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自由主義

亞當·斯密宣揚“一隻看不見的手”的原理，對經濟自由思想做了進一步的發揮。“自由經濟”思想是斯密整個經濟學說的中心，李嘉圖也闡明過同樣的思想。經濟自由主義在資本主義世界是長期發揮重要作用的思想主張。經濟自由主義者並非無政府主義者，他們並非一概反對政府的作用，然而在絕大多數的案例中，他們的研究結果都表明，政府的干預過度了。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一書中，認為在商品經濟中，每個人都以追求自己的利益為目的，在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下，即通過市場機制自發作用的調節，各人為追求自己利益所做的選擇，自然而然地會使社會資源獲得最優配置。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取代了經濟自由主義而佔據統治地位。到了70年代，在凱恩斯主義面對“滯漲”局面而束手無策的形勢下，資本主義世界又紛紛興起了新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潮。它認為：生產資料私有制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前提，特別是市場經濟中一切活動的前提；交換和市場的自發運行有充分 的效率；自由貿易是最好的外貿政策。新自由主義是堅決反對政府的過多干預。新自由主義不同於斯密經濟自由主義之處在於，斯密經濟自由主義主張實行完全自由放任，新自由主義則一般都主張在國家干預下強調經濟自由。

經濟自由主義是古典自由主義中的經濟部分。

經濟自由主義理論發展於啟蒙時代，亞當·斯密被視為第一個闡述此思想的學者。他主張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應降至最低，但他也不反對由國家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財產。一些發展於18世紀的理論，認為人們只要保留他們擁有的經濟設備，而不是交由國家控制，那麼將會創造出一個和諧、平等且日益繁榮的社會。這加強了18世紀末期，走向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潮流，後來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進行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轉為壟斷資本主義制度，並發展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私有財產和個人契約組成了自由主義的基礎。早期的理論，假設個人經濟活動是大量建立在自我利益之上，（看不見的手）讓他們在沒有任何限制之下行動將產生最佳的結果，（自發秩序）並提供了最低標準的公共資訊與正義。例如，沒有任何人被允許去脅迫或竊取。

經濟自由主義支持政府除去市場的限制，並認為國家有提供公共財的合法地位。例如，亞當·斯密認為國家應擔任起提供道路、運河、學校與橋樑等私有實體無法有效執行的角色。然而，他更喜歡使用者對這些財貨的消費付出一定比例的費用（如公路收費系統）。另外，他支持能促成自由貿易的報復性關稅，也提倡著作權和專利以激勵創新。

最初，經濟自由主義是用來對抗，支持封建特權、貴族傳統和君主為了他們本身利益而運轉國家經濟的人士，而這些到了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被大量廢除。

19世紀中期，林肯遵循輝格黨的經濟自由主義，包括增加國家控制如鐵路的供應和管理。太平洋鐵路法（Pacific Railway Acts）提供了第一條跨大陸鐵路的發展依據。

今日，經濟自由主義結合了古典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自由意志主義和保守主義的一些學派，特別是自由保守主義。

市場要求清除那些給追求個人利潤最大化的資本所有者帶來不便的種種行政的或政治的障礙，而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已經變成一種理性的行為模式。這正是經濟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社會基礎。提倡經濟自由主義的人，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信徒鼓吹讓民族國家服從於經濟主宰者對經濟自由的要求，禁止對市場首先是勞動力市場的任何管制，反對出現赤字財政和通貨膨脹，主張公共服務普遍私有化，減少公共和社會開支，而這些正是為社會基礎服務的。

而在當代中國，特別是在90年代，經濟自由主義在思想界處於絕對控制地位。它有很深的社會背景：權力資本化從商業資本、生產資本發展到金融資本階段，新的強勢集團基本形成，它要求相應的思想理論，並且形成經濟學對整個社會科學的壟斷和新自由主義對經濟學的壟斷；漸進改革逐步放棄了對於弱勢群體的補償，剝奪性質日益明顯，這就背棄了漸進改革的最基本精神，每一次“與國際接軌”的體制改革，都產生一小撮暴富者，淘汰出一大批勞動者。

