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穆特·卡爾·貝恩哈特·馮·毛奇

1800年10月26日，毛奇生於梅克倫堡易北河畔的小城帕希姆。祖上是容克貴族。父親當過普魯士軍官。母親來自盧卑克的商人家庭。同不少容克家庭一樣，十九世紀初，毛奇家的經濟也破產了。拿破崙戰爭的打擊，施泰茵解放農奴的改革，普魯士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使封建性的領主經濟急劇衰落下去。毛奇的父親遷居當時丹麥屬下的霍爾施坦，並在丹麥軍隊中服役。

1809年毛奇8歲時，被送到霍爾施坦的鄉村牧師處受教育。兩年以後，被送進哥本哈根皇家軍校。

1817年獲皇家近衛軍少尉銜。軍校長期野蠻的“棍棒教育”使毛奇的身心遭到“無法醫治的創傷”。他給弟弟的信中寫道，經濟上的匱乏和窮困使他變得憤世嫉俗。這個瘦長的、有著淺色頭髮和藍色眼睛的青年軍官變得出奇的緘默寡語，冷靜沉著。他愛思索，也好動。他冷眼觀察世界和自己的前途。

1821年在參觀柏林后，他確信小小的丹麥不是他的用武之地，而普魯士才是他施展宏圖之處。

1822年3月，毛奇通過考試獲得普魯士軍籍，成為駐奧得河畔法蘭克福第八近衛師的少尉軍官。一年以後，他又通過考試，進入普魯士軍事學院。他受到許多學科——包括語言學的教育。他對卡尼茨的《戰爭史》，埃爾曼的《物理學》，特別是對里特爾的《地理學》感興趣。後來終於形成了所謂里特爾-毛奇的軍事地理學派。不知疲倦的學習使他的健康受到損害，不得不中途輟學療養。

1826年，他回到奧得河畔法蘭克福師部，擔任教學工作。由於經濟拮据，他開始寫小說和軍事論文。

1827年出版的處女作《兩個朋友》是他自己的生活寫照。他還同出版商訂了合同，翻譯愛德華·吉本的長篇名著《羅馬帝國衰亡史》，但未完成。

對毛奇具有重要意義的，是他在1828年發表了重要的軍事著作《論軍事測繪大綱》，受到軍界的重視，因而調到柏林總參謀部所屬的地形測量署工作。在這以後，毛奇主要關心社會政治史和軍事史，寫了《論波蘭的內部關係和社會狀況》等論文，並開始為總參謀長起草文件。

當時的普魯士親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對總參謀長曾說道：“你不要小看這個瘦得像鉛筆似的年青人，他確實是有東西的哩。”

1834年，毛奇升為上尉。這年11月，他到達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爾，名義上是休假，實際上是受命出使，幫助土耳其進行軍事改革，加強普魯士在土耳其的影響。毛奇作為顧問幫助蘇丹政府擬訂建立國防軍的計劃；視察達達尼爾陣地並提出改進設施；勘察巴爾那要塞和博斯普魯斯海峽等。毛奇特別詳盡地勘察了伊斯坦布爾及其四郊，繪製了著名的君士坦丁堡地形圖。

1839年6月，土耳其同埃及發生戰爭，遭到失敗，普魯士軍官也被迫離土回國。毛奇在土耳其軍隊中任職4年多後於9月到達維也納，寫了《論1839年夏季的土埃戰爭》的文章。他把土耳其的失敗原因歸之於缺乏統一指揮，司令拒絕接受意見；領導人相互猜忌；軍事動員緩慢和士兵戰鬥力差等。他開始考慮，在一個新的時期，一場大規模的現代戰爭的戰略和策略應該是怎麼樣的？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開始，歐洲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大規模的工業革命、技術革命和思想革命使歐洲和德國的面貌發生根本的變化。革命、民族起義和戰爭危機不斷發生。這一切毛奇都切身感受到了。但是毛奇的宦途並不順利。

1842年才升為少校，在柏林第四軍參謀部供職。這時，他參加漢堡鐵路的管理，使他有機會觀察鐵路、技術在戰爭中能起什麼作用。

1844年毛奇完成軍事論文《1828和1829年的俄土戰爭史》，考察了俄國在戰爭中的目的、政策和作用，把戰爭同政治聯繫起來。

1845至1846年，毛奇作為普魯士亨利親王的副官住在羅馬。除了寫軍事論文外，他還繪製了詳細的羅馬地形圖。這樣一些平淡的職務調動和寫寫文章的生活，滿足不了毛奇的野心。他要當指揮官，而不是被指揮的。“如果我有一塊地盤，我自己是主人，那該多好啊！”當時他希望成為一個軍的參謀長，試驗他的一些設想。

