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樹瑜

年僅17歲的范樹瑜被范將軍送到到抗日政訓學校學習。1938年11月，日寇進攻聊城，政訓學校撤出聊城時，她回家見伯父。她問范築先：“敵人已逼近城關，你怎麼辦？快出城吧!”范築先說：“我還要指揮部隊，你們快到冠縣去找第十支隊，找張維翰。”誰料這句話成了她和伯父的訣別之辭。她一到冠縣，就聽說聊城失陷，伯父已壯烈殉國。她悲痛之餘，想到臨別前伯父叫她去找第十支隊，而第十支隊是共產黨組建的革命武裝，這就分明是囑咐她跟著共產黨的隊伍走。

在魯西北抗日根據地，由共產黨直接組建和領導的革命武裝以張維翰為司令員的第十支隊規模最大，戰功最為顯赫。1939年1月，第十支隊改為一二九師築先縱隊，1940年4月，築先縱隊與魯西行署先遣縱隊合併，合編為一二九師的新八旅(旅長張維翰，政委肖永智，副旅長王近山，政治部主任王幼平，參謀長高厚良)。張維翰當了八路軍的旅長，就得離開家南征北戰去了，可三年來外出逃難的妻子和三個女兒音信全無，生死不明。在此情況下，報請組織批准，他與時在旅政治部油印股工作的范樹瑜結了婚。

1943年10月，在敵後環境愈加殘酷的形勢下，黨中央決定抽調大批幹部到延安學習。經過一個多月的行軍，張維翰也由冀南三分區到達延安，通過考試，進入中央黨校二部16支隊學習。隨行的范樹瑜因得婦科病先住在第三招待所休養了一段時間，后考入抗大學習。由此，張維翰和范樹瑜在延安度過了一生中最難忘也是思想進步最快的三年時光。

剛到延安時，范樹瑜住在第三招待所，離黨校二部較遠，她病重時，與張維翰互相照顧很不方便。范樹瑜聽人說一二九師有個留守處在中央黨校二部對面，離的較近，張維翰就寫了一封信，讓她去找師長劉伯承。劉伯承接見范樹瑜時很親切，馬上就給她寫了一封信，叫她去找留守處政委楊白冰。范樹瑜拿著劉伯承寫的信去見楊白冰，楊白冰立即給了她一間房子，第二天，她就從第三招待所搬到了留守處。留守處院子雖不大，一排木平板房，總共住十幾戶人家和幾名工作人員，但很安靜，還有水、有電、有爐子，能燒火做飯，很方便。這十來戶人家都有警衛員，時任四旅旅長的王近山還有炊事員。張維翰與陳錫聯、邱會作等編在了一個黨小組。在大生產運動中，他們在門前開出一塊地，種上了棉花和西紅柿。真是“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利用這段時間開始了自抗戰以來最安定的學習生活。

張維翰和范樹瑜在延安不僅迎來了抗戰的勝利，而且，范樹瑜還在歡慶勝利的日子裡生下了一個可愛的女兒。同一天，在延安中央醫院的病房裡，還有一位紅軍幹部龍振彪的愛人也生下了一個男孩。接生的醫生華飛那天特別高興，說這兩個孩子的出生趕上了抗戰勝利、世界和平的好時光，就一個叫“勝利”、一個叫“和平”吧！未料那位龍振彪的愛人尚未出院，龍振彪就接到了派往東北前線任職的命令，已有兩個孩子的她也必須與夫同行。情急之下，她只得將襁褓中的勝利留下，準備送給當地的老鄉。范樹瑜見她一副捨不得勝利的難受樣子，就想到自己隨張維翰來延安前寄養在老鄉家的第二個孩子已下落不明時，同情地對她說：“與其把勝利送給素不相識的陝北老鄉，還不如留給我來幫你帶呢!”就這樣，勝利從此就成了張維翰和范樹瑜的養子，出院時，范樹瑜左手抱著勝利，右手抱著和平，彷彿是自己生的一對龍鳳胎，內心充滿了喜悅。

抗戰勝利后，在中央黨校二部學習的八路軍高級指戰員都紛紛回部隊，投入解放戰爭。朱德總司令考慮到張維翰在創建魯西北根據地時與范築先將軍合作的成功經驗，原想調他到中央統戰部工作，不巧他突然病了，未能赴任。病癒之後，幾年未領兵打仗的張維翰也求戰心切，急於回到冀南軍區去。為了帶走兩個初生的嬰兒，范樹瑜委託華飛的丈夫胡用賢，到市場上去買回了一匹馬、一頭驢子，兩隻筐。臨行前，胡用賢夫婦到留守處來看他們，給他們帶來了兩隻活雞、兩套小孩子衣服及行軍路上必備的各種藥品，還搞來了一個馬轎，想得十分周到。一隻筐裝一個孩子，分兩邊由驢子馱著，張維翰和范樹瑜輪流騎馬，就上路了。

