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家

從國際組織來看，從來就沒有一個國際組織明確提出過發展中國家的概念，並在法律上予以確定。聯合國明確認定了50個國家為最不發達國家。發達國家則通過承諾更多的國際義務，或不尋求某些特殊的待遇而確立自己發達國家的地位。在國際上有一種共識，某個國家一旦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便被認為是經濟發達國家，但隨著一些取得良好發展績效的發展中國家（如墨西哥）的加入，使這種共識在實際操作中變得難以把握。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也沒有給發展中國家下過明確的定義。由於在實際工作中不可避免地要對發展中國家做出劃分，通常的做法是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現改為人均國民總收入（GNI）或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主要參數。這種做法雖然簡單易行、也比較有效，但單純的GNP（CNI）或GDP難以全面地反映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等方面的狀況。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法律文本中同樣也找不到發展中國家的明確概念。《WTO協定》中的發展中國家條款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主動型條款，即成員”自稱“為發展中國家，在制定國內經濟和貿易政策時自主享有《WTO協定》給予發展中國家的靈活性；另一類則是被動型條款，即一成員認定某些成員為發展中國家，並在其貿易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給予這些成員以更為優惠的差別待遇。由此我們看到，即使是最富權威的國際組織，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認定或劃分，也大多是出於處理國際事務和便利貿易往來需要的技術性規定，而沒有在理論上給出明確的概念界定。

學術類實用分類

新型工業化國家（NICS）

拉丁美洲國家

非洲沙漠國家

石油輸出國

發展中人口大國

歐亞大陸發展中國家

前殖民地國家

世界銀行分類

低收入國家（LIC）

中低收入國家（LMC）

中上收入國家（UMC）

高收入國家（OECD）

其他高收入國家

截至2011年7月1日，低收入經濟體系指其2010年平均收入在1005美元以下的經濟體，中低收入經濟體的平均收入為1006至3975美元；中高收入經濟體的平均收入為3976至12275美元，高收入經濟體的平均收入為12276美元以上。一般發展中國家包括前三類。

2012年各發展中國家人均GDP一覽表

發展中國家是與發達國家相對的經濟上比較落後的國家。又稱不發達國家。通常指第三世界國家，包括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區的130多個國家，佔世界陸地面積和總人口的70%以上。發展中國家地域遼闊，人口眾多，有廣大的市場和豐富的自然資源。還有許多戰略要地，無論從經濟、貿易上，還是從軍事上，都佔有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發展中國家過去一般都是歐美、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屬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資本主義向壟斷主義階段過渡，進入帝國主義時代。英、法、美、德、俄、日等帝國主義國家向外擴張和侵略，把世界10億以上人口大部分地區變成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為帝國主義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和資本輸出場所。經過長期的反帝反殖鬥爭，這些國家取得獨立，有些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建立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但由於長期受帝國主義侵略與掠奪，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大多數國家雖然在政治上獲得民族獨立，但在經濟上還沒有完全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和剝削。舊經濟結構並沒有徹底摧毀，一些經濟命脈仍然不同程度地控制在國際壟斷資本手裡。發展中國家雖然根本改變自身的附庸地位，但仍面臨帝國主義與霸權主義的威脅。因此，維護國家主權和發展民族經濟、反對強權政治，變革國際舊秩序成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共同任務。

發展中國家有著相似歷史命運，面臨共同的任務與願望。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政治上取得獨立發展中國家，大多奉行中立不結盟政策，並實現不同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直接合作，加強了發展中國家之間聯繫與合作。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區新獨立發展中 國家為主體的第三世界國家，作為一支新生力量參與國際事務，開展維護國家主權和發展民族經濟、反對強權政治、變革國際舊秩序的聯合運動。運動的主要內容有：①不結盟運動。反對參加大國軍事集團和與大國結盟。不允許在該國建立大國軍事基地，要求尊重各國主權，共同參與解決國際政治經濟的重大問題。②發展運動。主要任務是變革以控制和掠奪為核心的國際經濟舊秩序，建立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其行動主要體現為南北對話和加強南南合作，重點是南南合作，以南南合作推進南北對話的發展。③反獨裁、爭民主的運動。70-80年代達到高潮。隨著發展中國家民族經濟的發展，現代資本主義因素的增強，各國人民普遍要求建立完善的現代憲政制度，實行普選，加強法治。

隨著”冷戰“結束和兩極格局的消失，無論從哪種意義來講，作為一個政治概念“第三世界”已經不復存在。然而，作為發展中國家一個“概念集合”，第三世界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卻有著特殊包容性和親和力，尤其對那些弱小的民族和國家，給他們一種凝聚力與歸屬感。正因為如此，無論是在發展經濟學文獻中，還是在人們日常生活里，第三世界的辭彙仍然被大家廣泛應用，不過在當前，第三世界已經不再具有特殊含義，它已成為發展中國家同義語。

此外，新馬克思主義和激進學派的經濟學家將發展中國家稱作“外圍地區”，說明他們和“中心地區”（發達國家）之間的“依附”與“支配”關係。當然，最為通俗簡便的說法，是稱之為“窮國”與“富國”相對立。然而，低收入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範圍並不對等。例如，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阿聯酋、汶萊等盛產石油國家人均收入雖然很高，同時卻是不發達的。20世紀50年代的日本和以色列並不富裕，但他們是發達國家。況且窮與富本來就是相對而又不斷變化的概念，只有在相互比較和動態中，才能把握含義。

從世貿組織的協定、協議分析，世貿組織中的發展中國家成員基本上可分為三大類：

第一大類是最不發達國家和地區，其判斷依據是聯合國認定的最不發達國家和地區。按1995年世界銀行標準，是指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765美元及其以下的國家，這樣的國家有49個，其中29個是世貿組織成員。

