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陽文通書局

華之鴻（1871－1934），貴州省傑出的實業家。字延厘（延儀），漢族，祖籍江西臨川，1871年生於貴陽。華之鴻1896年由副貢生選授仁懷廳儒學訓導。1902年棄官回到貴陽。1917年以後，華之鴻退出政界，專門經營商業。早在1909年他秉承父志毅然投資白銀20萬兩，由日本購進機器設備，於1911年正式創辦文通書局於貴陽。它是當時貴州最早使用先進印刷機器的工廠。1927年，又在文通增設圖書部，與京滬各大書局訂立合約，將國內各種新舊圖書儀器運黔推銷。抗戰時期（其子華問渠掌管經營）文通已成為全國七大書局之一。1914年，華之鴻又出資白銀60餘萬元由日本購進機器，建永豐紙廠於貴陽城南小團坡，並於1919年正式開工。

1898年起，華之鴻禮聘遵義人田慶霖，數次率隊遠赴日本，採購鉛印書籍全套設備，並聘請日本技工到貴陽，執導設備安裝調試。這些設備由日本裝船運到上海，轉江輪，沿長江運到重慶，再換人力或馬馱運達貴陽。百多年前，西南偏地，運輸之難可想而知。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是常事，最難處是途中遇房屋阻隔，為此“商求拆屋而過，再行復修”。各項設備中，小件運達需要十六七天，大件需要二十多天，巨型機器（最大一件須六十四人一起抬）耗時更久，搬運費用大都超過了機器價格。再加購置廠房、學生留學、技工來華、往來差旅，到鉛印、石印完全開工，耗時數年，耗費白銀二十萬兩左右。 1911年文通書局開張營業，地址設於貴陽城內王家巷。首先印刷的第一部書，是貴州鄭珍（號子尹）先生所編著的《播雅》

文通書局除在貴陽設有總管理處外，先後在貴陽、重慶、昆明、成都、上海、長沙、廣州等地設有分局，推銷各種書刊。

1927年，增設圖書部，把京、滬各出版機構的教科書和其他圖書運到貴州，供貴州文教界採用。

華之鴻首先與上海中華書局簽訂合同，由文通書局負責代其在貴州推銷該局出版的教科書。由此開始，上海的世界書局、開明書店、大東書局等，先後委託文通書局代銷其教科圖書。商務印書館本來獨佔貴州市場，見此情景，本欲離去，文通書局念貴州文化傳播所需，誠意挽留，保留該館的貴陽特約經銷處，並承擔維持其原有職員工作人員的生活費用之責。

1932年，文通書局創辦人華之鴻去世，文通書局由其子華問渠接續經營。

1937年“七七事變”后，戰事影響到上海多家出版機構內遷重慶，文化界、知識界大批學者群集西南，人才濟濟，卻因出版途徑不暢而苦於著述無從發表。時有黔籍學人馬宗榮、謝六逸等，隨大夏大學和復旦大學遷至貴陽，華問渠即與馬、謝商定，組建文通書局編輯所，編輯出版書籍，同時創辦《文訊》月刊，由謝六逸主編，做綜合性學術報道。一時間，文通出版業務繁榮，先後出書二百餘種，如曹未風譯《莎士比亞全集》、馬宗榮《新時代社會教育新論》、盧冀野《黔游心影》、張世祿《中國文字學》、蕭一山《中國通史》（上）等，皆暢銷之作。從大類看，文學、史地、天文、數學、理化、建築、醫學、教育等等，文通書局“業務蒸蒸日上。出版書刊，除淪陷區外，發行殆遍”，得一時之盛。

承印政府公報、日報、期刊多種。並承“貴州銀行兌換券”

1912年2月，滇軍唐繼堯率師入黔，令將貴州官錢局改為貴州銀行，由都督府財政司司長華之鴻兼任銀行總經理，並借口收回貴州官錢局發行的銀兩票發行“貴州銀行兌換券”（簡稱“黔幣”，俗稱“花票”），有拾元、伍元、壹元、伍角、貳角、壹角6種票面。票面主圖為雙鳳展翅，下面是艷麗的花邊擁簇著的幣值。六種版別的背面一致附列簡章五條，並蓋有一方“貴州都督之印”。該紙幣圖案主色調為天藍色。這些“黔幣”均由文通書局印製。

據不完全統計，文通書局共出版書刊480多種。其中系統地出版了《經世社叢書》《大學叢書》《新聞學叢書》《國際時事叢刊》《教育叢書》《語文學叢書》《文藝叢書》《醫學叢書》《中學輔導叢書》《邊疆問題叢書》以及世界名著、地方文獻、中小學教科書、各種工具書和通俗讀物等。同時還編輯出版有《文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