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姬

日本留學生太田豐太郎接觸德國大學的自由空氣，自我逐漸覺醒，對日本官僚產生反抗情緒。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與美麗的舞女愛麗斯相遇，愛麗斯無錢安葬死去的父親，豐太郎出於同情，解囊相助。二人關係本來是純潔的，但為讒言所害，豐太郎被免職，失去經濟來源，在貧困中與愛麗斯同居，盡情享受愛情和自由。但另一方面，豐太郎又不能斬斷與故國社會的聯繫，最後終於在天方伯爵和朋友相澤兼吉的幫助下，選擇了步入仕途，拋棄愛麗斯回國之路。為此，愛麗斯精神失常成為狂人，豐太郎內心也留下了不可治癒的創傷。

時代背景

明治維新（1868年）以後，日本從漫長的鎖國迷夢中醒來，第一次發現自己處於孤立、落後和危險的境地，為了擺脫被歐美各國侵吞的危險，奮起急追歐美而實行了現代化改革。明治維新政府在廢除封建藩政制，實現統一后，實現了富國強兵、文明開化、以及改革各項制度、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政策。

當時，歐洲的近代文化大量傳入日本。基督教得到公認，以教會為中心的自由思想以及新的戀愛思想等也同時發展起來。然而，它們僅局限於表面現象，真正能使它們得到實現的社會上的或心理上的秩序都尚未確定。支配社會現實生活的仍然是封建的思想和封建的秩序。

在當時的官僚機構中，官僚們總是期望把下屬培養成被動性的、機械性的和沒有自我性的、能隨心使用的器具，對官僚們來說，那種高唱獨立精神、行動自由的人是最令人生厭的。當時，封建的社會秩序還具有絕對的力量，絕對不容忍那些追求自由和個性的人的存在。即使人們知道這種封建的社會秩序是違背人性的，也不能反抗，誰反抗誰就後患無窮。《舞姬》中的豐太郎對這種封建的社會秩序進行了反抗，結果成了封建官僚制度的犧牲品。因此，可以認為，殘存在當時日本社會中的封建秩序是製造《舞姬》這一悲劇的罪魁。

個人背景

《舞姬》是森鷗外自傳性最強的小說之一。小說是以森鷗外自己在德國留學的經歷為原本加以潤色寫成的。實際上，《舞姬》中的豐太郎就是森鷗外本身，愛麗斯就是森鷗外留德時的情人。儘管實際生活中的森鷗外既沒有把情人逼瘋，也沒有使她懷孕，但是森鷗外回國后，他的情人確實抱著結婚的目的尾追到日本。情人的突然出現，顯然成了森鷗外仕途上的障礙。為求得一官半職，這位藩醫家庭的長子冷漠地聽任母親和弟弟把“愛麗斯”趕了回去。這些都暴露了森鷗外的“非近代的、非人性的偽善行為”和投機心理以及極端的利己主義人生哲學，其思想是有保守、消極的一面。

豐太郎

對豐太郎來說，他的理想無疑是“榮達之路”和愛麗斯的愛情二者兼得，這也許算是一種東西方文化的結合。但是，在明治初期日本的土地上，這種理想的種子是不能開花結果的。剛剛自我覺醒的豐太郎對自己抗爭的力量和社會現實還缺乏明確的認識和估計，社會人士對此還不具備應有的理解和寬容。這也意味著豐太郎的理想和明治初期日本現實的要求相距很遠。為了適應明治初期日本現實的要求豐太郎就不能不委曲求全，選擇“榮達之路”發揮他的作用。也就是說，豐太郎由封建意識較強的日本去自由空氣較濃的德國留學，再由德國回到現實中的日本，整個故事由日本一出一回，就註定了《舞姬》這一悲劇的發生，這是《舞姬》這一悲劇發生的客觀因素。