第二大類是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低於1000美元的國家，世貿組織曾列舉過這類國家，主要指玻利維亞、喀麥隆。埃及、迦納、印度、印度尼西亞、肯亞、摩洛哥、尼加拉瓜、奈及利亞、巴基斯坦、菲律賓、塞內加爾、斯里蘭卡和辛巴威等。

第三大類是“其他發展中國家成員”，即不屬於上述第一、二類的發展中國家成員。但是，世貿組織沒對這類成員，也沒對“發達國家成員”規定判斷標準這對一些協定、協議的執行會帶來不確定因素。例如，人均年國民生產總值在3000美元的國家可以被認定屬於“其他發展中國家成員”。

雖然發展中國家各國之間在歷史、文化、制度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等各個方面差異很大，但這些國家卻擁有某些共同特徵。這些特徵包括：

1、低下的生活水平。在發展中國家，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平很低。生活水平的低下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首先，這些國家的人均生活水平很低。其次，在發展中國家，作為人口大多數的窮人與少數富人生活水平的鴻溝也較發達國家大。最後，大範圍的貧困。所謂貧困是指缺少達到最低生活水準的能力。

2、低下的生產率水平。發展中國家由於人力資源素質、資本存量、技術和管理水平等條件的限制，生產率水平比較低下。2002年，發展中國家的勞動生產率僅為發達國家的1/23。

3、人口高速增長和沉重的贍養負擔。發展中國家人口出生率一般都遠高於發達國家的出生率，同時由於衛生條件的改善和傳染病的控制，兩類國家在死亡率上的差別要小得多，這便造成了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快速增長。人口快速增長的一個結果是在發展中國家兒童佔總人口的比率較高，因此從業勞動力撫養的兒童和老人的數目也多，這就造成了發展中國家的贍養負擔。

4、高水平的失業和低度就業。發展中國家勞動力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卻未得其用。勞動力利用不充分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公開失業，指有勞動力和勞動意願的人們得不到工作機會；另一種是低度就業或不充分就業，指勞動者形式上雖然就業，但得到的工作時間比他們能夠工作的時間少，或指勞動者雖然在形式上得到充分就業的工作時間，但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卻非常低，甚至接近於0。

5、對農業生產的嚴重依賴。從生產結構看，低收入國家（中國和印度除外）農業在GDP中份額要遠遠高於發達國家；從就業結構看，農業勞動力的比重在發展中國家多達50%～70%左右；從城市化水平看，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城市人口佔總人口比例要遠低於高收入國家和地區。

6、在國際關係中處於劣勢地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關係上是不平等的。發達國家控制著國際貿易的類型，決定著國際關係的規則和形勢。而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由於發展水平低，國內儲蓄不足，經濟建設只能靠出口初級產品取得外匯。同時，發展中國家也需要引進必要的技術、外援和外資，而這些資源的國際轉移條件也是由發達國家控制的。因此，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上受發達國家支配，依附於發達國家。

7、不發達市場經濟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本質特徵。由於長期遭受殖民掠奪和封建生產關係的束縛，以及獨立后政府干預不當，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運行不靈且受到嚴重扭曲，無法發揮作為資源配置基本手段的功能。

發展中國家過去一般都是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半殖民地。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向壟斷階段過渡，世界進入帝國主義時代。英、法、美、德、俄、日等帝國主義國家向外擴張、侵略，把世界10億以上人口的大部分地區變成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為帝國主義的商品市場、原料產地和資本輸出場所。經過長期的反帝反殖鬥爭，這些國家取得了獨立，有些國家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建立了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但由於長期受帝國主義侵略和掠奪，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大多數國家雖然在政治上獲得了民族獨立，但在經濟上還沒有完全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與剝削。舊的經濟結構並沒有徹底摧毀，一些經濟命脈仍然不同程度地控制在國際壟斷資本手裡。發展中國家雖然根本改變了自身的附庸地位，但仍面臨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威脅。因此，維護國家主權、發展民族經濟、反對強權政治，變革國際舊秩序成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共同任務。發展中國家有著相似的歷史命運，面臨共同的任務和願望。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政治上取得獨立的發展中國家，大多奉行中立不結盟政策，並實現了不同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直接合作，加強了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聯繫與合作。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區新獨立發展中國家為主體的第三世界國家，作為一支新生力量參與國際事務，開展維護國家主權、發展民族經濟、反對強權政治、變革國際舊秩序的聯合運動。運動的主要內容有：①不結盟運動。反對參加大國軍事集團和與大國結盟。不允許在該國建立大國軍事基地，要求尊重各國主權，共同參與解決國際政治經濟的重大問題。②發展運動。主要任務是變革以控制和掠奪為核心的國際經濟舊秩序，建立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其行動主要體現為南北對話和加強南南合作，重點是南南合作，以南南合作推進南北對話的發展。③反獨裁、爭民主的運動。70-80年代達到高潮。隨著發展中國家民族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因素的增強，各國人民普遍要求建立民主制度，實行普選，加強法制。隨著”冷戰“的結束和兩極格局的消失，無論從哪種意義來講，作為一個政治概念的“第三世界”已經不復存在。然而，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個“概念集合”，第三世界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卻有著特殊的包容性和親和力，尤其對於那些弱小的民族和國家，給他們一種凝聚力和歸屬感。

