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鷗外

1862年2月17日生於日本石見（今島根縣）鹿足郡一藩主侍醫家庭，其父森靜男是藩主的私人醫生。母親峰子，生性好強，一心要把鷗外培養成出類拔萃、能夠揚名顯姓的人才，讓他自幼受到良好的國學、漢學和蘭學教育。鷗外天資聰慧，勤奮好學，有神童、天才之名。他5歲讀《論語》，6歲學《孟子》。7歲時入藩校養名館，系統學習儒家典籍“四書”，8歲習“五經”，9歲學習《左傳》等。

他的青少年時期是在明治維新后的“文明開化”的風潮中度過的。鷗外10歲隨父遷居東京，入“進文學舍”學習德語，為學西醫作準備。兩年後入東京大學醫學部學習，年僅12周歲，學習成績卻很優秀。此間鷗外讀了明初李呂棋的傳奇小說《剪燈余話》、清代陳球的長篇小說《燕山外史》、筆記小說集《情史》等中國小說，井熱衷於作漢詩，寫漢文。

1882年鷗外畢業東京第一大學醫科學校，成為該校最年輕的醫學學士。他在父親開設的醫院工作半年後，加入陸軍，先後被任命為東京陸軍病院課僚和陸軍軍醫副，若杏《醫政全書稿本》。1884年7月，受陸軍衛生部的派遣，赴德國深造。

1888年回國，歷任軍醫學校教官、校長、陸軍軍醫總監、陸軍省醫務局長等職。晚年擔任過帝室博物館館長、帝國美術院院長職務。森鷗外留學歸來，以啟蒙家的姿態開始文學活動。他翻譯西方著名作家歌德、萊辛、易卜生等人的作品，同時創辦《柵草紙》等文學刊物，介紹西方美學理論，開展文藝批評，並致力於戲劇改良、詩歌革新活動，在日本近代文學中產生過較大的影響。

1890年發表的處女作《舞女》，連同他的《泡沫記》和《信使》被認為是日本浪漫主義文學的先驅之作。《舞女》的主人公是一個留學德國的日本青年官吏，為了追求個性解放和純潔的愛情，他曾愛上一個德國窮舞女，但在日本專制官僚制度和封建道德的壓力下，終於遺棄了她，釀成愛情悲劇。作品反映了個性解放的要求與社會現實的矛盾，最終卻與現實妥協，這篇小說成為日本近代文學初期的代表作品。

1910年前後，森鷗外寫了《青年》、《雁》等取材於現代生活的小說。《雁》是作者這一時期創作的藝術成就較高的作品，描寫明治年間一個貧苦的少女淪為高利貸主的情婦的悲慘遭遇，引起當時日本文壇的強烈反響。

1910年日本政府製造了所謂“大逆事件”，加強了對思想文化界的專制統治，森鷗外開始轉向歷史小說的創作。他把自己的歷史小說分為“遵照歷史”和“脫離歷史”兩類。前者完全依據史料寫作，包括《興津彌五右衛門的遺書》、《阿部一家》等。後者則藉助歷史事件的描述來表達作者的理想和信念，如《高瀨舟》等。森鷗外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與夏目漱石齊名的文學家。

作者晚年埋頭於史料的考證，也寫過幾部人物傳記，如《澀江抽齋》等。所傳人物多為專心學術、不問世事的學者，表現作者晚年企圖擺脫世俗的心境。1922年7月19日鷗外逝世。

渋江抽斎（1916年1月－5月、“東京日日新聞”、“大阪毎日新聞”）

生田川

森鷗外強調文學理念上的真、善、美三者是存在差別的，美不是事實的模寫，而是由超越事實的“想”（審美的理念）來保證的超越的價值。文學就是要創造這樣的價值。也就是說，文學上的美是具有獨自的意味和價值的，將善與美分開，以審美學的標準作為批評的根本依據。

同時，森鷗外則是受到西方浪漫主義美學思想的影響。具體地說，他留學德國期間，日本正處在時代新舊交相矛盾的持續之中，他帶著那個時代日本知識分子持有的苦悶心情，從接受哈特曼的“無意識”哲學思想開始，翻譯了哈持曼的《審美論》，以哈特曼的觀念論美學觀為楷模，努力建立自己美學體系。批評了樸實的寫實論，強調了藝術的感情因素、藝術與倫理道怨的非從屬關係，從而主張審美、倫理二學與理論哲學分立，審美與倫理二學並存。其次，主張自然美和藝術美的關係是：自然美與藝術美是相互作用的，自然美可助藝術美，作者通過模仿或觀察自然來完成藝術；藝術美可助自然美，因為自然美有待能變，作者理解藝術美的官能會使自然美豐富起來。再次，主張“人有感受性和製作性同時將“無意識”哲學思想延伸至美學。

