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陽文通書局

貴陽文通書局

貴陽文通書局,成立於1909年的集編輯,出版、印刷於一體的民國民營出版機構。由貴州省實業家華之鴻創辦。取“文以載道,通達心靈”之意。與商務、中華、世界、開明、大東、正中齊名的七大書局之一。文通書局是建國前貴州省最大的編輯、印刷、發行機構,同時也是貴州最早引進和使用機器生產的工廠。

創辦者簡介


貴陽華家大院
貴陽華家大院
華之鴻(1871-1934),貴州省傑出的實業家。字延厘(延儀),漢族,祖籍江西臨川,1871年生於貴陽。華之鴻1896年由副貢生選授仁懷廳儒學訓導。1902年棄官回到貴陽。1917年以後,華之鴻退出政界,專門經營商業。早在1909年他秉承父志毅然投資白銀20萬兩,由日本購進機器設備,於1911年正式創辦文通書局於貴陽。它是當時貴州最早使用先進印刷機器的工廠。1927年,又在文通增設圖書部,與京滬各大書局訂立合約,將國內各種新舊圖書儀器運黔推銷。抗戰時期(其子華問渠掌管經營)文通已成為全國七大書局之一。1914年,華之鴻又出資白銀60餘萬元由日本購進機器,建永豐紙廠於貴陽城南小團坡,並於1919年正式開工。

歷史沿革


老照片:貴陽文通書局
老照片:貴陽文通書局
1898年起,華之鴻禮聘遵義田慶霖,數次率隊遠赴日本,採購鉛印書籍全套設備,並聘請日本技工到貴陽,執導設備安裝調試。這些設備由日本裝船運到上海,轉江輪,沿長江運到重慶,再換人力或馬馱運達貴陽。百多年前,西南偏地,運輸之難可想而知。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是常事,最難處是途中遇房屋阻隔,為此“商求拆屋而過,再行復修”。各項設備中,小件運達需要十六七天,大件需要二十多天,巨型機器(最大一件須六十四人一起抬)耗時更久,搬運費用大都超過了機器價格。再加購置廠房、學生留學、技工來華、往來差旅,到鉛印、石印完全開工,耗時數年,耗費白銀二十萬兩左右。 1911年文通書局開張營業,地址設於貴陽城內王家巷。首先印刷的第一部書,是貴州鄭珍(號子尹)先生所編著的《播雅》
文通書局除在貴陽設有總管理處外,先後在貴陽、重慶、昆明、成都、上海、長沙、廣州等地設有分局,推銷各種書刊。
1927年,增設圖書部,把京、滬各出版機構的教科書和其他圖書運到貴州,供貴州文教界採用。
華之鴻首先與上海中華書局簽訂合同,由文通書局負責代其在貴州推銷該局出版的教科書。由此開始,上海的世界書局、開明書店大東書局等,先後委託文通書局代銷其教科圖書。商務印書館本來獨佔貴州市場,見此情景,本欲離去,文通書局念貴州文化傳播所需,誠意挽留,保留該館的貴陽特約經銷處,並承擔維持其原有職員工作人員的生活費用之責。
1932年,文通書局創辦人華之鴻去世,文通書局由其子華問渠接續經營。
1937年“七七事變”后,戰事影響到上海多家出版機構內遷重慶,文化界、知識界大批學者群集西南,人才濟濟,卻因出版途徑不暢而苦於著述無從發表。時有黔籍學人馬宗榮、謝六逸等,隨大夏大學復旦大學遷至貴陽,華問渠即與馬、謝商定,組建文通書局編輯所,編輯出版書籍,同時創辦《文訊》月刊,由謝六逸主編,做綜合性學術報道。一時間,文通出版業務繁榮,先後出書二百餘種,如曹未風譯《莎士比亞全集》、馬宗榮《新時代社會教育新論》、盧冀野《黔游心影》、張世祿中國文字學》、蕭一山中國通史》(上)等,皆暢銷之作。從大類看,文學、史地、天文、數學、理化、建築、醫學、教育等等,文通書局“業務蒸蒸日上。出版書刊,除淪陷區外,發行殆遍”,得一時之盛。

主營業務


承印政府公報、日報、期刊多種。並承“貴州銀行兌換券
1912年2月,滇軍唐繼堯率師入黔,令將貴州官錢局改為貴州銀行,由都督府財政司司長華之鴻兼任銀行總經理,並借口收回貴州官錢局發行的銀兩票發行“貴州銀行兌換券”(簡稱“黔幣”,俗稱“花票”),有拾元、伍元、壹元、伍角、貳角、壹角6種票面。票面主圖為雙鳳展翅,下面是艷麗的花邊擁簇著的幣值。六種版別的背面一致附列簡章五條,並蓋有一方“貴州都督之印”。該紙幣圖案主色調為天藍色。這些“黔幣”均由文通書局印製。

出版書籍


據不完全統計,文通書局共出版書刊480多種。其中系統地出版了《經世社叢書》《大學叢書》《新聞學叢書》《國際時事叢刊》《教育叢書》《語文學叢書》《文藝叢書》《醫學叢書》《中學輔導叢書》《邊疆問題叢書》以及世界名著、地方文獻、中小學教科書、各種工具書和通俗讀物等。同時還編輯出版有《文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