除了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早在20世紀初葉就已經贏得了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都是在20世紀中葉的民族解放運動中贏得獨立和解放，建立起自己的民族特權。正是因為這些國家是帝國主義列強的殖民地和附屬國，因此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他們遭侵略、受剝削、被掠奪。殖民主義和宗主國看不起他們，將他們稱為“蠻荒國家”、“野蠻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這些國家贏得獨立，建立起自己的民族政權，他們在政治上要求獲得平等的待遇，不能再忍受發達國家的凌辱和欺負。然而在經濟上，這些國家依然處於貧窮落後的境地，因此在戰後初期，這些國家又被稱為“落後國家”或“後進國家”（backward countries）。顯然這種提法不妥，因為它不僅含有“低下”的意思，並且似乎是在表明這些國家一向落後，還將繼續下去。此後這些國家又被稱為“不發達國家”（underdeveloped countries）或“欠發達國家”（less developed countries，LDCs），意在強調這些國家仍然處於經濟成長的低級階段，和那些經濟發達的國家相比較，仍然處於不發達的境地。

20世紀50年代後期，特別是進入60年代以後，在新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下，一些過去經濟落後的國家和地區，在經濟上有了迅速的發展。亞洲“四小龍”的騰飛，拉丁美洲的“經濟奇迹”，使廣大亞非拉國家看到了謀求經濟發展的新希望。儘管在經濟上與發達的工業國相比，這些國家仍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儘管在發展的道路上，仍充滿著坎坷與挫折，但更為重要的，他們認為，自己是處於發展中的國家。具體表現在：他們的經濟在發展，畸形的經濟結構在改變，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在提高；儘管他們還比較窮，但是國內的儲蓄率和投資率都在增加；他們的人民生活還很困難，但是大多數國家的文化教育、衛生保健事業在不斷完善。因此，大約在1964年聯合國第一界貿易與發展會議前後，發展中國家這一概念開始出現，並在世界上廣為流傳，幾乎為所有不發達國家所接受，就連西方經濟學中以專門研究經濟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為主要內容的“不發達經濟學”，也順應這一潮流，改稱為“發展經濟學”了。

發展中國家的誕生，是20世紀人類發展與社會進步進程中最為重大的歷史事件。它標誌這自有人類歷史以來，世界上最眾多的國家、最廣泛的人口開始將謀求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國民富裕作為自己的努力方向和奮鬥目標。經過近半個世紀的不懈努力，除了少數最不發達國家，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狀況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當我們跨入新世紀的時候，對發展中國家的基本狀況進行縱向比較，可以清楚地看到，發展，作為人類永恆的主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世界銀行1999/2000年世界發展報告的主題是邁進21世紀。在對發展中世界既往的發展實踐進行總結時，《報告》指出：“近幾十年的發展情況表明，發展是可能的，但同時它既不是必然發生的，也不是輕而易舉的。成功的經驗已經足以讓我們對未來充滿信心”

主要的發展中國家——亞洲各國及地區（除日本、香港、台灣、新加坡、以色列以外）、非洲各國、拉丁美洲各國、中東歐各國。

當下在世界上綜合國力較強的發展中國家——亞洲：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歐洲：俄羅斯；非洲——南非，埃及，肯亞；美洲——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中國、印度、巴西、南非被譽為基礎四國；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被稱為金磚四國；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被稱為金磚國家）

1、第三世界的崛起，不僅根本改變了以歐洲為中心的國際政治格局，而且極大地促進了戰後國際政治格局從兩極向多極化方向發展。

2、第三世界是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維護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戰後第三世界國家共同面臨著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的任務。為了鞏固民族獨立所取得的成果，發展經濟，必須謀求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保衛世界和平，反對霸權主義，維護民族獨立，歷來是第三世界國家的重要任務。戰後半個世紀沒有發生世界性戰爭，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的反對是重要原因之一。

3、大批第三世界國家加入聯合國，使這一國際組織的地位與作用發生很大的變化。

4、第三世界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日益上升，它的發展改變著世界經濟的面貌。

另外，在解決關係人類命運的全球性問題，諸如生態平衡、環境污染、人口增長失控、糧食、能源、難民、禁毒等方面，也離不開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今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問題越來越突出，也越來越需要第三世界國家參與解決。

經濟發展的成就和面臨的問題

1、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

第三世界的多數國家是工業基礎薄弱的農業國，經濟結構單一，生產力水平低，人民生活貧困。經過半個世紀的建設，發展中國家都獲得不同程度的發展。總的看來，前30年經濟發展較快，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陷入停滯狀態（被稱為“失去的10年”）。90年代以後，才又出現新的發展勢頭。表現為：第一，創造了比獨立前更高的經濟發展速度，甚至創造了比發達國家更高的經濟發展速度。第二，畸形的經濟結構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變。第三，民族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第四，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增大。

2、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總體經濟實力增強

9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體上發展較快，實力增強，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不斷增大。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所佔的比重明顯上升。尤其是東亞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拉美經濟發展速度也很快，非洲現也已開始從諸多的困難中擺脫出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間，西方發達國家相繼陷入經濟衰退，而發展中國家仍持續快速發展。這表明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賴程度開始減弱，它們對世界經濟和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力不斷增強。這將有利於它們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反對霸權主義，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3、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經驗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特別是進入90年代，發展中國家都一直在調整經濟政策，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其經驗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根據該國國情制定與調整經濟發展戰略。普遍地以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相結合的發展戰略來代替過去的以進口替代為主的發展戰略，以取得更好的發展效果。第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包括減少國家對經濟的過多干預，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對國有企業實行轉軌，鼓勵發展私營企業等。第三，調整產業結構。許多國家從強調以發展工業為重點轉向重視工業和農業相適應的發展，注意發展第三產業（服務業）和第四產業（信息業），強化國民經濟中的薄弱環節，努力實現各部門的均衡發展。第四，實行開放政策。不同程度地參與國際經濟大潮，爭取有利機會發展自己。