森鷗外的文藝理論和批評是其文學體系重要的一個方面，其評論範圍大至藝術全境，小至詩文一體。他的文學評論包含文學理論、詩論、小說論、戲劇論、畫論等廣泛的文學藝術領域，同時繼續在創作小說和譯詩方面為近代浪漫主義的開展，為日本文學復興做了大量的啟蒙工作。

森鷗外參與評論之初，在文藝批評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熱情和精力。他首先試圖以醫學作為參照系確立其文學理論上的學院式的風格。為此他通過近代的科學精神、近代的文學概念和語言的結構進行理論的思考，在小說論方面將自然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與文學的理念和方法相比較，對兩者的差異提出了形象而深刻的見解。他的《小說論》（1889，后改題為《以醫論小說》、《出自醫學說的小說論》），強調醫學者運用分析和解剖的方法，以獲得試驗結果的畢實為滿足，而小說家不能滿足於事實，還必須駕馭它，這樣就要靠想橡力來完成。森鷗外在兩者的比較中發現文學本身的價值和方法，進而批判了左拉特自然科學的方法應用到小說論上的“實踐小說論”即自然主義方法論，以及反駁坪內逍遙的《小說神髓》所提倡的寫實主義論，試探著走自己的理論和創作道路。

他認為文學上的美是具有獨自的意味和價值的，將善與美分開，以審美學的標準作為批評的根本依據。

鷗外的文學生涯起步於翻譯介紹西方文學。他的翻譯範圍廣、種類多，有小說、詩歌、戲劇、美學理論等。1892年，他著手翻譯安徒生的長篇小說《即興詩人》，歷時10年問世。吉田精一對譯著給予了很高評價：“這部為日本的浪漫主義所不能產生的、具有高度浪漫主義氣息的作品，使當時的青年們感染了從來沒有這樣強烈的異國情調”，被譽為“是超過原作的名澤本”，對日本新文學語言的成熟起了良好的示範作用。此後鷗外與三木竹二合譯了都德的《綠葉嘆》，獨白翻譯了托爾斯泰的《盧塞思》，此外還有翻譯作品集《黃金杯》、《各國故事》等。在詩歌方面，鷗外與文學同仁團體“新聲社”翻譯的歌德等西歐近代詩人的詩篇及明代高啟的漢詩《野梅》，結成詩集《於面影》。這是日本國內首次系統介紹歐洲近代抒情詩，為日本的新體詩注入了浪漫主義清新氣息，將新的感覺和情緒依託。

在美的抒情旋律上，對後來的詩人產生了很大影響。鷗外在詩集序言中寫道：“意在明示國人，西詩不僅有思想世界和感情世界之美，且具外形之美。因此，儘管它是翻譯詩，但證明了近代詩歌是可以表達複雜的思想情感的，這也體現了歐外對於翻譯文學的觀點和主張。

森鷗外認為小說通常卻有這祥一個習慣：隨意取捨事實，寫得有頭有尾，但是森鷗外堅持查看史料的時候，對從它所反映的“自然”，產生了尊重的心情，不胡亂改變它。這是其一。其次，看到現今的人如實地描寫自家的生活，他就想到既然可以實寫現實，那麼也就應該實寫過去。這表明了森鷗外對文學創作的基本態度和原則。

根據他的“遵照歷史”和“脫離歷史”這一歷史小說的劃分，從事歷史小說的創作。1912年，明治天皇逝世。鷗外的故交乃木希典大將切腹殉死，鷗外對此一事件感觸頗深，認為這是一種非功利的忠義行為。於是，以此為題材，寫以了他的第一篇歷史小說《興津彌五右衛門的遺書》。對武士殉死的所謂“忠義”行為進行讚美。此後他后創作了《阿部家族》。小說通過阿部一族的壯烈悲慘，揭示了封建殉死制度對生命的蔑視及虛偽、腐朽和滅跡人性的實質，以及封建統治者的無道和殘忍，在客觀上否定了《興津彌五右衛門的遺書》所肯定的武士殉死這一封建道德行為。這兩個題材相同而思想相悖的作品，反映了作者對武士殉死精神的矛盾觀點，但鷗外試圖描寫“歷史的自然”的寫實主義卻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森鷗外的作品側重於體現他的倫理道德觀，反映了明治時期上層知識分子思想上的矛盾，早期作品文筆優美，抒情氣氛濃郁。後期大多數作品，特別是歷史小說，往往採取冷峻客觀的筆調。

森鷗外的作品不論是近代題材還是歷史題材均具有雙重性。他身處時代變革的漩渦，一方面在德國接受明治維新以來西方新思想的影響，培育了自由的精神和初步自我覺醒。另一方面受到以武士道為本的國家教育，且長期在陸軍為官，被灌輸武士道的思想和秩序觀，沒有完全確立自我的主體性，從而自覺或不自覺形成個人自由與國家秩序的矛盾和對立，並常常為尋找兩者的結合件不可得。因此他的作品追求個性解放、反對就秩序的思想並不強烈，相反，他對舊秩序採取容忍的態度，這種雙重性格反映在他的作品主題上，同時不可避免的在其創作人物上留下影子。