經濟理論通過自己的存在首先是思想形態的存在與經濟和社會的現實分離開來，這種思想形態最經常地以純粹抽象的和理論的形式出現，它們特別傾向於把邏輯事物同事物的邏輯混淆起來。經濟理論傾向於賦予現實以極端合乎邏輯的神話。經濟學家的理論分析，對經濟自由主義，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誕生，起了重要作用，因為這是經濟自由主義產生的理論基礎。然而實際情況卻是這樣：不僅是在大多數經濟發達的國家中貧困人口所佔比例日益增大，收入差距超常增長。

區別

當中一些人認為根本沒有政府能運作的功能存在，一些人則認為應該限制政府只提供司法、治安、和國防以抵擋外國入侵（小政府主義）。

缺點

貧富差距太大，是因為商人太自由了，發展到惟利是圖，不顧消費者的利益，更談不上國家的利益，社會的利益。貪官污吏也是太自由的結果，沒有人監督，自由自在誰不想多撈一點。至於社會的道德淪喪，寡廉鮮恥更是人性的大暴露，是過分自由的結果。於是把當今的經濟社會問題統統都推給了經濟自由主義。而且經濟學理論里確實有經濟人的假定，假設人都是追求自己利益的，而且這種追求個人利益的立場還得到承認，說是社會創造財富的推動力。正因為經濟人的假定，許多人認為當今的醜惡是和經濟自由主義有關。這樣的說法有一定的道理。經濟人的假定確實是經濟學的理論基石，經濟學中不但不反對企業追求利潤極大化，而且還要求企業這樣做。公有制企業的大毛病就是領導人不追求企業的利潤而追求個人的利益。經濟人的假定還要求個人或家庭要效用極大化，買東西要精打細算。總之經濟學要求大家追求利益，而且只有這樣社會才能夠創造最多的財富。這樣看來對經濟自由主義的責難似乎並不錯。市場經濟的基礎就是經濟自由主義。如果說經濟自由主義錯了，意味著市場經濟也錯了。那麼我們整個改革就是走錯了路。下一步就應該回到計劃經濟去，這也給政府干涉市場創造了理論根據。我認為這種看法非常危險，需要從理論上加以澄清。我同意經濟人的假定有其片面性，它沒有把經濟人假定的背景條件明確地說出來。這個背景條件就是每個人都是平等的自由人，他們的利益都同樣受到尊重。因此每個人享受自由的同時必須尊重別人的自由。這個背景條件非常重要。它必須和經濟人的假定同時列出來，放在同樣重要的地位。中外的大學問家都談過自由。比較一致的意見都把自由解釋為對必然性的認識。孔子說“六十而知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也是這個意思。不認識客觀規律，自以為得到了自由，其實一定會碰得頭破血流。不過經濟自由主義中的自由，意義又更深一層。它不僅僅是一種對客觀規律的認識，而且還是行動的規範。我把經濟自由主義解釋成“不妨礙他人的自由”，或者更進一步“自由選擇形成雙贏”是為經濟自由。為什麼不妨礙別人的自由反而成為自己的自由呢？這要從全社會的角度來看。每個人都不妨礙別人的自由，就創造了一個沒有人妨礙自由的環境。生活在一個沒有人妨礙自由的環境里，豈不是得到了最大的自由。這個例子說明從個人的立場看問題不同於從全社會的立場看問題；從個人看是自由的減少，而從全社會看則是自由的增加。人類歷史中大部分時間裡普通百姓是沒有多少自由的，原因就是有些人的自由太多了，干涉了別人的自由。反過來看也是一樣。在一個特權盛行的社會裡普通老百姓是很缺少自由的。限制自己的自由，不要妨礙他人的自由。所以說“給你所愛的人以自由''。我們往往看到由於愛的方法不對，干涉所愛的人的自由，好事變成了壞事，父母干涉子女的婚姻，配偶干涉對方的交友，把原本美好的事搞糟，令人非常惋惜。即使對於自己的孩子，由於愛而不得不干涉他(她)的自由時，也要非常謹慎。因為自由是人的基本權利，旁人無權干涉。所以說，不但給你所愛的人以自由，而且也給你不愛的人以自由。在有些情況下，也給敵人以自由，可以化敵為友。所以尊重別人的自由，不要麻煩別人，勉強別人做不情願的事，是個人修養的一條原則。從社會上講，尊重每個人的自由是一個平等社會的必然結果。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享受的自由是同樣多的，因此每個人要限制自己的自由。我們來看看，是什麼人起勁地反對自由主義，正是那些想保持特權的人。當然也有少數不明白自由真意的人以為自由就是為所欲為，所以反對自由主義，那是對自由的誤解，並不是真的反對自由主義。可是想保持特權的有心人，往往利用對自由的誤解的人來反對自由主義，後者還不知道自己被人利用，最後損害了自己，那是很可悲的。團體與團體之間，甚至於國家和國家之間，尊重對方的自由也是避免大規模衝突的原則之一。自己看不慣的事也不許別人去做；自己喜歡的事強迫別人也去做，往往是國家間衝突的一個主要原因。通過市場可以以合理的價格得到資源，爭奪資源的戰爭不大可能發生，而干涉自由的戰爭正在成為戰爭的主要原因。就經濟學而言，尊重各方的自由是交易的基本準則。只有平等自由的雙方達成的交易能夠同時給雙方帶來利益。因為使一方受損的交易不可能同時為雙方所同意的。更為重要的是，雙方同意，雙方得益，一定有財富的增加。否則一方得益另外一方必將受損。所以交換產生財富。市場經濟能夠使社會財富蓬勃噴發，原因就在於此。相反一方受控的交換就會發生剝削。社會財富未必能夠增加。靠剝削，一方得益另一方受損，社會財富總量未必增加。剝削不能夠使國家富強，創造才能夠使國家富強。所以平等自由的交換在經濟學里至關重要。少了平等自由，剝削在所難免。國家不但不能富強，而且往往是內亂的原因。缺了自由平等的社會很容易走向動亂。在平等自由的社會裡，一切交換都使雙方得益。如果企業家賺了一百萬，那麼和他打交道的人也能同樣賺差不多的錢。並不是企業家賺了一百萬，社會就少了一百萬。所以企業家賺錢對社會有功。這和我們普遍的認識大相徑庭。傳統經濟學認為交換不產生財富，那麼一方得益另一方必定受損。交換是零和遊戲。這種錯誤的認識導致了交換的障礙和經濟的停滯，甚至人民的內鬥。把創造財富的企業家看成是剝削者。在這兒我們可以看到，經濟自由主義有多麼重要。