4、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及面臨的問題

雖然從整體來看，發展中國家戰後50多年的經濟發展取得很大成就。但是，由於原來的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國內政局穩定程度的不同，發展戰略和改革調整水平的不同，科技、教育、文化重視程度的不同，以及其他地理條件、人口狀況等因素的不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很不平衡。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高低可以分為四類：第一，高收入的中東和其他地區的石油生產與出口國。第二，上中等收入的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包括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亞洲的新加坡和中國的台灣、香港地區等。第三，下中等收入的國家和地區。它們占第三世界的大多數，多是農業國，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並存的階段，正在爭取實現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的發展。第四，最不發達國家。這些國家人口增長速度高於經濟增長速度，其中許多國家連溫飽問題都沒有解決。

當下這些國家仍然面臨著嚴峻問題：第一，債務危機，資金倒流。第二，糧食危機，依賴糧食進口。農業基礎設施惡化，人均糧食產量不斷下降。第三，人口的增長超過物質資料生產的增長，社會不堪重負。第四，政局不穩、戰亂頻繁，更加重了已有的困難，使居民流離失所。

政治發展的成就與面臨的問題：

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制度比較複雜，正處於不斷變動之中。大體有以下類型：

1、議會共和制，即以議會為國家政治的中心，掌握國家最高權力，政府向議會負責。總統由選舉產生。實行這種制度的國家有：印度、新加坡等。

2、總統制，即總統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掌握行政權力。墨西哥、巴西等實行這種政體。

3、君主制，又分三種：議會制君主立憲制（議會君主制），君主不掌實權，議會是最高立法機關，國家行政權由內閣掌握，如泰國、馬來西亞等；絕對君主制，君主擁有國家最高權力，如沙烏地阿拉伯、阿曼等；二元制君主立憲制（二元君主制），君主為國家元首，議會為立法機關，內閣既向君主負責，又向議會負責，但國家實權掌握在君主手中，如約旦、科威特、巴林、史瓦濟蘭、摩洛哥等。

4、軍人政權，即軍人掌權的軍事專制統治。在拉美、亞洲，軍人政權曾一度很普遍，近一些年來趨向民主化，有所減少。

5、政教合一制和黨政合一制。前者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國家元首總統由公民投票產生，負責簽署議會決議，提名總理人選，但國家最高領導人不是總統，而是宗教“領袖”。後者實際是通過憲法或法律，直接把執政黨確定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如非洲的扎伊爾、亞洲的緬甸等。

政黨制也有一黨制、兩黨制、多黨制以及禁止一切政黨活動等形式。

戰後發展中國家在政治上取得重要進步：

第一，擺脫了殖民統治，爭得民族獨立，建立主權國家。

第二，探索適合該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第三，政治民主化程度不斷提高。

第四，大多數國家實行了正確的民族政策，穩定了國內政治局勢，保持良好的政治環境。但仍存在許多嚴重問題有待解決：原殖民國家的影響；舊的傳統勢力；一些國家存在各種民族、宗教、教派的矛盾衝突。

隨著一批發展中國家迅速崛起，既改變了世界經濟結構，也改變了全球利益格局。2008年，這一態勢繼續。“金磚四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繼續超過50%。緊隨“金磚四國”，發展中國家群體中又出現了VISTA五國和一批“第二梯隊國家”。它們把握住了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趨利避害，發揮自身不同優勢，彰顯出較為強勁的發展活力和潛力。2007年，在世界經濟20強中，新興經濟體佔了7個，分別是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墨西哥、土耳其，而在世界經濟50強中，發展中經濟體佔了25個，形成“半壁江山”。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導致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同時出現發展不平衡局面。世界經濟發展失衡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新特點。就發展中國家內部而言，國與國之間發展差距越拉越大。在發達國家群體中，同樣出現較大貧富差距。挪威和盧森堡2007年的人均收入分別是歐盟新成員保加利亞的20倍和19.7倍。而另一方面，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2007年9月發表的報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差距，1980年是23倍，2006年縮小為18倍。

生存利益格局大變革：

世界經濟失衡和南北發展同時失衡，造成全球利益格局生變。就國家和民族生存而言，發達國家群體早已確立生存優勢，主要依靠科技不斷創新、雄厚的經濟和金融實力、對國際貿易的主導、對世界主要資源和市場的控制、強大的軍事實力和集團組合以及由它們制定的人類生存規則。長期以來，發達國家群體一直佔有人類生存利益“大蛋糕”的最大部分，擠壓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生存環境、生存資源和生存能力的總體惡化態勢。然而，隨著一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崛起，發達國家群體不得不與其“分享”一部分生存利益領域內的“好處”。這部分發展中國家並不滿足於此，還要獲取更多“好處”，這樣，便使它們的生存特徵和生存行為逐漸遠離廣大發展中國家，逐步與發達國家磨合為“命運共同體”。

發展利益格局大調整：

長期以來，發達國家群體具有強勁的發展能力和實力。但南北發展“雙失衡”局面，造成全球發展利益格局大調整。發達國家為確保自己的發展利益，遲滯新興力量“奪走”更多的發展利益，開始拋出各種誘餌，拉攏一部分新興力量與西方為伍，聯手阻遏另一部分新興力量的繁榮強大。其結果是，被拉攏的新興力量在全球發展利益格局中的地位明顯改善，而“被阻遏”的新興力量不斷衝破阻遏，也在全球發展利益格局中通過競爭提升了話語權和利益分享權。

政治利益格局內涵大改變：

以往，維持舊秩序還是建立新秩序，是世界政治利益格局之爭的主線，冷戰時期被集團對抗以及制度和意識形態對峙所主導，發展中國家成為博弈雙方所爭取的“中間地帶”。冷戰結束后，多種力量共生共存，誰也吃不掉誰。面對經濟全球化浪潮和人類生存資源、生存環境、生存空間挑戰，各國對制度和意識形態分歧的關注，明顯讓位於對利益依存關係的關注。和平、發展、合作、互利共贏，成為最大的世界政治。在這方面，中國提出的“和諧世界”主張，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贊同，也推動著世界政治利益格局的大改變。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其前途和命運與整個發展中國家群體的前途和命運緊密相連。中國的和平發展和科學發展，對整個發展中國家群體有利，對整個世界也有利。

