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社會科學

同樣，其它學系的學生若選修哲學課程或副修哲學，對其專業的研習亦將大有裨益。因為從深層次的角度來探討，可以說，幾乎任何領域的研究，都會引發出一些哲學問題，故哲學與很多其它學術領域都是相輔相成的。任何領域都有一些與之相關的但又非其直接研究的課題——例如該領域的概念及理論的基本性質為何的問題。這些課題卻往往成為哲學研究的對象。舉例說，有些和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相關的問題——如科學理論和我們眼見的世界的關係為何？——其本身不是科學研究的對象，卻正好是科學哲學所探討的。同樣，政治哲學考察各種政治體制的合理性；法律哲學研究法律的性質與理論基礎；美學則探討品美的基礎和提供理解文學和藝術的框架。再者，由於任何學科都需要應用推理和證成的準則，所以邏輯和知識論這兩個哲學的領域與所有學科都有密切關連。

90年代以來，“哲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兩個概念經常混用，學術界、學術管理部門與各級政府部門仍在不加區分地使用這兩個概念。實際上“哲學社會科學”是學術管理部門使用的概念，在當時體現了建國后的50年代向蘇聯學習的特徵，而“人文社會科學”概念是現代科學共同體使用的學術概念，是科學共同體的內部學科分類意識的體現。這兩個概念指稱的對象基本相同，於是不同場域的概念雙軌現象就產生了。這種概念雙軌現象是不同場域內部不同邏輯運作的結果。特定概念只在自身場域中才具有合理性，擅自越出自身場域實現他場域的異地統治會產生概念的場域危機，從而引發學術管理部門與學術共同體的緊張關係，但學術管理部門以及許多學者不加區別地混用這兩個性質不同的概念，這種概念生態混亂的情形是到了歷史反思的時候了。概念生態的混亂的一個主要表現就是沒有注意到當代中國語境中的概念雙軌現象，也沒有概念意識。

當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對所使用的概念沒有明確的概念意識。所謂概念意識，就是對概念產生的社會背景與概念基本內涵進行分析，並注意其適用的範圍與概念自身的變化及其與社會的互動。長期以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界的概念意識是不強烈的。早在二三十年代，胡適和魯迅都談到了這個問題。胡適在1920年的《提高與普及》的演講中說：“現在所謂新文化運動，實在說得痛快一點，就是新名詞運動。拿著幾個半生不熟的名詞，什麼解放、改造、犧牲、奮鬥、自由戀愛、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你遞給我，我遞給你，這叫做‘普及’。”胡適對這種低層次的概念普及十分反對，主張對新名詞進行深入研究。1935年，胡適在《今日思想界的一個大弊病》一文中也說：“名詞是思想的一個重要工具。要使這個工具確當，用的有效，我們必須嚴格的戒約自己：第一、切不可亂用一個意義不曾分析清楚的抽象名詞……”

而魯迅在1928年的《扁》一文中的開頭就說：“中國文藝界上可怕的現象，是在儘先輸入名詞，而並不紹介這名詞的函義。於是各各以意為之。看見作品上多講自己，便稱之為表現主義；多講別人，是寫實主義；見女郎小腿肚作詩，是浪漫主義；見女郎小腿肚不準作詩，是古典主義。”魯迅說的雖然是文藝界的情況，但對於學術界來說，概念意識同樣重要。鄧正來也曾指出，中國社會科學在發展過程中，知識界對“建構者與被建構者”的關係表現出了某種集體不意識，也就是中國學界對西方社會科學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學術概念的集體不意識或者前反思性接受現象，實際上是學術缺少自主性的表現。而“哲學社會科學”這個抽象名詞也存在著鄧正來所說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因此需要進行胡適所說的“分析清楚”的歷史梳理工作。

“哲學社會科學”這個政治意識形態主導的學科概念在1955年提出，並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體制化方式存在。這個學科概念的產生受到了蘇聯學者30年代學科分類模式的直接影響，在中國語境中具有學科性與政治意識形態性的雙重屬性。1966年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取消后，這個概念仍繼續使用。1973年，這個學科概念的政治意識形態性得到空前強化，其學科性則被遺忘。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現代學術共同體自發形成的“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的學科概念逐漸被遺忘，從而呈現出意識形態化的概念生態現象。對“哲學社會科學”概念演變的歷史分析為重建科學共同體的學術自主性提供了一個當代概念的分析個案，也有助於建構科學共同體的概念認同意識與概念自主意識。

