彩。這些原則在複雜多變的社會現實與革命鬥爭中只會像一個又一個五顏六色的水泡一樣被擊破。

正如1995年8月1日至17日在廬山舉行的“薩特與二十世紀’學術討論會上，與會代表認為的一樣，“雖然他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也並沒有完全贊同馬克思主義學說，但他並不反對馬克思主義，甚至聲稱他自己的理論是寄生於馬克思主義。哲學之上的思想體系，稱頌馬克思主義是當代‘不可超越’的學說，不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朋友和、同路人。”與會代表對薩特還這樣評論道：“薩特是西方文化界、思想界很典型的自由知識分子和進步作家。他不畏強暴，同情受苦受難的人民，反對法西斯主義，在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阿爾及利亞戰爭、蘇聯出兵捷克、阿富汗、保衛世界和平運動等一系列的重大國際問題上，都表現出了難能可貴的正義感”。

然而，劇本的精髓還在於塑造了賀德雷這一典型形象。雨果奉命去暗殺的這個人，恰恰體現了生命的真正含義。賀德雷熱愛普通人，“為活著的人”而鬥爭，認為“人是可貴的，世界上多一個人少一個人是重要的。”他信任人，包括信任雨果，縱然他已經知道雨果的真正使命，仍然“不使他丟臉”，決意把他“留在身邊”，給予他幫助，使他“成為一個受人歡迎的人”。賀德雷對現實政治的精闢分析，採取行動的果敢性格，他的坦率和注重實效的思想作風，處處都說明他是一個真正的革命領袖。有的同志提出，第五幕中賀德雷為什麼說自己有一雙骯髒的手？這句點題的話，仔細看劇本，就會發現，賀德雷的這段台詞是針對雨果的責難而發的，雨果為了保持“純潔性”，反對賀德雷與其他政治力量採取聯合的政策。事實上，在階級鬥爭的形勢發生變化時，各種政治力量重新組合的情況是經常發生的，為了長遠的革命利益，革命者有時不得不和昨天的敵人談判聯合。保持絕對的“純潔性”就是一種清教徒式的理想。在嚴酷的鬥爭中，不應該幻想“天真無邪地掌權”，賀德雷坦率的承認他有一雙骯髒的手，正好揭示出政治鬥爭的全部複雜性的真實所在。賀德雷這個形象對於我們是有教益的，這是一個善於根據具體情況作出具體決定，在政治鬥爭中採取現實態度，講究實效的革命者的形象。劇中真正譴責的骯髒，是路易式的思想、心理和行為，他們代表了政治鬥爭中的骯髒面。他們的手是名符其實的骯髒的手。

因此薩特對於賀德雷的描寫更是突出了他的這種正義感：無論是重視、珍惜人的生命價值，還是尊重人的尊嚴，必須承認。薩特的人道主義思想，對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慘禍中剛剛蘇醒過來又對人類的前途命運感到迷惘的人們，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使人類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人們心靈里投下了一層難以抹掉的陰影。為什麼人類要遭此橫禍？人類生存的意義是什麼？人類的前途在哪裡？正當人們對這些問題百思不得其解的時侯。薩特這種以尊重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理想、人的未來、人的幸福為核心的人道主義思想應運而生，這無疑給處於迷惘和絕望中的西方人們注入了新鮮活力，使他們看到了人類的希望，因此它是有進步意義的。這就是為什麼劇本出版與上演后深受群眾歡迎的主要原因。