所謂弱國無外交，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是強權林立，是大國之間的利益爭奪的外交，弱小國家在國際組織中並沒有多少話語權，這個可以參考伊拉克戰爭，印度支那戰爭等。以前被列強操縱的聯合國被發展中國家視為與發達國家對話的舞台，並且擁有很高的地位。發展中國家也越來越具有較高的國際地位。但是還是沒有太大的影響力，主要還取決於八國集團。

發展中國家曾經以較為完整的群體規模和相對統一的力量，在世界政治和經濟舞台上發揮重要作用，如促成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推動召開討論原料與發展問題的第六次特別聯大，通過《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宣言》和《行動綱領》；在第四次中東戰爭后動用石油武器，制裁西方國家，造成持續三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等。

冷戰結束前，發展中國家群體主要依託跨區域和區域組織發揮作用，尤其是不結盟運動、77國集團、非加太集團（ACPGroup）、石油輸出國組織、伊斯蘭會議組織（OIC）、阿盟、非統（非盟前身）等，都具有較強的凝聚力，在重大問題上可以用“一個聲音”說話。它們關注的焦點主要是維護髮展中國家的政治獨立，反對美蘇爭霸損害自身利益，非殖民化和消除種族隔離，以及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與政治秩序。

冷戰結束后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知識經濟和信息革命日新月異，世界主要力量對比發生巨變，全球利益結構多元化，格局複雜化，國際規制呈現新的演化，多種力量角逐秩序重塑。在這樣的戰略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群體呈現大分化、大改組。

以宗教、種族、地緣因素或相近政治和經濟訴求而結成的大型發展中國家集團，大都活力日漸消逝，既難以影響全球重大熱點問題的解決，亦無力引導世界的主要經濟和政治趨勢。它們的首腦會或外長會仍定期舉行，仍發表大量的宣言、聲明或公報，但少見實質性的合作行動，更談不上統一的戰略努力，言不信，行不果。如分別擁有數十個上百個成員國的集團組織，在對待全球化、反恐、伊拉克戰爭、伊朗核計劃、阿以爭端、達爾富爾、科索沃、多哈回合、氣候、環境、聯合國改革、油價暴漲等問題上，難以形成統一立場，甚至陷入爭吵。

內部發展失衡，貧富差距拉大，導致利益訴求不一，甚至彼此衝突。例如，在伊斯蘭會議組織（OIC）的57個成員國中，2007年沙特、土耳其、印尼、馬來西亞、伊朗、奈及利亞、巴基斯坦、阿聯酋、埃及、阿爾及利亞等10國的GDP總額約20442億美元，占伊斯蘭世界的72%。另外47國除巴林、卡達、阿曼、科威特、汶萊系富國外，其他42國總財力比不上沙特一國，它們欠長期外債7300億美元，占其年GDP總額的87%，且無力償還。海合會六國及汶萊的人均收入，已超過某些發達國家，其中卡達人均年收入達66063美元，屬世界最富有國家之一。與此同時，聯合國劃定的49個最不發達國家中，伊斯蘭國家佔了22個，另有7個伊斯蘭國家因經濟倒退已接近最不發達國家的主要指標。如上情勢必然產生利益衝突。據世貿組織2007年評估，發展中國家間的貿易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仍然很高，全球50%的反傾銷調查案出現在發展中國家之間。

內部矛盾和衝突進入多發期，各類力量組合不斷變化。半數以上的發展中國家分別或同時被邊界爭端、資源糾紛、部族摩擦、教派矛盾、戰亂、瘟疫、極端主義、分離主義、恐怖主義所困擾，出現數千萬難民。小、弱、窮國不得不依據生存需要，圍繞大、強、富國劃線站隊，或頻繁“反水”，變更“陣營歸屬”。相當數量的民眾對該國前途失去信心，通過合法或非法途徑移居、滯留髮達國家。

一些經濟、科技、教育、社會發展程度較高的發展中國家，急欲改變自身國家定位，甩掉“發展中國家”的帽子。除已經成為歐盟新成員的12個“原”發展中國家外，新加坡、土耳其、烏克蘭、馬其頓、克羅埃西亞等一批國家，已經很不願意被稱為“發展中國家”或“第三世界國家”。它們“引進”西方政治制度、經濟模式、法律體系，在所謂“民主”、“人權”、“新聞自由”、“民族自決”等問題上的價值評判，日漸與西方趨同。

最新世界分組　聯合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2010年11月4日發布的《2010年人文發展報告》對世界各國的分組進行了重新的修正，修正後，發達國家或地區的數量由2009年的38個，上升的2010年的44個，增加了6個。

世界銀行近日公布對各國經濟的年度“考試成績”：2017年俄羅斯人均國民總收入達10743美元，在前蘇聯地區則僅次於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上述排名在充分認可俄經濟發展的同時，也難免有“注水”之嫌。俄羅斯《共青團真理報》網站隨後發表評論即認為，世界銀行“改卷不嚴”，給俄羅斯的“打分”偏高：“高收入”只表明了“單科分數”，而“發達”需要的則是“綜合成績”。

俄羅斯民眾在接受《共青團真理報》關於收入情況的調查時普遍反映，“高收入”看上去很美，但實際上自己勞動所得並不能與收入對等。來自薩馬拉中學一位名為柳德米拉的教師表示，每天從早到晚的辛苦工作加上兼職的工資每月才能賺到2萬盧布（約合600美元），絕對稱不上是高收入。俄羅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格林別爾科5日接受俄羅斯商業電台採訪時稱，“目前俄羅斯有1千萬人月工資僅為200美元，而這還被認為是正常的收入。”