對於現當代哲學社會科學建設問題，陳達夫說：“對於當下的思想與民眾自由而言，確切地講，在暴力佔據絕對權后，自從掌握了金錢貨幣化的策略，人們就開始遠離真理，社會從此走向深淵。”對此，他強調說：“明顯禁錮思維能力的文科教學內容方面，必須在引入世界社會科學理論的同時，全面添加中國近現代社會科學思想，必須首先建立符合歷史與國情的獨立的基本哲學社會科學體系。”

主要體現在1955年學部制與“哲學社會科學”概念的體制化等方面。

“哲學社會科學”這個新概念在1955年以前的中國文獻里是找不到的。據蔡元培先生在《十五年來我國大學教育之進步》一文中的介紹，國立北京大學在民國十年（1921年）決議成立四門研究所，即“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國學、外國文學四門”。蔡元培在1927年的《提請變更教育行政制度之文件》的第二個附件中，也是將“自然科學院”、“社會科學院”、“文學院”、“教育學院”、“哲學院”等作為並列的機構。在50年代以前，中國的“哲學”與“社會科學”並沒有合併在一起。為什麼在1955年突然就出現了“哲學社會科學”這個新名詞？通過部分材料的分析，我們發現這個新名詞的產生與建國後文化教育方面的蘇聯化傾向有著直接的內在因果關係。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處處長的黎澍在《認真清理我們的理論思想》一文中說到建國后許多詞語都是由於俄語翻譯而產生的，如列寧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1982年被譯成《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而“資產階級法權”、“愛國主義”等這些名詞，也都是翻譯未定，已經用濫了的詞語。黎澍的意思是說對這些名詞應重新進行深入的研究，從而重建中國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自主性。和黎澍揭示的情況相類似的是，“哲學社會科學”這個詞語也是因俄語翻譯而產生並接受下來的。

從學術意義上說，學術共同體自身是不可能出現“哲學社會科學”這樣不符合學術習慣的概念的。哲學運用其哲學方法展開具體的學科研究時，有“政治哲學”、“文化哲學”、“經濟哲學”、“歷史哲學”、“藝術哲學”、“科學哲學”等學科，這些哲學分支學科主要是從哲學角度分別研究政治、文化、經濟、歷史、藝術、科學。但是作為一門學科，在世界學術中從來沒有倒過來稱呼的，如“哲學政治”、“哲學文化”、“哲學經濟”、“哲學歷史”、“哲學藝術”、“哲學科學”等，這些名詞作為一個學科的概念是不可能成立的。同時，從學術自身的邏輯來說，也只可能出現“自然科學哲學”、“社會科學哲學”、“人文科學哲學”這些更大的哲學學科的分類，也就是說分別從哲學的角度研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在中國“自然科學哲學”作為一個學科主要是指“自然辯證法”。而“社會科學哲學”、“人文科學哲學”這樣的概念在世界學術界得到普遍認可，但在中國卻很少提起，因為1955年有了“哲學社會科學”這個因俄語翻譯而產生的概念后，“社會科學哲學”這個真正學科性質的概念反而很難產生了。於是一個獨特的概念生態現象就出現了。

從現有出版材料來看，“哲學社會科學”這一固定概念最早是在1955年提出來的。“哲學社會科學”這個概念的產生和1940年“民族形式”概念的產生情況十分類似，都是受到了蘇聯的影響。據郭沫若介紹：“‘民族形式’的提起，斷然是由蘇聯方面得到的示唆。蘇聯有過‘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的號召。”“哲學社會科學”這一固定概念同樣也是受到了蘇聯的啟發而產生的。1949年11月，中國科學院正式成立。6年後，在此基礎上又成立了學部，正式成立學部也是受到蘇聯的影響。竺可楨在1955年3月15日的日記中說：“從1953年2月去蘇聯學習科學院的組織后，才決定成立學部，分為數理化、生物地學、技術科學及社會科學4部門。籌委會共73人，成立以後就要建立集體領導機構。”1955年6月1日，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宣告成立四個學部：物理學、數學、化學部；生物學、地學部；技術科學部；哲學社會科學部，並選出了四個學部的常務委員會。6月2日，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作了《在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大會上的報告》，報告中說：“解放以來，我們一直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進行著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特別在1952年與1953年之交，中國科學家和整個文化教育工作者一道更集中地進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細讀郭沫若工作報告，可以感受到當時學術的政治色彩，而“哲學社會科學”的概念以“哲學社會科學部”這一體制化的形式出現了。

