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冕

朱元璋平定婺州，攻取越州，屯兵九里山，聞其名，物色得之，置幕府，授以諮議參軍，未就。元惠宗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以兵請冕為官。冕以出家相拒，並擴室為白雲寺。旋卒於蘭亭天章寺。

王冕後來遊歷在北方，王冕看到了那些耀武揚威的統治者后，內心怒火更不可抑制，遂賦詩傾泄郁懷：“喚鷹羌郎聲似雷，騎馬小兒眼如電。總是無知痴獃相，也逞虛威拈弓箭。老儒有識何以為？空指雲山論文獻。君不聞，一從趙高作丞相，吾道凋零如襪線。”（《有感》）

他從塞北回大都后，他的愛民族愛祖國的思想感情，更鮮明地流露出來，有一天，他畫了一幅梅花，貼在牆壁上，並題詩說：“冰花個個團如玉，羌笛吹它不下來。”（《列朝詩集小傳》）表示自己不願給外族統治者作畫，對權貴予以無情的諷刺，使見者縮首咋舌，不敢與語，因而觸痛了統治者的瘡疤，他們想逮捕他。他就在至正八年（1348）偷偷地逃回南方（《無聲詩史》、張辰《王冕傳》）。

南歸的途中，又遇黃河決堤，沿河州縣，田園房舍淹沒。而官府不管，百姓只好四散逃荒，好不凄涼。王冕見此光景，自然內心苦楚，就對他的朋友張辰說：“黃河北流，天下自此將大亂，我也只好南歸，以遂吾志。”（朱彝尊《王冕傳》《諸暨縣誌》）

這時他聽到他的杭州朋友盧生死在灤陽（河北遷安縣西北），留有二個幼女一個男孩，無人撫養，他就到灤陽，安葬了盧生，帶了二女一男回來，留養在家。宋濂的《王冕傳》說有家僮使養，實際上就是這幾個人。

路過淮河地方時，又發表了自己的感想，認為自己孤傲正直的胸懷是和殘酷的現實相違背的。他在《南歸》一詩中寫道：“去歲離南去，今年自北歸。過淮渾酒賤，出水白魚肥。磊落同誰語，孤高與世違。最憐譙國子，潦倒說兵機。”

這次遊歷，使他更清楚地看破了人情勢利。他知道功名已成鏡中之花，水中之月，便改途易轍，學南陽諸葛亮的耕隱生活，隱居於九里山的水南村，自號“老龍”，把草堂取名“耕讀軒”。白天參加體力勞動，種植稻、粱、桑、麻，晚上作畫，過其“淡泊以明志”的半飢不飽的生活。

王冕隱居在山明水秀的老家諸暨楓橋鎮北九里山的水南村。村上共有三戶人家，一年到頭辛苦過活。一條溪水像帶似的流過，挺秀的山巒聳立在屋后，山上竹木茂盛，一片蔥蘢。山光水色相映，景色秀麗，環境清幽，正如他詩篇中所說：“青山隱隱帶江流，江上軒窗面面幽。”他在此地“種豆三畝，粟倍之，梅千樹，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餘頭”(《芝園後集》卷十)。王冕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就是在這麼一個充滿著詩情畫意的山村中度過的。樸實的生活與清幽的山水孕育了他的熱愛生活、熱愛勞動人民的性格，賦予他的詩畫創作以濃厚的生活氣息。

王冕是個天真質樸的農民，一生都在困境中過活。他的詩里充滿了反抗精神，揭露了當時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表現了對祖國命運和對勞動人民災難的深切關懷。

他的詩，大都收入《竹齋詩集》里。《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說：“冕本狂生，天才縱逸，其體排宕縱橫，不可拘以常格。”劉基曾對王冕的詩有過評價。他說：“予在杭時，聞會稽王元章善為詩，士大夫之工詩者多稱道之，恨不能識也。至正甲午（1354）盜起甌括間，予避地之會稽，始得盡觀元章所為詩。蓋直而不絞，質而不俚，豪而不誕，奇而不怪，博而不濫，有忠君愛民之情，去惡拔邪之志，懇懇悃悃見於詞意之表，非徒作也，因大敬焉。”（《竹齋詩集·原序》）

