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東升

1971年5月參加工作，讀師範、當老師。

1983年7月於中南財經大學畢業分配到湖北省人民政府從事決策服務工作，歷任省政府研究室主任科員、副處長、處長。

1995年5月調省委機關，歷任省委辦公廳經濟處處長、中共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2001年5月至2003年6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書長。

2003年7月至2012年4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書長、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2012年4月至2013年4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書長、省委決策支持工作辦公室主任。

2013年4月至2016年12月，任湖北省十二屆人大常委、省委決策支持工作辦公室主任。

2017年1月因到達退休年齡退休，從此開展學術研究工作。

中共湖北省第九屆省委委員，湖北省第七屆、第八屆社會科學聯合會兼職副主席。

1983年以來在為省委省政府提供決策服務、先後主筆或具體負責服務5任省委書記文字工作的同時，潛心研究經濟、政治、文化、黨建問題，獨立出版了4部學術著作、著有《學習與研究文集》一、二、三卷，獨立發表了150多篇論文或輔導報告。其中，專著《中國山區經濟對策》（34萬字，雲南人民出版社）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獲得了“光明杯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優秀學術著作獎”、雲南省一等獎的殊榮；《論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獲湖北省第五屆社會科學優秀學術著作二等獎。另有多篇論文獲國家或省部級獎。2005年發表的《論十六大對黨建學說的重大發展》獲“世界重大學術成果特等獎”。

（一）主持完成近百項省委重大課題調查研究。先後主持完 成深化省情認識、湖北振興崛起、中部地區崛起、加快“兩圈一帶”建設（武漢城市圈“兩型”社會試驗區、鄂西生態文化旅遊圈、加快湖北長江經濟帶開放開發）、打造中部崛起重要戰略支點、做好“三農”工作與建設農業強省、發展壯大縣域經濟、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與重點突破、關於建設創新湖北的若干重大問題、推進文化強省建設、后危機時期深化對外開放、關於加快轉變發展方式、貫徹落實“三維綱要”（綠色決定生死、市場決定取捨、民生決定目的）等近百項重大課題調研報告，其中86項受到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批示並轉化為決策。

（二）主筆和具體負責省委字數以千萬計的重要文件起草工作。先後負責服務了賈志傑（1992.12-2000.12）、蔣祝平（2000.12-2001.12）、俞正聲（2001.12-2007.10）、羅清泉（2007.10-2010.12）、李鴻忠（2010.12-2016.10）五任省委書記文字工作；主筆或具體負責起草了中共湖北省第七次、第八次、第九次、第十次黨代會報告；主筆或具體負責起草了第七屆省委以來的歷次省委全會工作報告；主筆或具體負責起草了中共湖北省委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十五計劃、十一五規劃、十二五規劃的建議；主筆或具體負責起草了1995年以來歷屆中共湖北省委貫徹落實中央精神、緊密結合湖北實際出台的若干重要文件。

（三）獨立撰寫、出版了360萬字的專著和論文。在繁重的決策服務和文件起草工作之餘，將學習作為立身之本，潛心研究問題，不斷“進貨充電”。先後獨立撰寫出版了《中國山區經濟對策》（雲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論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4部學術著作；先後獨立撰寫發表了《論我國的經濟增長周期》、《論十五大對所有制理論的重大發展》、《論十六大對黨建學說的重大發展》、《關於土地規模經營的幾個問題》、《深化農村改革三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若干問題》、《當代國際局勢的新變化與社會主義在21世紀偉大復興》、《世界經濟領域值得關注的幾個問題》、《后危機時期經濟形勢分析與戰略應對》、《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自覺——關於文化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思考》、《新常態下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和政治學著述《共產黨員怎樣保持先進性》、《高揚共產黨人理想信念的風帆》、《構建跨越式發展的精神高地》等150多篇論文或輔導報告。其中：專著《中國山區經濟對策》1991年10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獲得了“光明杯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優秀學術著作獎”、雲南省一等獎的殊榮，

《論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2006年獲湖北省第5屆社會科學優秀學術著作二等獎；《論十六大對黨建學說的重大發展》獲“世界重大學術成果特等獎”，另有多篇論文獲國家或省部級獎。

學術研究特點：一是堅持經濟學與政治學的統一、注重多學科滲透融合、從多維層面系統研究問題，其成果全面、客觀；二是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擺脫了“經院式”研究，學術成果合乎國情省情實際，具有創意和生命力，受到廣泛讚譽和好評；三是堅持以嚴謹的態度治學，獨立思考、獨立著述，不沽名釣譽。

（一）填補我國系統實證研究山區經濟的空白。專著《中國山區經濟對策》指出山區是我國主要的“生態源”，在考證自然氣候垂直性、資源分佈立體性、生產建設長周期性、經濟發展區域性、經濟收益級差性等自然和經濟特徵基礎上，揭示了經濟政策的特殊性、扶持性、保護性、穩定性的基本屬性和指導經濟工作應堅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綜合發展、分類指導的基本原則，提出了產業經濟、區位經濟、經濟運行的有效對策。此著在結構體系和謀篇布局上，借鑒了黑格爾《小邏輯》的思維方法。

（二）破解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的世界性難題。專著《論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在客觀評鑒上個世紀20年代西方國家涌動的市場社會主義思潮、論證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具有內在統一性以及正視某些非兼容性基礎上，總結國內外成功實踐，運用系統論的方法，從四個方面進行探索：（1）結合基礎論——關於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實現；（2）結合關鍵論——關於公有制實現形式的創新；（3）結合核心論——關於重塑國有企業市場主體；（4）結合保障論——關於中共一元化領導機制的探討。論著中提出的諸如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要體現“三點剛性要求、一點靈活”、怎樣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和股份經濟、堅持“政治剛性、經濟柔性”原則深化國企改革、推進執政黨的現代化建設、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幹部等觀點和主張，均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