愛麗斯

愛麗斯是一個性格非常矛盾的人，她對充滿未知的將來，既期待又帶著些許恐懼；她對於心中嚮往的愛情滿懷憧憬卻又缺乏冷靜。在愛情的衝動下，她甚至可以不顧一切：為了理想的愛情，她甚至拋棄了一切，奉獻了一切。然而現實是殘酷的，當血淋淋的現實擺在她面前的時候，這位善良的德國女子終於走到了崩潰的邊緣一一她發瘋了，至此這段悲涼的故事也基本上劃上了一個句號。

作品所體現的作者思想的兩面性和複雜性是非常具有典型意義的。作者從德國回日本后不久就發表了這篇著名的短篇小說，它表面上是一個情節動人的愛情故事，更確切地說，它是一個愛情的悲劇。就像己經有人提出的那樣，這篇小說中貫穿著作者自身的一種懺悔意識，這樣的說法是不無道理的；然而更明顯地凸現於作品字裡行間的則是存在於作者思想中的兩面性，這種兩面性可以簡單地理解為先進性和不徹底性：先進性即嚮往西方先進文明而要求改造自身存在的封建文化的落後性，而不徹底性則是由於封建傳統意識在作者頭腦中根深蒂固地存在，從而導致的作者在追求理想時比較軟弱，所以也可以稱之為軟弱性，這在豐太郎對愛麗絲的愛情中體現的最為突出。毫無疑問豐太郎是深深地愛著愛麗絲的，然而在殘酷的現實面前，豐太郎的那種軟弱性就暴露無遺了。雖然他深深地愛著愛麗絲，但是在面對更為強悍的守舊傳統時，愛情這一美好的主題在這一刻竟顯得如此蒼白無力，豐太郎內心深處存在的這種軟弱性最終使他無奈地告別了愛麗絲，告別了真愛：若將主人公身上這種對待愛情的軟弱性放大，其實也就是主人公在追求自我解放中的不徹底性。

《舞姬》中是一種開門見山式的倒敘手法—小說一開篇呈現在讀者面前的便是形單影隻的“我”在歸國客輪上自怨自艾、愁腸百轉的場景。這種直入式的倒敘手法，會立刻將焦點直接導向主題。因此可以說讀者閱讀小說的過程，也是探索小說主題的過程。

《舞姬》通篇採用第一人稱，小說中穿插的多處心理描寫，輔以鷗外“測繪師之眼”般高超的文字技巧，更是加深了這種身臨其境感。讀者深深地被主人公的情緒所感染：忽感動於他和少女的純潔愛情，忽又為他在功名面前放棄愛情而扼腕，可謂“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舞姬》以太田豐太郎的回憶方式寫成，這其實也是森鷗外自己的回憶錄。因而作品中流淌著兩個時間：事件發生的過去與正回憶著的現在。這一時間構思註定了森鷗外的內心一嘆：無論現在如何悔恨，過去都已無法改變。“嗚呼！如何方能消此悔恨？若是其他恨事，或可詠詩作歌消解之，然此恨太傷余心，絕非此等常法可以消解。”他滿懷悔恨地回憶往昔，所以反覆磋悔，滿紙“嗚呼”。太田豐太郎在苦苦磋嘆，作者森鷗外又何嘗不在哀嘆著他那屈服於封建官僚社會的自身。身處俗世的他在內心始終企盼著能棄之如敝展般甩掉地位、名譽、金錢的束縛，只追求精神的滿足。然而終其一生，森鷗外未能脫下他光耀世人的外衣。或許正因如此，這才留下遺世名言，只一句“願死而為森林太郎”。

《舞姬》的發表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舞姬》和二葉亭四迷的《浮雲》作為最早具備真正的近代文學品格的作品，起著里程碑的作用。《舞姬》是日本近代浪漫主義文學的奠基之作，在日本文學史上很有影響。

日本文學評論家吉田精一：“《舞姬》是作者對自己深刻的體驗加以藝術化的作品。”

森鷗外（1862年2月17日-1922年7月19日），日本醫生、藥劑師、小說家、評論家、翻譯家。曾赴德國留學，深受叔本華、哈特曼的唯心主義影響，哈特曼的美學思想成為他後來從事文學創作的理論依據，著有《舞姬》、《阿部一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