王冕的《對景吟》、《吳姬曲》、《墨梅》、《劍歌行次韻傷亭戶》、《江南婦》等作品同情貧苦的百姓，蔑視權貴，輕名利。此外還有《竹齋詩集》3卷，續集2卷。他一生愛好梅花，種梅、詠梅，又攻畫梅，亦善畫竹。求者踵至。畫梅學楊無咎，花密枝繁，行草健勁，生意盎然，尤善於用胭脂作梅骨體，別具風格。對明代畫梅高手如劉世儒、陳憲章、王牧之、盛行之等影響甚大。存世畫跡有《三君子圖》《墨梅圖》。能治印，創用花乳石刻印章，篆法絕妙。《明史》有傳。他既是元代詩人、又是文學家、書法家、畫家，字元章，號煮石山農，中國紹興諸暨人。出身農家。幼年喪父，在秦家放牛，每天利用放牛的時間畫荷花，晚至寺院長明燈下讀書，學識深邃，能詩，青團墨梅。隱居九里山，以賣畫為生。畫梅以胭脂作梅花骨體，或花密枝繁，別具風格，亦善寫竹石。兼能刻印，用花乳石作印材，相傳是他始創。著有《竹齋集》《墨梅圖題詩》等。

嘉慶四年，山陰郭毓，得王元章竹齋新刻，為之狂喜，當時雖是秋暑方盛，他“篝燈而疾讀之，不自知蚊蠛之刺膚與沾汗之流足”。所以他說：“吾鄉楊鐵崖、王山農二公，詩文甲於元代。”（《竹齋詩集·序》）

以上這些前人的評價，一般說還是切於實際的。在文學史中，對王冕詩的評價也很高，認為元代詩歌到王冕已達到高峰。下面選錄幾首。

（一）有同情勞動人民疾苦的，如《江南民》：“江南民，誠可憐，疫癘更兼烽火然。軍旅屯駐數百萬，米粟斗值三十千。去年奔走不種田，今年選丁差戍邊。老羸飢餓轉溝壑，貧窮徭役窮熬煎。”《悲苦行》：“前年鬻大女，去年賣小兒。皆因官稅迫，非以飢所為。布衣磨盡草衣折，一冬幸喜無霜雪。今年老小不成群，賦稅未知何所出。”

（二）有揭露元朝統治階級的暴政的，如《喜雨歌贈姚鍊師》：“今年大旱值丙子，赤土不止一萬里。米珠薪桂水如汞，天下蒼生半游鬼。南山北山雲不生，白田如紙無人耕。吾生正坐溝壑嘆，況有狼虎白日行。”

（三）有的反映民族矛盾，如《冀州道上》揭露了元朝統治者摧殘民族文化的劣行：“縱有好兒孫，無異犬與豬，至今成老翁，不識一字書。”當元朝統治將崩潰時，他便寫出“胡兒凍死長城下，始信江南別有春”的詩句。

（四）有的表現他欽崎磊落、孤傲正直的胸襟，如《孤松嘆》：“昨夜飛霜夏南海，山林西施無光彩。起來摩挲屋上松，顏色如常心不改。幽人盤桓重慨慷，此物乃是真棟樑。嗚呼，既是真棟樑，天子何不用是扶明堂！”

詩人有自己的抱負，在詩中往往自比諸葛亮，如“草堂欲作梅花夢，忽憶南陽有卧龍”，“近來草廬無卧龍，世上英雄君莫問”等。他以“孤松”自喻，正是感嘆有志未遂的孤苦情懷。