在40年代，毛奇的政治思想已經形成。它的兩個要點是：德國要統一，但必須統一於普魯士王朝，“普魯士必須成為德國之首”；德國要成為歐洲強國，但必須用武力來排除統一道路上的一切障礙，“用戰爭手段來維護國家的生存、獨立和尊嚴”。因此，他一方面反對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把民主派說成是普魯士最兇惡的敵人，要求用武力來恢復秩序，“自由有時產生於秩序，但秩序決不會產生於自由”；另一方面，他力主由普魯士君主政體掌握統一的旗號，進行軍事改革，反對歐洲其他大國的阻撓和破壞。毛奇的軍事思想作為一種體系，大致形成於五十年代。毛奇沒有論戰略和戰術的軍事專著，但他的大量的軍事論文體現了這些思想。他詳細地研究過拿破崙戰爭，承認拿破崙無可比擬的軍事才能。但他認為拿破崙缺少完整的戰爭體系，憑著個人的籌劃和決心指揮作戰。這種情況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更大規模的戰爭中是無法達到的。他更多的是研究了克勞塞維茨的軍事思想，承認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政治意圖是目的，戰爭是手段。毛奇把自己看成是克勞塞維茨的學生，對重大的戰爭和戰役都進行政治分析。但是這個學生更多地著眼於戰爭，把戰爭作為決定性的手段，認定政治目標一旦確定，政治就讓位於戰爭，政治不得妨礙戰爭的進程，直到戰爭結束。在毛奇那裡，很少有什麼“綠桌戰略”——通過談判達到目標的考慮。在這樣一些原則的基礎上形成的所謂毛奇軍事思想，大致可歸納為：

一、創立大規模的總參謀部體制。總參謀部在戰爭時期應當成為總司令（國王）“唯一的顧問”，由它制訂戰略和策略，協調軍力和物力，統一軍事行動的指揮。

二、必須把技術革命引入戰爭。不僅要更新軍隊的裝備，把老式的銃膛槍炮換成新式的後膛擊發槍炮，而且要把鐵路和電報用於戰爭目的。大規模的鐵路建造能加快軍隊的動員和部署，保證部隊的調動和接應。鐵路和電報不僅克服了以往的給養限制、季節限制和傳遞限制，而且有可能在短期內把大量的兵力和裝備投入某個戰場，形成優勢兵力，完成戰略部署。毛奇提出了所謂“普魯士的鐵路政治”，把鐵路、電報乃至剛剛出現的系留汽球都作為戰略行動的輔助手段，並把一系列科學如統計學，國民經濟學，地理學，測量學等用於戰爭。

三、對總參謀部軍官進行教育和訓練，以適應新的戰略和執行新的戰爭計劃。統帥部只給各軍領導規定戰略目標，而達到目標的執行方式由各軍領導自己決定，要求他們充分發揮主動性。毛奇制定了一套所謂“通用指令”，代替以往生硬的“作戰命令”。

四、進攻，但必須“先思而後行”。進攻是毛奇的軍事原則，而“先思而後行”是取得進攻勝利的保證。“軍隊開始行動時，應把政治的、地理的和國家的各個方面考慮在內”，要求在戰前極其細心、詳盡、謹慎、周密地規劃和擬訂作戰計劃、部署和行動。一旦戰爭開始，就採取攻勢。毛奇主張先發制人的快速進攻戰，反對防守戰略。

毛奇是普魯士容克-大資產階級軍事理論的最主要代表，他奠定了領導現代大規模軍隊作戰的基礎。毛奇的政治態度、軍事思想及其才能，終於贏得普魯士最高當局的賞識。19世紀五十年代毛奇的晉陞是驚人的。1851年底毛奇成為上校。1855年擔任弗里德里希·威廉親王的副官，升為將軍，陪同出使歐洲各國。1857年被任命為方面軍的參謀長；半個月後又委以領導陸軍總參謀部的工作。1858年9月，毛奇正式被任命為陸軍總參謀部總參謀長。這時毛奇近58歲，其他軍官到這個年齡都要求退役，而毛奇認為他的事業剛剛開始。毛奇剛上任時，總參謀長一職僅僅等同於軍政部中的一個分部主任，權力和財力都很小，不能參加以國王為首的軍事權力中心的決策，對軍隊的部署幾乎沒有影響。他的主要活動在於訓練總參謀部軍官，提供軍事情報等。毛奇不聲不響，埋頭經營，逐步擴大總參謀部的編製和許可權，並在六十年代初開始大規模草擬普魯士反對法國、奧地利乃至俄國的作戰計劃。六十年代初，總參謀長已經同首相、軍政大臣平起平坐了。