一、“高收入”排名提升俄振興經濟的信心

世界銀行以國民人均年收入為主要標準，把不同國家劃分為4類，即高收入國家、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中等偏下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每年7月初世行會根據變化情況重定標準。根據今年的新標準，人均國民總收入達12616美元屬於高收入國家；低於1035美元為低收入國家；4085美元則為中上等和中下等收入國家的分界線。

全俄生活水平研究中心主任波（微博）波科夫表示，國民總收入的評估歷來有不同標準，但無論如何，此次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對於“改革陣痛”達 20年之久的俄羅斯，確有為之“自豪”的一面。

莫斯科國立大學經濟系教授葉甫蓋尼·阿夫多庫申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指出，世行的評定對於俄羅斯未來經濟改善也是一個積極信號。國民收入的增加意味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購買力和投資力的增強，則是擴大內需的重要條件。由於全球經濟環境的惡化，俄羅斯對外貿易額也受到一定的影響，而增加內部需求和提高出口產品附加值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同時還將促進位造業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有利於深化經濟結構調整。

俄羅斯被認可為高收入國家，也有利於儘快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的宗旨是共同應對全球化帶來的經濟、社會和政府治理等方面的挑戰，因此只有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才有資格加入。俄自1996年提出申請以來，因“實力”有限進展緩慢。經合組織秘書長安赫爾·古里亞即多次強調“入經”談判如同入世談判，收入水平是重要評價標準。此次有了這張“高收入”牌，艾福瑞外匯（俄羅斯）公司分析部副主任若蘭諾娃認為“入經”進程會得到加快。在此基礎上，俄羅斯還需根據經合組織建議，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放寬企業限制，鼓勵企業創新，並不斷加大打擊網上盜版力度等。

此外，“高收入”牌也使俄實現人均年收入3萬美元的宏偉目標變得可能。自普京2008年曾提出2020年實現上述目標以來，質疑之聲從未間斷。新“成績”宣布后，阿夫多庫申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認為，從政府大幅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增加居民收入方面來看，上述目標有可能成為現實。當然，這還需要提高國家社會經濟政策的有效性，並在推進現代化改革的同時不斷適應外部市場環境的變化。

二、“發達國家”需要的是“綜合成績”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對“發達國家”的“考核”是一份“多門功課構成的綜合試卷”，人均國民總收入僅是其中的“一門功課”，僅代表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其他“主課”還包括人均壽命和教育指標等“人類發展指數”。對於上述“功課”，俄尚需不斷“補考”。2011年，世衛組織統計表明，俄羅斯人均壽命為69歲，仍低於全球平均值；俄羅斯高等教育普及率僅為23%，比發達國家低7%。就總收入在國民間均衡分配而言，俄羅斯的情況更不容樂觀，國家中等收入階層的數量與其他世界高收入國家相比仍遠遠落後。

最為明顯的短板是，俄羅斯仍未擺脫能源依賴型經濟。俄羅斯近十年來逐步走出了解體后經濟衰退的困境，但依靠的主要是能源和原材料出口。主要面向歐洲市場的出口給俄羅斯帶來了大筆外匯資金，並建立起保障經濟穩定和社會福利的儲備基金和福利基金。但全球能源需求量一旦減少，這種“吃老本”的做法就難以為繼，俄羅斯作為能源出口國參與國際競爭的實力和影響力也將隨之減弱。有鑒於此，阿夫多庫申認為，目前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經濟體仍舊是美國、歐盟和中國，俄羅斯還不具備影響世界的力量；如果脫離了金磚國家等新興經濟體組織，俄羅斯的影響力就更加有限。

此外，在全球範圍內特別是與其他新興經濟體相較而言，俄2.4%的增長率尚處低位。阿夫多庫申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儘管俄2012年人均國民總收入有所提高，卻並不意味著明年能夠繼續增長。今年年初政府下調經濟預期導致社會普遍對經濟前景不看好，通貨膨脹率的升高也加重了國民的擔憂，而目前進行的經濟改革能否成為促進增長的動力也很難確定。

2010年中國人均GDP不足4500美元僅排世界第94位 國家強或弱光看GDP總量不靠譜

“趕超”曾經是我們揮之不去的情結。

在世界各國的GDP競賽上，中國無疑是超車高手——2005年，我們超過了英國；2008年，我們超過了德國；2010年，我們超過了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

愛湊熱鬧的外國媒體前來給中國捧場，當然，也不乏抱著捧殺想法的。

美國《紐約時報》說，這是中國經濟的一個里程碑；新加坡《聯合早報》指出，這是世界發展史的重要章節；日本《朝日新聞》嘆息，日本影響力開始黯淡；英國《金融時報》預言，世界將會適應這種新的方式。

與世界媒體高談闊論不同的是，這一次，中國人面對GDP排名世界第二，從民間到政府都態度冷靜——因我們是世界上最窮的老二。

人均GDP全球才排第94

2005年至2009年間，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在155個國家通過電話和入戶等方式訪問了數千人，獲得了世界各地的人們關於其生活幸福程度的數據。

調查結果顯示，在“全球最幸福的國家和地區”排名中，丹麥、芬蘭、挪威、瑞典四個北歐國家分列前四位。中國則與肯亞、迦納一起並列排在第125位。

當國內外媒體廣泛報道“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時，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卻站出來說：“GDP數據只是國家經濟實力一方面的反映。我們不僅要關心GDP數據，更要關心人均的數據。”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公布的數據，2010年，中國的人均GDP只有4382美元，排在全球第94名。總體而言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