《墨梅》（又名《墨梅圖題詩》）

《白梅》

《墨梅圖卷》畫橫向折枝墨梅，筆意簡逸，枝幹挺秀，穿插得勢，構圖清新悅目。用墨濃淡相宜，花朵的盛開、漸開、含苞都顯得清潤灑脫，生氣盎然。其筆力挺勁，勾花創獨特的頓挫方法，雖不設色，卻能把梅花含笑盈枝，生動地刻畫出來。不僅表現了梅花的天然神韻，而且寄寓了畫家那種高標孤潔的思想感情。加上作者那首膾炙人口的七言題畫詩，詩情畫意交相輝映，使這幅畫成為不朽的傳世名作。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會稽韓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遂為通儒。

相傳，他的父母，單生王冕一人，愛他如掌上明珠，他周歲就會說話，三歲能對答自如，到五六歲，認識能力要比一般兒童高，八歲開始入學，成績優良，宗族大為驚奇，視為神童，賓客也稱讚他為“千里馬”。

王冕小的時候，求知慾很旺盛，好奇心也很強。有一天，他的父親叫他去放牛，他把牛放在草地上，自己就溜到私塾里去聽村童讀書，傍晚回來時，發現牛不見了，被他父親狠狠地打了一頓。可是他並不因此而罷，過了幾天，他又到廟裡坐在菩薩的膝上，借長明燈讀書認字。《儒林外史》一開始描寫王冕放牛的故事，也可能是根據這件事寫的。不過查考有關他的傳記資料，王冕並不曾替別家放牛，也並不是幼年喪父。吳敬梓把王冕寫成幼年喪父，從十歲上雇給人家放牛，經過這樣的加工，使王冕作為一個農民藝術家形象就更加突出，性格也更鮮明，所以王冕的故事流傳至今，仍然膾炙人口。

據《儒林外史》所說，王冕的學問藝術好像都沒有師承，是個自學成材的人。其實王冕的老師有據可證的有兩位：一是王艮，一是韓性。王艮諸暨縣人，字止善，尚氣節，讀書務明理，學以致用。“止齋”是王艮歸林后所築“止止齋”的簡稱。王冕詩集中僅兩題稱人為“先生”，其中之一是《悼止齋王先生》。其中用“夫何能見紫芝眉”、“回首春風說向誰”等句，上句是用漢惠帝為太子時師事“商山四皓”的故事；下句更表明他曾從學於王艮。

還有位老師是安陽韓姓。全祖望的《參軍王先生冕傳》云：“王冕……貧家兒，竊喜讀書，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遂為通儒。性卒，門人視先生如視性。”(《宋元學案》卷六十四)。《明史》王冕傳也有類似記載。包賚在1935年12月《大公報》所刊《王冕事迹考證》一文中對此提出過懷疑。他說：“王冕是不是韓性的學生呢？如果真是韓性的學生，而且在韓性死後，同學視他如視性，這當然是王冕小史中值得大書特書的大事。……因此我覺得這事還須存疑。”其實，韓性是王冕的老師是可以相信的。《竹齋詩集》雖無記述韓性的詩文，但舊抄本后附有韓性的《竹齋記》。另外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二十一也記載了韓性為王冕作的《竹齋記》，其中說道：“暨陽王元章以竹名齋，求記於余。余家抵暨陽不百里而未嘗一至其處，不知所以記……”王冕於是取出自己畫的一張蔭蔽著數間毛竹的茅屋的圖給韓性看，還指著畫說：“是所謂竹齋而求子之記者也，可記以不？”子，為古代對男子的尊稱，也可以特稱老師。從《明史》列傳、全祖望文及《竹齋記》，可以確定韓性也是王冕的老師。