薩特在處理戲劇的結構上深受法國古典主義戲劇的影響，其大部分戲劇都是採用鎖閉式戲劇結構。鎖閉式戲劇結構是西方戲劇貫用的戲劇結構，起源於古希臘戲劇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這種戲劇模式是從戲劇情節的腰部或尾部開始寫起，使戲劇的矛盾一開始就達到一種激烈的程度，劇中的人物處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進行著人生選擇。剛剛出獄的雨果從戲劇開始就面臨著人生的選擇，要麼被路易一伙人殺掉，要麼被路易像廢品一樣回收。薩特的《骯髒的手》劇情從開始到結束共4個小時，即1945年某月某日晚上8點到午夜12點，雨果從監獄中出來走進奧爾嘉的家，一直到午夜12點鐘走出奧爾嘉的家。在這4個小時雨果通過追敘的方式再現了1943年3月份里10天左右的事情。如果我們把雨果到奧爾嘉的家4個小時左右稱為戲劇的外部時間的話，那麼，1943年3月的那10天可稱為戲劇的內部時間。

《骯髒的手》運用內部時間和外部時間的戲劇結構擴大了戲劇的容量，延伸了戲劇的時間。這種戲劇結構類似傳統戲劇中常用的“戲中戲”模式，但薩特的《骯髒的手》的戲劇結構遠遠超出了這種處理戲劇的實際意義。這是因為，傳統戲劇中的“戲中戲”僅僅把它作為交待情節，推動戲劇向前發展的戲劇因素，而薩特《骯髒的手》中的“戲中戲”則是整個戲劇的全部。如果說傳統戲劇中的戲中戲被刪掉不會直接破壞戲劇的結構，相反薩特這部戲劇去掉“戲中戲”就不成為一部戲劇。在這部戲劇中“戲中戲”為我們講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各種政治力量的重新組合，黨內的路線鬥爭，尖銳的思想衝突，以及劇中人物在大的社會歷史變遷中的命運變化。同時，戲劇在矛盾衝突和情節發展中也為我們塑造了性格鮮明的雨果。戲劇結構是集戲劇時間與戲劇空間為一體，將戲劇的動作性與戲劇的完整性融為一體的藝術形式，其對情節的發展、矛盾的展現、人物性格的刻劃等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由於戲劇的演出受到時間和空間的嚴格制約，因而組織戲劇動作，只能在舞台時間和舞台空間提供的可能條件中進行。

薩特在《骯髒的手》中為展示廣闊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各種政治勢力的較量，採用了大實大虛、虛實結合的戲劇結構形式。薩特在處理空間的虛實採用了明場與暗場的結合，在《骯髒的手》中所看到的有賀德雷、路易、雨果、奧爾嘉等人物以及賀德雷的辦公室等地方，通過這一切展示了二戰時期各種政治動向和各種思想的較量，這一切實的戲劇要素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虛的背景中進行的，為這部戲劇增添了一種歷史的縱深感。《骯髒的手》根據虛實結合的原則處理時間與空間，在很大程度上擴大了時間與空間的容量，從而也擴大了生活的容量。雨果的人生經歷——由原來一個熱情向上、要求進步的青年，經過理想的幻滅，信任感的消失，一直到被當成“廢品”回收，最後以死來迎接死神的來臨，這些都是通過虛實相間的情節和場面表現出來的。

1948年《骯髒的手》在法國巴黎安托尼劇院公演，由於此時正處在蘇美兩大政治集團相互對峙的冷戰時期，劇中所涉及共產黨內部的路線鬥爭問題引起左右兩翼陣線的強烈反應。幾十年後，《骯髒的手》傳入中國，尤其是1981年上海青年藝術劇院演出此劇以後，也同樣引起了中國觀眾一場不小的爭論。雖然這部戲劇的爭論因政治而起，但是這部戲劇中跌宕起伏的情節、悲劇式的人物命運、獨特的戲劇結構、深邃的哲理思想、開闊的歷史視野所打動，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激動著觀眾的心靈。

讓-保羅·薩特（Jean-PaulSartre，1905- 1980），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文學家、劇作家和社會活動家。法國存在主義的首倡者，被譽為“存在主義的鼻祖”。其主要作品有：《噁心》（1938）、《存在與虛無》（1943）、《蒼蠅》（1943）、《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194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