由於出了延安就是山路，范樹瑜又得不時給兩個孩子餵奶、換屎布，幾天行軍下來，還真夠他們累的。范樹瑜的奶剛夠兩個孩子吃，可屎布總不夠用，不能及時給孩子換，加上尿布也粗，時間一長，孩子的屁股就有些爛了，心疼得范樹瑜直掉眼淚。最令她焦急的是，剛走到綏德兵站，張維翰就病倒了。范樹瑜找來分區醫院劉院長，劉院長看后嚇了一跳，說張維翰得的是心臟病，脈微，還便血，渾身無力。他們只得在兵站住下來，誰知一住就是好幾周，病情一天天加重，連東西都不能吃了，人眼看就不行了。一天，張維翰從昏迷中醒來，頗為沮喪地對范樹瑜說：“我不行了，回不去部隊啦！看病得要錢，沒錢不行，就馬上想辦法賣牲口吧!”沒想到的是，請帶隊的營級幹部韓金鳳(抗大學員)去外地賣牲口，幾天後兩手空空回到兵站，說牲口被人坑騙走了，一分錢也沒拿到。范樹瑜急得實在沒辦法了，就給延安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發了一個電報。安子文回電同意他們速回延安治病，所欠款項由組織上來還。這時一二九師留守處的管理員王銀河在去前方時路過兵站，見到范樹瑜的困難處境，很是同情，說到前方見到劉伯承師長，一定請師長想辦法幫張維翰司令治好了病再送回前方去。范樹瑜馬上就寫了封信請他帶給劉師長，隨後給張維翰打一劑強心針，把他抬上擔架，就動身返回延安。

真是禍不單行，不僅警衛員陳玉來在行軍途中發起了高燒，而且韓金鳳也病了……范樹瑜要照顧三個病人，還要帶兩個孩子，每天都累得她直不起腰來。雖說一回到延安，徐向前副師長把在柳樹店的兩個石窯洞就讓給他們住，還給了些錢，但沒人管吃飯，還要去醫院找曾育生院長，有兩個孩子拖累著，范樹瑜真不知該如何安排是好，愁死人了。幸好西北藥材庄的經理胡用賢聞訊趕來看望他們。和平已經六個月大，能認人了，范樹瑜一狠心，就決定把她送給沒孩子的胡用賢、華飛夫婦。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范樹瑜一邊收拾和平的衣物，一邊心酸得腿軟手麻，直往肚裡吞眼淚！她想到，自己已經在前方丟了兩個孩子。生第一個孩子時，正趕上敵人掃蕩，好好的一個寶寶，還沒來得及取名，僅活一周就夭折了。第二個孩子秋平，丟在邱縣北新頭，至今杳無音信。勝利雖不是自己親生的孩子，但當初已向戰友作了承諾，必須由自己親手來把他撫養成人。和平是自己的親骨肉，但為了能騰出手來照顧張維翰，讓他早日治好病重返前方，萬般無奈之下，也只有把女兒託付給可靠戰友這條路可走了。

建國后，龍振彪已成為解放軍的一位高級將領，直到有次出席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見到於笑虹將軍(原一二九師新八旅二十二團政治部主任)，才打聽到張維翰的下落。因此，直到勝利15歲時，張維翰、范樹瑜才告訴他生父母的姓名。那年他已參軍當了一年兵。因為他與弟弟妹妹長得一點也不像，所以他得知自己並非張維翰夫婦親生時並不驚訝。但此前他從未懷疑過，因為他與養父母感情很深。和平後來叫胡卡里，也少小當兵，一直生活在成都(養父胡用賢後來任國家中藥材公司總經理)。建國后，張維翰通過在四川工作的老戰友許夢俠、魯大東找到了她。她17歲那年，爸爸去成都看她，華飛阿姨取出當年在延安與我爸爸媽媽的合影，告訴她本姓張，卡里聽后抱著爸痛哭……從此，她和勝利一樣，有了兩個父親和母親。這三家親的特殊關係，不也是創作一台大戲的好素材嗎？革命隊伍中有多少這樣富有傳奇色彩的感人至深的故事啊!

范樹瑜還真是能幹，她翻山越嶺，連過幾道河趕到延安去找聯防司令部解決供給問題。政治部張主任親自接待她，二話沒說，就批准供給，實報實銷，並給他們配了一個手藝很不錯的炊事員。她忙著回來把情況告訴張維翰，一下子驅散了終日籠罩在張維翰臉上的愁雲，笑著誇她說：“你怎麼辦得這麼順利，又快又好解決了問題?!”

