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詛咒

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以來，經濟學家一直致力於探究與經濟增長有關的諸種因素和條件，即增長的源泉問題。自然資源或自然稟賦、物質資本、技術進步、公共秩序與法律乃至信念和價值觀，相繼被揭示出來並置於突出的地位。其中，自然資源作為物質生產活動的必要投入品，成為經濟賴以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資源相對豐裕的國家通常蘊含了更大的發展潛力。近代以來的經濟發展史表明，自然資源的確對於一國國民財富的初始積累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如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的快速工業化與其豐裕的自然資源密不可分。

20世紀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資源豐裕的國家陷入了增長陷阱的事實引起了經濟學家的深思。經驗數據顯示，從一個較長的時間範圍來看，資源豐裕國家經濟增長的速度是緩慢的，甚至是停滯的。1965—1998年全世界低中收入國家人均GNP以年均2.2%的速度遞增，而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國家同期卻下降了1.3%。在全球65個資源相對豐裕的國家中，只有四個國家(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波札那)人均GNP年增速達到4%(1970—1998)，而一些東亞資源稀缺的經濟體(中國香港、新加坡、韓國、中國台灣)，經濟增長卻超過了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世界銀行，2000)。在中國不同的地區，我們也能發現非常相似的情況。

“荷蘭病”（Dutch Disease）是指自然資源的豐富反而拖累經濟發展的一種經濟現象。經濟學家們則常常以此來警示經濟和發展對某種相對豐富的資源的過分依賴的危險性。

荷蘭上世紀50年代因發現海岸線盛藏巨量天然氣，而迅速成為以出口天然氣為主的國家，其他工業逐步萎縮。資源帶來的財富使荷蘭國內創新的動力萎縮，國內其他部門失去國際競爭力。至上世紀80年代初期，荷蘭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此外，關於礦業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貢獻除了中短期礦業項目所帶來的“新興都市”效應外，更多的是與礦業資源相關的經濟社會問題，簡單叫做“資源詛咒”。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新的內生增長理論對於索洛增長理論的“趨同過程”和“趕超假說”提出了質疑，大量的實證研究開始比較各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差異。一些經濟學家發現自然資源豐裕的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卻令人失望，開始探求其中原因。1993年，Auty在研究產礦國經濟發展問題時第一次提出了“資源的詛咒”(Resource Curse)這個概念，即豐裕的資源對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並不是充分的有利條件，反而是一種限制。在此之後，Sachs和Warner(1995，1997，2001)連續發表了三篇文章，對“資源詛咒”這一假說進行開創性的實證檢驗。

他們選取95個發展中國家作為樣本，測算自1970—1989年這些國家GDP的年增長率，結果發現僅有兩個資源豐裕型國家年增長速度超過2%。回歸檢驗表明，自然資源稟賦與經濟增長之間有著顯著的負相關性，資源型產品(農產品、礦產品和燃料)出口佔GNP中的比重每提高16%，經濟增長速度將下降1%。即使將更多的解釋變數納入回歸方程，比如制度安排、區域效果、價格波動性等，負相關性依然存在。

資源豐裕度的測量是實證研究中一個重要難題，為此，學者們紛紛引入了一些替代變數，包括初級產品的出口與GDP的比值(Sachs and Warner，1995)，初級產品部門的就業比例(Glyfason，1999)，人均耕地數量(Wood and Berger，1997)，能源儲量(Stijns，2000)，資源租佔GDP的比值(Hamilton，K.，2003)。雖然度量方法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但研究結果一致表明，資源豐裕度與經濟增長的負相關關係普遍存在。

一些研究(Isham et al，2002；Murshed & Perala，2002)對自然資源的類別加以細分，討論不同資源國家遭受資源詛咒程度的差異。根據資源地理分佈集中度的不同，自然資源可以被劃分為集中型資源(Point Resource)和擴散性資源(Diffuse Resource)。集中型資源(如礦產資源)經濟體更容易遭受資源的詛咒，因為政府可以通過集中開採直接獲取大量收入，進而滋生一個腐敗和掠奪性的政府，而對於類似農業耕地這種分散性資源，國家財政收入只有依靠從企業或個人的徵稅中獲得。為了能夠贏得公眾政治上的支持，政府必須更加追求發展的持續性、政策的一致性和增加國民福利等政治目標，因此，“資源詛咒”的現象在主要農業國表現得並不十分明顯。

國外大多數研究都支持這樣一個命題：自然資源如果對其他要素產生擠出效應，就會間接地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Gylfason稱之為“資源詛咒”的傳導機制(Transmission Mechanisms)。常見的傳導機制包括：荷蘭病、資源尋租和腐敗、輕視人力資本投資、可持續發展能力衰退。與國際上這一領域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相比，國內探討自然資源稟賦與經濟增長關係的文獻並不多見。

第一，單一的資源型產業結構容易使資源豐裕地區患上“荷蘭病”，資源部門的擴張和製造業的萎縮必將降低資源配置的效率。例如我國能源大省的產業結構特徵就是以採掘和原料工業為主的工業比重過大，各類產品的加工鏈很短，中間產品比例高，最終消費品比例低，擠佔了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高的最終產品工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資源部門的擴張性在一定程度上會“擠出”製造業，而中國過去正是工業尤其是製造業加快發展的時期。

第二，資源豐裕地區的資源型產業擴張導致人力資本積累不足，難以支撐持續高速度的經濟增長。單一的資源型經濟結構導致資源豐裕地區嚴重缺乏人力資本積累的內在動力，這是因為資源型產業與加工製造業相比，不管是對於人力資本的需求還是人力資本的投資報酬率，都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在中國一些過度依賴資源經濟的地區，人力資本的投入無法得到額外的收入補償，人們接受教育的意願普遍降低，大量具有較高知識水平和技能素質的勞動力流出，知識創新缺乏機會，人力資源開發滯后+在現代經濟結構中，人力資本是推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其作用與收益大於自然資源，而資源產業擴張同樣地把人力資本的積累效應給“擠出”了。

第三，在產權制度不清晰、法律制度不完善、市場規則不健全的情況下，豐裕的自然資源還會誘使資源使用的“機會主義”行為及尋租活動的產生，造成大量的資源浪費和掠奪性開採。我國現行資源開發管理的制度安排不僅使得資源的所有權與行政權、經營權相混淆，而且所有權在經濟上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其收益由多種途徑和渠道轉化為一些部門、地方、企業甚至是個人的利益。國家資源產權的虛置或弱化，資源使用權的缺乏約束造成一些地區資源權屬糾紛頻繁，資源消耗過度、規模利用率低，資源重開採、重使用而輕保護、輕管理，從而破壞了資源產業發展的良性循環和宏觀經濟的正常運行。

第四，資源的開發加大了生態環境的壓力，城市環境問題突出，污染治理水平較差。脆弱的自然環境狀況不僅阻礙了地區潛在優勢的發揮，而且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在資源接近枯竭時，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受到了嚴峻的挑戰，由此引發了大量的失業和社會不穩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