姚堅表示，中國還有1.5億人未達到聯合國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標準。儘管經濟規模超過了日本，但由於中國人口規模是日本的10倍，若以人均計算，中國人均GDP僅為日本的十分之一。

姚堅坦言:“問題還僅僅表現在數據層面，更深層次的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質量還有待提高。相比發達國家，無論是人民的生活質量，還是在科技、環保領域，我們還有巨大的差距。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我們社會領域的發展還比較滯后，在教育、文化、衛生等領域，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專家觀點

中國經濟隱藏著致病因子

目前，中國經濟發展主要依靠投資，其中很大一部分又是靠外資投資拉動。

外資在中國製造了可觀的“中國GDP”，但利益卻通過商品出口轉到了外國，中國GDP越高，為國外輸送的利益越多。

有專家指出，中國不算強大，而是肥大。肥大，不僅表現在沒有多少力量，而且還隱藏著諸多致病因子。

具體到中國經濟，那就是含金量很低，科技創新不力，經濟高增長，靠出賣廉價勞動力和付出沉重環境代價換取。

這種隱藏的病因已經在中國大地上相繼致病了——環境污染、產品安全事故頻發。

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了問題所在，並致力於改變，但任何變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GDP 多少不能成為國家強弱的標誌

中國自己的歷史一再表明，GDP的數字大小並不能成為一個國家強弱的標誌。

如果按照GDP總值來計算，近現代史上一向被視作“積貧積弱”的中國，其實一直是個經濟大國。

按照英國著名經濟史和經濟統計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測算，1700年到1820年，中國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的比例最高達到了32.9%。

而同樣根據麥迪森的估計，按照中國經濟當下的發展速度，到2030年，中國佔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也僅僅是和200年前先人勉強打個平手。

即使是抗日戰爭爆發前的1936年，中國GDP也遠高於日本，約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顯然，當時各國都認定日本明顯強於中國。

國家收入不等於國民福祉

GDP絕不是萬能的，這是屬於GDP的“原罪”。

早在1934年，GDP指標的發明者，俄裔美國人庫茲涅茨就發現GDP計算方法的最大缺陷：“國家的收入並不等於國民的福祉”。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以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馬蒂亞·森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為首的24名頂尖經濟學家在2010年4月發表了一份報告，探討改善GDP的可能性。

在斯蒂格利茨看來，GDP的先天缺陷在於沒有考慮社會發展因素。GDP只是一個數量指標，而不是一個質量指標。GDP沒有考慮國民收入的分配，也沒有對經濟活動的價值進行道德判斷。

更多的中國學者開始思考“GDP的含金量”，有人提出用GDPW（國內生產福利總值）取代GDP。

美國學者加爾布雷斯曾指出，發展中國家有三種可以選擇的現代化，其中一種是象徵性的現代化，營造設施一流的機場、發達的高速公路和大型工程項目，但不代錶帶來福利水平的提升。

經濟發展更要看質量

經濟發展不僅要看數量總和，更要看質量如何。

著名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指出：“經濟總量本身並無意義，數億農民的物質產量可以使500萬工人的產量相形見絀，但由於他們生產的大部分都被消費了，所以遠不可能形成剩餘財富或決定性的軍事打擊力量。英國在1850年是強大的，它強就強在擁有現代的、創造財富的工業和由此產生的一切利益”。

職工收入增長緩慢長期偏低

有網友曾在網上貼出他2010年2月份的工資條：基本工資1300元，扣除養老保險144元、社保198元、失業險18元、醫保36元，加上遲到4次被扣900元，最後實發工資為4元。

在北京政協會議上的一份調研報告指出，北京一線職工收入水平現狀是“增長緩慢，長期偏低”。

廣東2010年的“社會溫度計”調查報告也指出，居民認為，廣東當前存在的最重大社會問題排在第一名的是“工資漲得慢”。

與漲薪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生活成本的增加。

網上一度流行曬全國各地娶老婆的成本：廣州128萬；杭州178.2萬；上海200.82萬；北京202.8萬；深圳208萬。

阿蘭·德波頓在《身份的焦慮》中曾說，在繁榮的經濟大潮中，一個已經困擾了西方世界長達數世紀的問題也東渡到了中國，社會保障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際，就是身份的焦慮滋生之時。

在曬工資和曬生活成本背後，是一種心理的比較，體現了中國工薪階層對生活的焦慮。

分配不均中國經濟發展有“硬傷”

這種焦慮也體現在地區的發展不平衡上。

當中國快速晉陞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汽車的生產和消費已位居全球第一，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房價直追紐約、東京的時候，我們很容易讓自己，也讓別人產生某種虛幻的錯覺。

而當我們把目光投向廣袤的農村和邊遠山區、再以13億人口做分母，平均中國一切數字的時候，感受到的卻是巨大的壓力和責任。

學者張維為曾在《GDP鏡子照出什麼樣的中國》一文中指出，今天的中國，已經形成一個3億人口左右的“准發達國家板塊”。在這個板塊，北京和上海的人均預期壽命均超過紐約，多數城市居民的住房水平超過了日本和中國香港，住房自有率超過發達國家，人均教育水平也達到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整體科技能力高於一般發達國家。

但是，當經濟總量的蛋糕做大，而分配蛋糕卻嚴重不公時，GDP越大，人們被剝奪的感覺越強，越發埋藏著社會危機。

事實上，中國的貧富差距正在加大。

1994年，中國的基尼係數就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2007年時則已高達0.48。

兩極分化拉低了人均GDP，使得中國的繁榮存在著一種假象。

中國的發達國家的實現

“如果完全按照歷史經驗來估算，中國21世紀末晉級發達國家的概率約為4%；如果考慮到人口的因素，中國人口13億～14億，發達國家人口10億，中國的概率可能更小。”