沒過兩天，棗園來電話，要范樹瑜去一趟。棗園是黨中央所在地，她和張維翰猜了半天，也鬧不清會是什麼事，但中央來通知，她一定得去。從柳樹店到棗園路很遠，她頭天晚上就讓馬夫早點把馬備好，多給馬加點料。第二天一早，范樹瑜騎上馬，一路快鞭趕到了棗園。接見她的是薄一波同志，說是劉伯承給他來了信，托他關照一下張維翰同志的病。薄一波同志待她十分熱情，又是倒水，又是遞毛巾，對她說：“有什麼困難，組織上會解決的。”薄一波問完張維翰的病情之後，當即給了范樹瑜100元錢(延安幣)，並留她一同吃午飯。令范樹瑜喜出望外的是，一到飯堂門口，就見到了毛主席。原來這天是毛主席請前方回來的多位將軍吃飯，正一一與他們親切握手。她激動極了，趕忙上前與毛主席握手。她看得很真切，毛主席上著一件土毛線衣，下穿軍裝褲，十分平易近人，和藹可親。隨後進飯堂的是陳賡和滕代遠同志。陳賡將軍很關心張維翰的病情，問能不能坐飛機回前方。范樹瑜回答說：“不行。他起不了床，下不了地。”陳賡聽后，凝神片刻后悄聲告訴她：“最近從蘇聯派來了一位叫米洛的神經科專家，是毛主席的保健醫生。米洛大夫帶來了很多醫療器械和藥品，看能否請他去給維翰同志看一下病?”……

吃完飯，范樹瑜就騎馬趕回柳樹店，興奮地把上午遇見的情況一一講給丈夫聽。張維翰聽后誇她說：“你真行，這麼順利地見到毛主席，還又給錢，又請吃飯!”為了早日病癒回前方，他就馬上給朱德總司令寫了一封信，讓范樹瑜親自送到王家坪去。第二天范樹瑜又騎馬去延安，一到王家坪，接見她的是胡耀邦同志。胡耀邦說朱總司令不在，她就說千萬早些將信交給朱老總。胡耀邦說：“你放心，我一定辦到。”從前方初到延安時，她與胡耀邦曾打過交道，感到他待人熱情，辦事可靠，是個令她尊敬的領導幹部。果然，第二天他就打來電話，說米洛大夫親自來給維翰同志看病，通知曾院長和主治大夫黃延召做好準備。消息一傳開，在此住院的好多病人都想請米洛大夫看病，曾院長向上一請示，說不行，朱老總只批示米洛給張維翰司令一人看病。米洛大夫來給張維翰看病後，開了藥方，醫院的主治大夫嚇了一跳，藥量很大，大都是鎮定劑，還得到王家坪的西藥房去取葯。這取葯的任務又由范樹瑜來承當，每天一趟，風雨無阻。

張維翰和范樹瑜離開延安回前方，已是1946年年底了。

1952年1月，全國上下忽然搞起了來勢迅猛的“三反”運動，地主家庭出身的張維翰成了內定的所謂“大老虎”，與後來被判死刑的張子善、劉青山一起，集中關進了河北省軍區招待所，隔離審查。

禍不單行。就在張維翰接受審查不久，獨立營趙營長突然來到他家看望范樹瑜，對范樹瑜說：“張司令真冤屈，應該上告。”范樹瑜說：“我有孕在身，不能去。兩個兒子又小，誰去上告呢?”趙營長說：“我可以去，但沒有路費。”范樹瑜把僅有的40(萬)元錢(舊幣，當時的一萬元合如今的一元)給了趙營長。沒想到這是一個圈套：趙營長拿著40(萬)元錢去找軍分區司令員“舉報”，說“范樹瑜拿40(萬)元錢收買我，要我刺殺首長。”欲行刺軍分區首長，豈不是罪大惡極?!范樹瑜便立即被抓，押進了軍法處的班房。女兒張英就是1952年在獄中出生的。

因為那次牢獄之災，范樹瑜只是北京琺琅廠的一名工會幹部。勝利的生父龍振彪後來任總參通信兵部副主任，勝利寫好申訴材料，通過他向上反映情況。當時的北京軍區司令員秦基偉看到材料后說，早就該平反！於是北京軍區黨委發了一個異乎尋常的文件，直接“通知”北京琺琅廠，要他們為范樹瑜同志落實政策，工資級別調高三級！後來她的女兒張英與福州警備區司令員的兒子結婚，轉業到福州。司令員夫婦先後去世，女婿女兒就將范老接到福州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