青年時期的王冕，不信神鬼。明朝陸容《菽園雜記》卷十二載有這樣一個小故事：王冕家與一神廟相近，他灶下缺柴，就砍了神像當柴燒。然隔壁一鄰居卻敬神惟謹，遇到王冕毀掉神像，他馬上就刻木修補，如此者凡三四次。可是王冕家人一年到頭倒也平安無事，那戶補像的人家呢，反而禍不單行。一日，補像者召巫降神，並且責問說：“王冕屢次毀神，為何神不歸罪於他，而我每次補神，為何神不保佑我？”弄得那個巫人十分尷尬，一時無話可答，乃發怒說：“你不設像，他怎麼能夠燒它？”從此這個人就不再補像了，廟也逐漸廢毀，後來傳為笑話。

早年的王冕，不像一般人印象中那樣悠閑恬靜，倒是個一度熱衷於功名事業的人。他曾專心研究孫吳兵法，學習擊劍，有澄清天下之志，常拿伊尹、呂尚、諸葛亮比喻自己，想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但元蒙貴族統治歧視漢族知識分子的殘酷現實教育了他，他的這一幻想很快就破滅了。他參加過進士考試，沒有考中。回來后，滿懷憤郁，就把所有的文章燒毀掉，表示永絕仕途的決心。正如他在《自感》中所說的：“長大懷剛腸，明學循良圖。石畫決自必，不以迂腐拘。願秉忠義心，致君尚唐虞。欲使天下民，還淳洗囂虛。聲詩勒金石，以顯父母譽。此志竟蕭條，衣冠混泥塗。蹭蹬三十秋，靡靡如蠹魚。歸耕無寸田，歸牧無尺芻。羈逆泛萍梗，望雲空嘆吁。”

後來，他積攥了些錢，到杭州作了第一次旅遊，幾天的泛舟西湖和憑弔古迹，使他飽覽了春日杭州的風光。

有一天，他看見了回族人，牽著花驢兒，在杭州到處招搖撞騙，說什麼花驢兒能解人意，且懂回族語言。當時江南洪澇成災，人民忍飢挨餓，而花驢兒倒是啖粟如故，貪官污吏，擲金爭睹。王冕見此怪事，氣得“歸來十日不食飯，扼腕攢眉淚如雨”。這是他對元朝統治確立色目人的優越地位的強烈抗議。

在杭徠州遊歷時，他憑弔了他所仰慕的林和靖墓。當時江南釋教總統楊璉真加發掘南來諸帝后陵墓，孤山林和靖墓也被殃及，然墓中別無他物，僅得到一條白玉簪。王冕對此事深有感觸，因而寫出“生前不系黃金帶，身後空餘白玉簪”(《閑居錄》)的詩句。

王冕還曾出遊南京、九江口及七里瀧等地，遍歷瀟湘、洞庭、太湖、廬山、天都、太行、潛岳、門雲等地。有一次，大雪天赤著腳走到潛岳峰上，四面一望，大叫說：“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欲做仙人飛去！”(《芝園後集》卷十)他簡直把自己整個的身心融化到自然界中。他曾說：“我昔曾穿謝公屐，散策曾尋謝公跡。”“我為愛竹足不閑，十年走遍江南山。”由此可見他遊興之大和足跡之廣遠了。遊歷中，“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玉壺冰》)。從交遊中，結識了許多僧人，如明上人、上道人、大上人、五台長老、雲屋僧、山陰道士、噩長老、恢長老、欽上人等等，和他們談禪說法，並曾用“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汝法時，法法何曾法”的偈語，來闡述畫理。