在其文學實踐方面，森鷗外探索以漢文脈為主的日本傳統文學近代化的可能性，還試圖將中國文學和歐洲文學的表現特徵與日本本土文學交織在一起，創造了獨特的口語文體。

作為日本近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森鷗外在其30多年的文學生涯中，所作文學作品涉及小說、詩歌利戲劇、文學評論，譯東西方文學。他攜西方的文學新風，異國情調和思想，為當時的日本文壇注入了民主新活力，使讀者為之耳目一新。

作為日本近代歷史變遷文化轉型重要時期的一個啟蒙主義者，歐外的作品充滿著對理想的追求、強韌的道義和倫理的底蘊，反映了他對白我確立和人性解放的探索，開掘小明治時代知識分子內心的弱點、苦悶與仿控。如果說在森鷗外六十年的寫作事業中，彷彿反映了近代日本的百年史，那麼他的小說創作則把這段歷史藝術化了。從這個意義上講，鷗外的作品堪稱一部生動的形象化歷史，它對人們了解日本近代文學和近代社會提供了極大的支持。

此外森鷗外的文藝評論和批評也是重要的一個方面，而且有著明確的目的和意識，主要是整理當時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混亂，確立批評的原理和審美的基準。他在創作小說和詩歌方面為日本近代浪漫主義文學的發展作了大量的啟蒙工作。

同時，森鷗外接受了哈特曼唯心主義哲學思想的影響，宣揚非理性主義和悲觀主義，但他又以理性來洞察現實，剋制其悲觀主義，即企圖調和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建立一種新樂觀主義。其藝術上的浪漫思想就是從這裡釀造出來的。可以說，他將經驗論和觀念論調和在一起而形成的具象理想主義的美學思想和實際的藝術活動結合起來加以普及，對發展美學和發展藝術活動的功績是很大的。甚至可以說，他的作品波及同時代和下一代日本作家群。

日本文學評論家中野重治《森鷗外》書雲“倘若有人要寫一部明治元年以來近百年的日本史，只要他是把歷史作為歷史來寫的，就必然會提到一百至一百五十個特殊的人物。其中一定有幾個文學家。他們之中的一個，特別重要的—個，無疑是鷗外。”

著名日本文學研究專家劉振瀛指出的：“森鷗外作為一名明治政府所賞識的高級官僚，他具有傾向於保守，維護和容忍現存秩序的一面；但是，作為一個啟蒙主義者，一個開明的有高度文化教養的知識分子，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敢於獨排世俗之見，對現實持冷靜清醒態度的一面。”

學者葉渭渠認為，森鷗外早年翻譯的西歐浪漫主義詩歌，格調流麗典張，使人耳目一新。後來花了十年辛勤勞動翻譯成的安徒生的《即興詩人》，使日本“青年感染了從來沒有這樣強烈的異國情調”九十年代，在“不要理想的爭論”中，森鷗外以“文學作品如果沒有美的理論就無法判斷作品的價值”為基點，寫了大量論文，在日本文學史上留下了光揮的一頁。

森鷗外堅信腳氣病源細菌說，大肆抨擊食物說，拒陸軍採納米麥混食，斥責海軍的洋食實驗為毫無科學根據的魯莽舉動，甚至嚴厲指控主導海軍伙食改革的高木兼寬。

不少陸軍軍醫目睹海軍實施伙食改良后，成功抑制腳氣病，他們態度略有鬆動，但森鷗外堅持己見，毫不妥協。甲午戰後，日本并吞台灣之初，他監調任台灣總督府陸軍局軍醫部長，嚴禁陸軍部隊擅自提供米麥混食。結果，他駐台三個月內，將近兩萬五千名士兵中，有百分之九十罹患腳氣病，二千餘人病死。據史家近幾年來考證，森鷗外當時之所以匆匆離開台灣，除了束手無策外，更是意圖逃避責任，還在公私文件上故意遺漏或竄改紀錄，強要抹消該段污史劣跡。

繼任台灣總督府陸軍局軍醫部長的土岐賴德，眼見事態急迫申請准許米麥混合的伙食。返回東京擔任陸軍醫校校長的森鷗外，遊說陸軍軍醫行政高層，祭出一紙行文措詞異常古怪的訓令：“關於麥飯混食，可以實驗，不準施行。”收拾慘局的土岐賴德，憤罵森鷗外是“嫉妒他人偉勛、執著自家陋見的齷齪小人”，“囿於私見、貽誤國家大計的區區賤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