自由主義

【解釋】：主張個人自由發展、自由表現的看法或人生觀。

【資料】：近代工業革命大幅提升了人類的物質文明，但也造成許多社會問題浮上檯面，例如污染、童工，和都市人口過於擁擠等。物質和科學上的進步增長了人類的壽命，減少了死亡率，也因此人口爆炸性的增長。而這造成了勞工過多的問題，減低了平均的工資。米爾頓·佛利民指出這個時代造成的現象不是貧窮人口增加，而使“貧窮現象更顯而易見”了。古典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如約翰·洛克、亞當·斯密、威廉·馮·洪堡則認為這些問題將會由工業社會自身進行修正，而無須政府的干預。

在19世紀，多數的民主國家都延伸了選舉權，而這些新獲得選舉權的公民往往傾向支持政府干預的政策，由於識字率的提高和知識傳播的發達產生了在社會上各種形式的行動主義。19世紀產生的社會自由主義（Social liberalism）成了第一個從古典自由主義里分裂出來的重要流派，社會自由主義主張立法禁止童工和規定勞工的最低工資。

古典自由主義相信自由的哲學應該在每個領域都同等擴大（而不是在某些領域受到局限），他們非常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如槍枝管理法、平等權利法（Affirmative action，鼓勵錄用女性和少數族群的政策）、高稅收、社會福利和支持公立學校。

在美國自由主義一詞早已改變了原意，哈耶克認為涵義的改變是從羅斯福任內開始的，羅斯福實行的新政在當時被貼上社會主義和左翼的卷標，由於擔心這些標籤的負面影響，羅斯福於是改自稱為自由主義者。自從那時開始，自由主義一詞在美國改變了涵義，與原本18和19世紀的自由主義完全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