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理性批判文集

在《歷史理性批判文集》里，康德為他的“人類朝向普遍法治的公民社會而進步”的信念進行論證。在他看來，這個信念的依據在於它不是不可能的，而不在於它無論如何是會實現的：“既然人類在文化方面，作為其本身的自然目的而言，是在不斷前進的，所以也就可以想象他們在自身存在的道德目的方面也在朝著改善前進，而且這一點儘管時而被打斷，但確實不會中斷。我並不需要證明這個假設，倒是對方必須來證明它。”也就是說，康德在這裡作的是一個關於“可能性”的假定；從邏輯上來說，關於“可能性”的假定是一個很弱的假定，而對這個弱假定的否定——說進步是“不可能的”——則是一個很強的假定。在這種情況下，更有責任做出論證的是持強假定的那一方康德非常聰明地把論證的責任推給了對方。

但康德的論證並沒有到此為止。因為客觀可能性方面的論據很弱，康德便把歷史進步的主要根據建立在人這個主體的道德屬性的基礎上一方面，人是可以選擇惡、並且事實上也經常是選擇惡的，這說明歷史進步並不是一個確定不已的過程，但這並不是歷史進步的缺陷，而恰恰表明人類不僅能夠享受歷史進步，而且配得上歷史進步，因為這種進步是人類自由選擇的結果。另一方面，人性又有善的方面，這種善的方面將會引向一個理想的目標。雖然還沒有經驗證據對此加以證實，但康德說：“因為迄今為止所沒有成功過的東西，因此之故便永遠也不會成功，這種說法甚至於就連說服人放棄一個實用的或技術的目標都辦不到，（例如用空氣靜力學的氣球進行航空的這一目標）；而對於道德目標就更辦不到了，道德目標的履行當其在指證上並不是不可能的時候，就成為義務。”也就是說，在康德看來，人類總體上的進步不僅是在邏輯和經驗上兩方面都“可能”的，而且在道德上是“應當”的：就像道德領域中履行德性是一個義務一樣，歷史領域中追求進步也是一個義務。

1770年以後，康德將自己的研究領域從自然科學轉向哲學，先後發表了一系列哲學著作。他的哲學思想直接衝擊了當時的形而上學，從而建立了他的真、善、美三位一體的哲學體系。

《歷史理性批判文集》收錄了康德1784至1797年間撰寫的8篇重要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的論著。

透過《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可以看出，康德並不像傳統的歷史學家那樣去編寫一部人類瑣碎經驗的歷史，而是試圖以一位哲學家的歷史眼光提供歷史研究的一般方式，這就是他所謂的“普遍歷史觀念”。而這一“普遍歷史觀念”儘管說是建

立在人類社會的歷史分析之上，實則是對公民社會即國家的一種形而上學的考察。因此，康德眼中的歷史是哲學的歷史，正是這種哲學的歷史學家的設定，使得康德能夠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觀念，而獲得一種“世界公民與永久和平”的寬宏視野，在這樣一種視野中，康德歷史哲學的理想主義情懷更得到了彰顯。

在人類之普遍歷史觀念的命題五中，康德提出“建立起一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會”的口號。對於命題五所表現出來的精神，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分析。首先，這一命題是在肯定人的自由的前提下提出來的，因為，惟有在社會裡，並且惟有在一個高度自由，同時這種自由的界限能夠保證與別人的自由共存共處的社會裡，大自然和人類的全部秉賦才會實現，也正因為自由—這自由一定是會有界限的—所以才有普遍法治的必要。其二，正如康德所指出的，“大自然給予人類的最高任務就必須是外界法律之下的自由與不可抗拒的權力這兩者能以最大可能的限度相結合在一起的社會。”這也就表明，自由應該建立理性和法治的基礎之上，說到底，理性健全正義的公民憲法是公民社會得以能合目的地發展的先決因素。最後，這一命題里含有康德對人類歷史的理想主義關懷。在康德那裡，普遍的法治並不僅針對某一個民族國家，而是就全世界而言，在康德的時代，這無疑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這一層意思也很好地在第六和第七個命題里得以體現。因為在命題七里，康德表示，建立一部完美的公民憲法這個問題，有賴於國家合法的對外關係這個問題，並且缺少了後者，前一個問題就不能得到解決。

在對命題七的解說中，康德運用了“各民族的聯盟”、“聯合的力量”和“世界公民”等辭彙，從這些術語中可以感受到康德的那一種理想主義情懷。這一種情懷在《論永久和平—一部哲學規劃》一文中得到了更好的體現。康德在對九個命題的總結中說，人類的歷史大體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項隱蔽計劃的實現，為的是要奠定一種對內的、並且為此目的同時也就是對外的完美的國家憲法，作為大自然得以在人類的身上充分發展其全部天賦的唯一狀態。因此人類必然在期待著一個未來的、前所未有的偉大國家共同體，而這將揭開歷史的新一頁。

康德在《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中認為：人類的物種正在經歷從壞到好的進步，它的動物性往往在理性被蒙蔽之時，產生因無知而帶來的災難與罪行。公民在康德那裡作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它是自我作為有限存在者“並非無拘”。公民通過作為“此在”的“我”之有限性來彰顯人的兩重性：人既是一個感性的存在，又是一個理性的存在；就如同大自然在人類身上為兩種不同的目的而體現出兩種不同的品性：即動物秉賦的品性和道德秉賦的品性。動物秉賦的品性屬於感性世界，道德秉賦的品性屬於理性世界，人是感性實體和理性實體的一個統一體。康德曾經指出：“人類就其屬於感性世界而言，乃是一個有所需求的存在者，並且在這個範圍內，他的理性對於感性就總有一種不能推卸的使命，那就是要顧慮感性方面的利益，並且為謀求今生的幸福和來生的幸福，而為自己立下一些實踐的準則。從人的天然本性看，人既不是沒有理性的動物，也不是沒有感性慾望的神，而是一種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但往往受知性與感性的滲入、情感與慾望的左右，危及了其理性的存在。

德國哲學家叔本華：毫無疑問，這本書以及康德本人對我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德國思想家馬克思：這是康德最重要的，也是對我影響最大的一部著作。

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1724年4月22日生於東普魯士首府哥尼斯堡（今俄羅斯加里寧格勒）的一個家境貧寒、子女眾多的馬鞍匠家庭。康德1740年進入哥尼斯堡大學學習，1745年大學畢業後到鄉下一個貴族家庭做家庭教師。1755年康德重返哥尼斯堡大學任講師，1770年被評為教授，講授邏輯和形而上學課程，1786年升任校長，在校期間他先後當選為柏林科學院、彼得堡科學院和科恩科學院的院士，1797年康德辭去大學的教職，於1804年2月12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