1月30日，在“世界現代化400年暨《中國現代化報告2010》專家座談會”上，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傳啟說。

《中國現代化報告2010：世界現代化概覽》(下稱《報告》)是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化報告》年度系列報告的第十本，分析了世界現代化的基本事實和未來前景，並探討中國現代化的事實和前景。

報告中稱，根據過去300年的歷史經驗，21世紀發達國家大約為20個，發展中國家有100多個；發達國家有可能降級為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有可能升級為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包括3組國家，它們分別是中等發達、初等發達和欠發達國家。21世紀發展中國家仍然有成功機會，它們將爭奪5張升級發達國家的門票。

4%的“晉級概率”在座談會上引起爭議。“對未來的預測，把握不好，得出的結果就很滑稽。”與會的北京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陳劍對本刊記者說，“這4%根本沒有什麼意義。”

《報告》勾畫了一幅世界現代化的“數字化全景掃描”，而在一些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看來，《報告》的方法和結論還有待商榷。

預計2040年基本實現現代化

“如果按1990~2005年的年均增長率估算，中國有可能在2040年左右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國現代化的第三步戰略目標有可能提前10年左右實現。”何傳啟對本刊記者說。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提出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三步走戰略”：第一步，1981年到199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1991年到20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

何傳啟說，如果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中國現代化水平大體如下：

其一，經濟現代化：人均年收入超過2萬美元，關鍵經濟指標的排名進入世界前40名。

其二，社會現代化：養老和醫療保險覆蓋率達到100%，城市化率和信息化率達到80%左右。

其三，政治現代化：建成民主、自由、平等和高效的政治文明，國際競爭力的排名進入世界前10名。

其四，文化現代化：文化生活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文化創新能力的關鍵指標的排名進入世界前20名。

其五，人的現代化：大學普及率超過80%，平均預期壽命超過80歲，人類發展指數排名進入世界前20名。

其六，生態現代化：經濟增長與環境退化完全脫鉤，人居環境質量基本達到主要發達國家水平。

《報告》認為，從18世紀60年代英國工業革命至今，世界現代化可以分為兩大階段，其中，第一次現代化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是以工業化、城市化和民主化為典型特徵的經典現代化；第二次現代化是從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工業文明向知識文明、物質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變，是以知識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為典型特徵的新型現代化。

根據《報告》的研究結果，2006年世界上有29個國家進入第二次現代化，有90個國家處於第一次現代化，有12個國家處於傳統農業社會，有數百個少數民族生活在原始社會。在21世紀，預計有100多個國家將全面完成第一次現代化，有80多個國家將進入第二次現代化，發達國家將完成第二次現代化。

2006年中國屬於發展中國家中的初等發達水平，處於第一次現代化成熟期，第一次現代化已完成4/5，第二次現代化水平約為發達國家的2/5。2006年，中國第二次現代化指數在全世界131個國家中排名第七十位。

中國內地現代化發展不平衡。北京已經達到第二次現代化的起步期，上海和天津已經處於從第一次現代化向第二次現代化的過渡期，浙江等7個地區處於第一次現代化的成熟期，湖北等21個地區處於第一次現代化的發展期。

2006年中國部分地區的部分指標已經達到或接近歐洲比較發達國家的水平。北京的第二次現代化指數、城市化水平和大學普及率已經達到義大利和西班牙水平，綜合現代化指數、平均預期壽命和成人識字率接近義大利和西班牙水平。

印度總統阿卜杜勒·卡拉姆在即將結束5年任期前為印度政府和議會設下一項重任：在2020年前將印度變成一個發達國家。

中國、俄羅斯、巴西和拉丁美洲國家、東亞等發展中國家，雖然在經濟增長率上都超過了發達國家，但它們的社會福祉取決於發達國家。為此，發展中國家為了不受制於發達國家經濟，不能重複發達國家的增長道路，而需探尋全新的經濟模式。

在21世紀我們面臨著重要的任務，中國、俄羅斯、巴西和拉丁美洲國家、東亞等國在內的所有國家，他們在經濟增長上都超過發達國家。他們的社會福祉取決於發達國家，所以，如果我們看到經濟停滯，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很低很緩慢，同時他們也面臨挑戰。

因為發達國家的需求及其他國家的需求可以是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比如說金磚國家還有很多其他的G20成員國目前並沒有面臨嚴重的經濟停滯狀況，他們也面臨著一些財政緊縮，如果他們能夠進一步追尋發達國家的增長道路，來進一步重複他們的經濟模型，會出現一些問題。因此，我們覺得應該進一步遵循全新的經濟模式，競爭和依賴共存。競爭主要是指很多國際組織和國際機構，比如說新的國際組織，他們也在存在相互競爭的態勢，他們可以通過相互競爭帶來一個更完美的世界。因為我們要關注他們的政策來促進社會的發展。

第二，獨立。這主要是指本國的經濟政策應該相互獨立，對於G20可以起到協調作用，來彼此溝通本國的經濟政策，產生一些一體化的模式。我們在布里斯班提出了一個增長計劃，對於政策制定者這個規劃很有意義，我覺得對澳大利亞這是一個很大的成功，他們實現了成功，他們也通過了這樣一個布里斯班計劃。第一年這個計劃並不是特別的成功，並不是所有的國家都實施了這一計劃。因此，對於G20我們應該發揮重要的作用，讓所有的國際組織、國際機構能夠相互見面來討論他們的政策。我們也可以通過不同的戰略來讓他們彼此相互扶助，幫助我們促進經濟再增長，實現經濟再度可持續增長。

2019年12月6日，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吳海濤表示，中方支持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提出的“為維和而行動”倡議，積極支持發展中國家出兵國能力建設，同時支持聯合國為非盟自主和平行動提供可持續、可預測的資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