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洋

藏洋鑄造的總的規律是，鑄造時間越早者，成色越好；越遲，成色越差。民國元年（1912年）后，因為所鑄藏洋成色減低，在康定，由原來31元1咀換10兩生銀增至40元才能換10兩生銀。加之生銀日昂，成都造幣廠無利可圖，故民國5年後停鑄。但其後市面深感周轉不靈，康定商家不得不發行大量期票以資周轉。川康邊防軍第二旅旅長馬驌請示劉文輝后，於民國20年（1930年）在康定設造幣廠鑄造面值為1元的藏洋，至民國31年（1942年）止，該廠正常開工時間約100月，按月平8至10萬元計算，總鑄量約800至1000萬元。此外，還有一些私鑄藏洋，如1930年開始出現於康定市面的所謂“西寧藏洋”，1938年曾流行於爐霍的“克羅洋錢”，其後發現的“鋁鑷藏洋”。

藏洋在民國時期康區經濟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20世紀30年代，除瀘定、九龍、丹巴、鄉城外，今甘孜州各縣流通的主幣均是藏洋；就連石渠這樣的純牧業縣，在縣上使用的貨幣也主要是藏洋。鄰近的西藏昌都，青海玉樹、稱多、曩謙等地，藏洋也是主幣。這一情況一直延續到上世紀50年代初期。除了商品交易外，畜稅和部分糧賦的徵收、寺廟、土司、頭人的部分放債，寺廟的散招，乃至外國人用地的租金，都用藏洋計價支付。據估計，民國時期康區藏洋的流通量與鑄造總量大致是：民國5年（1916年），流通數量300萬元以上，累計鑄造總量約1750萬元；民國18年（1929年），流通數量約100萬元，累計鑄造總量約1750萬元；民國25年（1936年），流通數量200萬元以上，累計鑄造總量約2100萬元；民國32年（1943年），流通數量400萬元以上，累計鑄造總量約2550至2750萬元。

清末川藏多事，有識之士以川藏勢危，紛紛上書朝廷，遂有設“川滇邊務大臣”，派趙爾豐在康巴地區推行“改土歸流”之舉。趙爾豐上平康三策；底定三邊，一道同風，此第一策也：改土歸流，康地設省，擴充疆宇，以保西陲，此第二策也；設置西三省總督，藉以杜英人之凱覦，兼制達賴之外附，此第三策也。因此，趙對“邊川”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都作了統籌安排。鑄銀幣，拒英洋，以保證“改土歸流”的經費需要，正是趙爾丰采取的一個重要措施。趙上奏請鼓鑄三二藏元：“竊查西藏幣制，始於乾隆五十九年…自光緒初年，英人由印度鑄造三二銀元，名曰盧比，行銷西藏…去年臣與前督錫良由川省造幣廠仿照盧比，鑄三二銀元，定名藏元，一百萬元運銷關外，以為抵制，商民樂用，…挽回利權，不使外溢。”清廷批示：“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鑄藏洋的政治目的顯而易見。

清朝政府在川邊推行“改土歸流”，趙爾豐在康巴地區大肆用兵，軍事行政費用大增。史載“於是爾豐建議籌邊，錫良以聞，加爾豐侍郎銜，充川滇邊務大臣。…奏陳改設流官、練兵招墾、開礦、修路、通商、興學諸端，清廷議准撥開邊經費一百萬兩。”在這一行動中，首先遇到的是大量零星軍事行政費用的開支問題。這類開支頻繁、額小、量大，而康定以西銅錢不行，用銀不便。為保證大量軍政人員經費供給，鑄當地藏民慣用之三二藏元勢在必行。

康巴，漢唐以來稱為“徼外”，西藏亦稱該地為“邊地”，均含不毛之地之意，歷史上經濟十分落後。但由於東部緊靠川西經濟富庶地區，西連關外廣大藏區，又是歷代中央政府對藏區實行“羈縻”和“經邊”政策的重要前沿陣地，所以，經濟發展後來居上，逐漸成為以康定為中心、邊茶貿易為主線的藏漢經濟並匯的樞紐地帶，農牧業、手工業都得到發展、以邊茶貿易為中心的商貿活動十分活躍。據不完全統計，宣統二年，康巴地區所屬各縣徵收糧稅數為：糧稅13368石，摺合400萬斤，牛馬稅藏洋11519元，金課9500元，鹽稅13000兩。按什一稅計，估計當時全區糧食可達六、七千萬斤。按一頭牛收藏洋一咀計算，徵收牲畜不少於10萬頭（只）。由於糧稅均徵收銀錢，宣統元年按康區各縣徵收糧變價及牛馬稅造冊總數，共計收市平銀36247兩，摺合藏洋113356元，可見需要數量之大。隨著以邊茶為中心的藏漢貿易的發展，對銀洋的需求更為迫切。當時康定折多山以西廣大藏區不使用銅元，“秤銀”以五十兩為單位，分割困難，散碎銀兩識別計量不便，至使印度盧比乘虛而入。然康定區經濟發展所需貨幣量較多，印度盧比數量終究有限，且幣高於值，又有損我國利權，因此，急需一種適應康巴地區經濟發展需要而又為當地樂於使用的銀鑄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