“哲學社會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部”這兩個概念略有差異，前者是學科概念，相當於傳統意義上的文科，而後者是一個文科規劃與管理的機構，是“哲學社會科學”的執行部門。“哲學社會科學”概念一出現就體制化了，從而具有與生俱來的政治意識形態特徵。中國科學院學部是當時國家在科技方面的最高諮詢機構，負責國家的科技規劃，而之所以成立中國科學院學部而不建立院士制，據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宣傳部副部長的龔育之的介紹，是因為1953年中國科學院訪蘇代表團回國后，想學習蘇聯的院士制，但是當時中國有些學科水平不行，於是就有了一個先不搞院士，先搞一個學部委員的想法。另外，傳統的院士制有一個特點，叫“院士自治”，這樣就可能發生科學自治與國家領導之間的矛盾。蘇聯建國初期就發生過這個問題，後來花了好大力氣才逐漸解決。同時也不打算承襲國民黨時期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制，而是另起爐灶，成立學部。搞了這麼一個學部委員的制度，並不是說不搞院士制，而是搞院士制的條件還不成熟。

因此從表面上看，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的直接起因是想要借鑒蘇聯從事科學規劃與管理的經驗，同時又根據自己的實際科學水平作了一個折衷的處理，先成立學部，等科學水平上去后再實行院士制。但實際上根據李真真的研究，暫不設立院士制的主要原因在於：蘇聯的院士權力太大；中國與蘇聯的情況不同，中國的科學家中黨員少，科學家的思想體系還是舊的，還沒有完成觀念上的根本轉變，這樣很難保證黨的領導，保證黨的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甚至有人認為提出設院士是向黨奪權，而設學部，其委員的條件及權力自然均可降低。而科學界內部的需求與黨的政治目標的互動首先體現在學部制還是院士制的選擇上，而這種選擇本身既是這種互動的結果又蘊含了對學部的權利的限制。在學部制與院士制的制度選擇上，謝泳的研究也揭示了1948年的院士選舉是學術超越政治，而1955年的學部則是政治干預學術，體現了對科學家的不信任，其學部委員是高度意識形態化的，當時負責意識形態部門的主要官員都是學部委員，而延安知識分子在新意識形態建立過程中往往比高層更左傾。所以從1948年的院士制到1955年的學部制標誌著中國科學體制由落後代替先進。

由於1955年的蘇聯科學院實行國際通行的院士制，並不是中國的學部制，所以“哲學社會科學部”這個概念主要受到了30年代蘇聯共產主義學者的學科分類模式的影響。只是這個學科模式在30年代的蘇聯也只是停留於文件的表述，而在中國一直沒有將這個學科模式體制化，到1955年成立學部時才具有可能性。不過這個概念與中國科學院訪蘇代表團的制度模仿並沒有直接的體制繼承關係。

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時，“哲學社會科學部”被陳伯達等人取消，而其他學部得以保留。後來物理學、數學、化學部以及生物學、地學部兩個學部分成了四個學部即數學物理學部、化學部、生物學部、地學部。由於“哲學社會科學部”在十年“文革”中被取消，但中國的文科總得有一個規劃與管理的機構，所以在“文革”結束后的1977年成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就是原屬於中國科學院的“哲學社會科學部”。由於中國科學院是以自然科學為主的，當文科被取消后，1977年新成立的機構不再叫“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院”，而是直接叫“中國社會科學院”。這體現了對“文革”中以教條化的哲學統治科學的一個反思與批評，這當然是歷史的進步，也說明當時執政部門決心改正錯誤，逐步實現學術管理的科學化。1993年10月，經國務院批准，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改稱中國科學院院士。不過這個時候，因為“哲學社會科學部”早就被取消了，所以也就只有自然科學與技術科學方面的院士，沒有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院士，而“中國社會科學院”也沒有設立院士。“哲學社會科學部”作為一個體制機構雖然在1966年被取消了，但“哲學社會科學”這一概念不但沒有取消，反而得到更為廣泛的使用。從這一特殊的社會現象也可以看出體制與體制概念的不同社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