王冕曾一度北游。據《儒林外史》說，他二十歲時北游，原因是為危素向他求畫，他不肯應酬，因此危素生了氣。但就他的詩和在燕京的事迹加以推究，他的北游似不在二十歲時，北游的原因也不是為危素，而有其他重大意義。根據張辰《王冕傳》記載：王冕“至正戊子南歸”。這次壯遊，開始於戊子前一年元順帝至正七年丁亥(1347)，王冕三十九歲，他從杭州古塘乘運河船北上，過嘉興、松江、鎮江，到南京小住，又回到鎮江，渡江到揚州，經徐州、兗州、濟州直到大都（北京），並曾往來於居庸關、古北口之間，觀察邊塞諸險要，又出長城直至開平。有一天，他在大都南城，登高望遠，頓覺心曠神怡，但他想起美好河山卻在元朝的統治下，不由義憤填膺，痛斥引狼入室出賣民族利益的漢奸。其《南城懷古》之一寫道：“日上高樓望大荒，西山東海氣茫茫。契丹蹤跡埋荒草，女直煙花隔短牆。禮樂可知新制度，山河誰問舊封疆？書生慷慨何多恨，恨殺當年石敬瑭。”

這次數千里壯遊，擴大了眼界，開拓了胸襟，他的詩畫更是不同凡俗，他的愛國思想也更加強烈。

喜愛畫畫

在北京時，元朝大官僚蒙古泰不花很愛王冕的畫，常差遣幾個粗夯小廝，動不動大呼小吆，鬧得王冕不得安寧。後來不得已進了泰不花的館舍，做了食客，泰不花想用他為謀士，卻被他嚴辭拒絕。他笑著說：“尚書先生不要見怪，你太不聰明，再過幾年，此地就成為孤兔出沒的場所了！何必做官呢？”（《明史·文苑傳》、《曝書亭集》卷六十四）

這時候，他的畫譽越來越大，地主官僚都爭趨館下，求他畫梅花竹石，一時縑素山積，他潑墨揮毫，千花萬蕊，俄頃即成。（徐顯《稗史集傳》）

人格高潔

翰林學士危素，王冕不認識他。危素住在鐘樓街，王冕倒也知道。有一天，危素騎馬經過王冕處，王冕行了一個禮請他坐下，但未詢姓名，忽然問：“住在鐘樓街的是你嗎？”危素說：“正是。”王冕就不與他搭話了。危素走了以後，有人問他此人是誰，他笑著說：“此人必是危太僕，我曾讀過他的文章，看去有詭氣，現在看他舉止，果然如此！”（朱彝尊《王冕傳》）

後來危素降明，妄自尊大，被明太祖貶謫和州，幽恨而死。傳說，有一次，朱元璋在東間側室，危素在簾外走過，履聲咯咯，太祖問：“是誰？”他回答說：“老臣危素。”太祖不悅道：“我還以為是文天祥呢！還是你啊！”於是，次日傳旨，令危素赴余闕廟燒香，故意羞辱他。由此看來，王冕倒是有先見之明呢。

危素是江西金溪人，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故意把危素改為王冕同鄉人，寫危素回到故鄉來，縣官和鄉紳們如何巴結他，但他想同王冕一見而不可得。拿危素來陪襯王冕，一方面顯出王冕人格高潔，另方面表示作者對那些卑躬屈節的人物的鄙視。

《歷代筆記小說選》

《王冕傳》

王冕的出生時間，一說生於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卒於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享年七十三歲。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持此說。吳譜還載王冕生日為七月廿二日。一說生於元至正元年(1335)，卒於明永樂五年(1407)，享年七十三歲。

這兩說之謬誤在於將王冕的兒子山樵王周的生卒年月套在其父名下了。這是近人姜克涵發現的，他的這一見解發表在《學術論壇》1957年第2期。試看呂升寫的王周行狀：“山樵生於至元乙亥秋七月廿二日，卒於永樂五年丁亥正月十三日，壽七十三。”

姜氏說：“這便是上引的關於王冕生卒年代，以及王冕享年七十三歲的根據，而且吳譜還是採用這段文字所載的月日。至於其改變年代的緣故，是因為卒於永樂年間與一般記述不合，便把他的卒年改為明軍占婺州的至正十九年，然後上推七十三年，便斷定生於至元二十四年。”更有甚者，“這種沒有根據的說法，竟然得到不少人的附和，井輾轉引用，甚至還有人據此而以1935年為王冕的誕生六百周年紀念大寫紀念論文”。