（三）對農村土地規模經營提出了切合國情實際的見解主張。1988年6月在獨撰的《關於土地規模經營的幾個問題》中指出，發展土地規模經營是農業現代化的內在要求，發展土地規模經營必須堅持以家庭承包為基礎，發展土地規模經營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發展土地規模經營要堅持正確的方針加以引導：（1）堅持因地制宜，切忌照搬硬套；（2）堅持循序漸進，切忌拔苗助長；（3）堅持多種形式並存，切忌千篇一律；（4）堅持積極慎重，切忌草率從事。該文發表於《人民日報》1988年6月4日二版頭條，1989年12月榮獲中央批准召開的“全國紀念農村改革十周年理論研討會優秀論文獎”。時至今日，此文的基本判斷和提出的基本方針仍具有較強的針對性、指導性。

（四）對我國“三農”問題的長期性、艱巨性持有客觀清醒的判斷。1993年5月在獨撰的《我國農村問題的分析報告》（《紅旗內部文稿》發表）中指出，我國“三農”問題“五個不可逆轉”，即耕地面積減少的趨勢不可逆轉、糧食剛性需求增加不可逆轉、人多地少和農業資本有機構成相對低下的基本國情不可逆轉、農業比較效益相對低下的現狀不可逆轉、農業在經濟增長貢獻率中的份額相對低下的趨勢不可逆轉，解決“三農”問題任務艱巨、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始終注意防止“口號農業”、“文件農業”現象。

（五）提出走中國特色“金字塔型”的城鎮化健康發展道路。在撰文《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報告》和《加快轉變發展方式》中指出，鑒於中國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農業大國、農村“空心化”、“非農化”日趨嚴重和巴西印度城市化沉痛教訓，應從體制和政策引導上把現在60%的農民工擁聚在特大城市和大城市、20%分佈在中等城市、20%分佈在縣城及以下的“倒金字塔”病態狀況顛倒過來，走就近就地（即縣城以下）為主的城鎮化道路。務必以對歷史負責的精神，下大力防範和規避特大城市人口急劇膨脹和“造城運動”可能引發的社會風險。

（六）提出后危機時期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應對之策。2010年6月在獨撰的《后危機時期經濟形勢分析與戰略應對》長篇研究報告中，總體分析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和影響、我國面臨的“8大風險挑戰”之後，指出“危險往往在危機結束之後”、“危機催生革命”、“不加快轉型也只有死路一條”，提出了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要從“外部依賴型”向“內源型發展”轉變、從“非均衡發展”向“相對平衡發展”轉變、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從“黑色發展”向“綠色發展”轉變、從只注重生產向生產流通市場一起抓的系統發展轉 變、從“以GDP為中心”向“人的發展”為中心轉變的“6大轉型應對之策”。

（七）對文化和軟實力建設作過深入的研究。2012年5月撰寫的長篇研究報告《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自覺——關於文化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思考》，指出“當代中國已進入文化定成敗階段”，在論證文化建設具有“8大特點”和規律、闡明推進建設的指導思想和基本方針之後，提出了現階段應著力抓好的主要矛盾與根本任務：（1）建設、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解決人們靈魂、價值觀這個根本問題；（2）創造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糧，解決人們“精神飢餓”和“精神營養”問題；（3）始終堅持和牢牢把握正確的輿論導向，解決“紅旗引領”、凝聚人心問題；（4）推動文化產業跨越式發展，解決“西強我弱”、文化產品進出口“逆差”巨大問題；（5）高度重視、標本兼治，切實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問題。對這五個方面，均提出了系統的對策建議。

（八）系統研究“人本發展觀”有一定的建樹。早在1992年6月赴廣東考察所撰寫的考察報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功實踐》第五部分的啟示中，即敏銳地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原則，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這是經濟振興的重要保證”。2006年1月所作的長篇黨課報告《共產黨員怎樣保持先進性》，2011年7月所撰寫的《構建跨越式發展的精神高地》、黨課報告《高揚共產黨人理想信念的風帆》，先後受到省委書記俞正聲、李鴻忠同志的重要批示。這三篇報告的部分內容，《人民日報》先後分別以《用激情擁抱成功》、《幹部就得有點精氣神》、《堅持辯證思維，堅定理想信念》為題摘發。

（九）對新常態下地區經濟發展作過系列研究。針對經濟工作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和幹部隊伍實際，先後撰文三篇在《政策》特稿欄目發表：（1）《全面準確地認識經濟發展新常態》提出，應當確立“6個方面的認識”；（2）《最重要的是端正經濟工作指導思想》，提出了“6條基本方針”；（3）《打造經濟發展新的組合型發動機》，指出從根本上講，新常態下的經濟發展取決於動力的培育和形成，把寶押在一顆棋子上，是不可取的。至關重要的是堅持從實際出發，從擴大有效需求驅動、深化改革驅動、堅持創新驅動、惠及民生驅動、現代農業驅動、擴大對外開放驅動、統籌整合驅動“8個方面混合發力”。

此外，由於長期的職業生涯礪煉和執著守恆的個性特質，在如何從事調查研究、決策諮詢、公文和研究文體寫作方面，具有較為豐厚的底蘊和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