毛奇的軍事戰略緊密配合著1862年上台的宰相俾斯麥的政治戰略——通過王朝戰爭統一德國。1864年初，爭奪石勒蘇益格-荷爾斯坦因兩公國的普丹戰爭爆發，毛奇作為總參謀長在統帥部指揮部隊。按照他的作戰計劃，普魯士軍同奧地利軍採取鉗形攻勢，很快擊敗丹麥。1866年初，普奧戰爭迫近。普魯士國王指令，這次戰爭的軍事命令直接由毛奇發給戰地各軍，而無需再通過軍政部。毛奇把所有鐵路動員起來，迅速運兵到邊境。5月末，普軍28萬人已沿60英里長的弧形戰線列陣。7月3日，毛奇迫使奧地利軍隊在捷克的薩多瓦村附近決戰。當毛奇在望遠鏡里看到普魯士的幾路大軍最終按計劃趕到會戰點時，他對普王只說了一句：“陛下今天不僅贏得了這個戰役（克尼格雷茨戰役），而且贏得了整個戰爭。”普奧7周戰爭最後的結局是奧地利退出德意志聯邦，普魯士統一了整個德國北部和中部。當和約剛剛簽訂的時候，毛奇已擬訂出反對法國拿破崙三世干涉的戰爭計劃。

1870年，普法戰爭危機終於出現。這一次毛奇被任命為“國王陛下統帥部的全軍總參謀長”,實際上是全權指揮。毛奇把德軍38萬4千人分為3個方面軍，採用“鐵路進軍”、協同配合、分割包圍的戰術，擊敗混亂一團的法軍。8月31日色當會戰開始時，毛奇對普王說：“近衛師進攻了，我祝賀陛下取得本世紀最偉大的勝利。”9月2日，拿破崙三世率10萬法軍投降，法國敗局已定。毛奇繼續驅兵直逼巴黎。1871年1月18日，普王在凡爾賽鏡廳加冕為德意志帝國皇帝，德意志最終統一起來。

德國統治階級把統一戰爭的勝利都歸功於俾斯麥，毛奇和軍政大臣阿爾布雷希特·馮·羅恩，歸功於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國王在慶功宴會上說：“您，羅恩將軍，磨亮了寶劍；您，毛奇將軍，正確使用了寶劍；您，俾斯麥伯爵，多年來如此卓越地掌管我的政策，每當我感謝軍隊時，就特別地想到您們三位。”

這幾場戰爭的勝利，使毛奇的聲譽日隆。對奧戰爭勝利后，毛奇獲得下院20萬塔勒爾的獎賞，在西里西亞購置了莊園。對法戰爭勝利后，又獲獎賞30萬塔勒爾，擴充了家庭的世襲財產。1872年毛奇成為上議院議員。1876年在他的出生地舉行毛奇紀念碑揭幕典禮。他作為德意志帝國的總參謀長一直到1888年，為他特設了總軍需官協助處理日常事務，任總軍需官的就是瓦德西將軍。

毛奇1888年辭職后還擔任國家保衛委員會會長。將主要精力用於研究軍事問題，特別是德國東、西兩線作戰問題。他的軍事思想繼承了克勞塞維茨的理論觀點，同時加上了當代的特色。他也強調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重視總參謀部和參謀人員對於組織和完善軍隊作戰指揮的重要作用，強調在軍事上要充分認識和運用鐵路和電報等最新技術。他在戰爭指導上主張先敵動員、分進合擊、快速突破、外線作戰和速戰速決。在軍事建設上，就戰爭動員、軍隊編製、作戰指揮、武器裝備等等問題，都有論述和建樹。他的軍事理論對於西方軍界是很有影響的。可以說，西方軍隊中流行的“委託式指揮法”、“閃擊戰”理論，都是從毛奇那裡首開先河。就在這最後幾年，毛奇完成了《論1870—1871年戰爭》的大型論文，並在議會中要求大量軍事撥款，增加軍備，擴充軍隊，依然充滿普魯士的軍國主義精神，宣揚所謂“沒有戰爭，世界就將沉淪於唯物主義”的理論。1891年4月24日，毛奇病逝於柏林。

為了紀念這位傑出的軍事家，1908年德國造艦計劃中的G號重巡洋艦（戰列巡洋艦）被命名為毛奇號巡洋艦。該級艦的另外一艘以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中的普魯士將軍奧古斯特·卡爾·馮·戈本（1816年—1880年）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