姜氏認為王冕的真正生卒年代應當是：“生於元至大三年庚戌(1310)，卒於至正十九年已亥(1359)，享年五十歲，大致是不差的。以王周生年上推廿五年即至大三年，王冕廿六歲生子。”這是姜的結論。

從王冕的《自感》詩中“此志竟蕭條，衣冠混泥塗。蹭蹬三十秋，靡靡如蠹魚”等語看，至大三年(1310)生是對的。

《中外歷史大事年表》記載：自從至元元年(1335)罷科舉以來，一直到至元六年復行開科取士。王冕《結交行送武之文》一詩里有“明年平原芳草綠，試弓好射銜花鹿”句，就是指至元六年(1340)恢復科舉制。平原芳草綠指春天，試弓好射銜花鹿，正是指考進士。至元六年。考試結果，王冕不中，即焚所為文，表示永絕佳途。“蹭蹬三十秋”正是考試失意后之作。至元五年(1339)，王冕正是三十歲。從1339年上推三十年，便是至大三年(1310)，和姜克涵所說相符合。

至正十九年（1359）東南騷動。朱元璋提兵破浙江方國珍，派胡大海攻紹興，屯兵九里山，村人奔竄，王冕不為動，時病卧床上，他說：“我是王元章。”士兵即將他載至天章寺胡大海處，胡大海請王冕上坐，請他指教策略，王冕說：“大將軍是高明遠見的，不消鄉民多說。如果以仁義服人，何人不服，如以兵力服人，誰人能心服？我紹興乃秉義之地，要我教你們殺我父兄子弟，則萬萬做不到。你能聽我，希立即改過以從善。不能聽，請立即殺我。”胡大海被他講得無話可說，只得再拜領受，叫王冕不要講話就行了。第二天王冕病遂不起，過幾天就逝世，胡大海備喪禮殮葬于山陰蘭亭之側，墓碑題“王先生之墓”五字（張辰《王冕傳》）。

關於王冕晚年有否做過朱元璋的咨議參軍，並為明軍謀划攻取紹興的事，寫過王冕傳記的張辰、宋濂、朱彝尊、徐顯、全祖望等以及現當代學者，歷來說法不一。宋濂《王冕傳》：“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咨議參軍。一夕，以病死。”（《明史·文苑傳》）參與編修《明史》的朱彝尊所撰《王冕傳》就否定此說，說：“自宋文憲（即宋濂）傳出，世皆以‘參軍’目之，冕亦何嘗一日參軍事哉！”與王冕同時的同鄉好友張辰的《王冕傳》，對王冕的事迹記載最具體，對“參軍”卻未著一字。近人包賚《王冕事迹考證》則認為：“（明將）胡大海在至正十九年正月攻諸暨時曾見過王冕。當時即將此事報告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授他咨議參軍。不幸中央的公文還未到達諸暨，王冕已經死了。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宋濂稱他為參軍。”這也多半是猜測之辭。比較起來，自當以張辰的《王冕傳》為最可信。所以《諸暨縣誌》卷二十七說：“張辰與王冕同時同鄉且朋友，當然較宋、朱所見所聞者為確，自當以張辰傳為憑。冕為明師載去，自九里山至山陰天童寺數日即歿。不但未嘗一日參軍事，並未嘗一見明太祖，更何暇為其畫策取紹興！冕所居為諸暨之九里，非山陰之九里，明師即住山下，至今所駐兵處，猶有營盤痕迹可辨。見《山水志》，其地逾山即山陰，去蘭亭甚遠，當時為明師載去自九里至天童寺，數日即卒，確未到山陰城外，更何暇遠至婺州？竹吒（朱彝尊字）知宋傳之誤，作傳以上史館。”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提出：“究竟王冕何曾做過一日官？”說的正是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