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瑟

公共管理始終是管理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在這個領域裡有一批傑出的學者，古立克就是其中一個代表。這位傳教士的後代，有“公共行政的化身”之譽。他領導的公共行政研究所，是推動美國行政改革的思想工廠。在他

擔任總統行政管理委員會委員時，推動了聯邦政府行政部門的全面改革，至今成果猶存。在古立克晚年，對城市管理進行過系統研究。古立克與厄威克合編的《管理科學論文集》，被學術界看做管理學發展歷程上的一個標誌，其中他寫的《組織理論筆記》一文，已經進入管理史冊。他關於組織分工與一體化的原理，關於組織七職能的論證，關於分部化標準的設定，至今仍然產生著學術影響。古立克通過他的學術努力，使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實現了理論上的統一。他的人品和見識，堪稱楷模。這位百歲老人，從公共管理的角度為管理思想史留下了豐厚的遺產。

古立克於1892年1月17日出生於日本大阪，父母同為傳教士，古立克在他們的三個孩子中排行第二。

古立克家族是早期移民北美的歐洲人，他的家族具有荷蘭血統，在1653年就來到北美。這個家族人才輩出，有學者、醫生、科學家、教育家、作家、傳教士、牧師。在小盧瑟出生之前，上溯三代都是傳教士。

盧瑟的曾祖父彼得·古立克（Peter Gulick），於1828年作為一名長老會傳教士來到夏威夷，在那裡度過了他勞碌的一生。彼得有八個子女，除一個在十幾歲時夭折外，其他七個成年後全部成為傳教士。其中有一些在傳教的同時還成為聲名顯赫的學者。小盧瑟的祖父與他同名，也叫盧瑟，不但傳教，而且行醫，後來在公共講演、組織以及管理方面顯示了出色的才能，致使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這些公共活動當中。在一定意義上，小盧瑟繼承了他祖父的事業。

小盧瑟的父親悉尼·古立克（Sidney Gulick）是一位學者型的傳教士。他的母親卡拉·梅（Cara May）是一名專業護士，娘家是加利福尼亞的一個銀行家兼牧場主。悉尼·古立克在傳教之外，還是一個天文學家、數學家和翻譯家。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來說，遙遠的日本是一個陌生的國度，然而在這樣的國度傳播福音，正是傳教士的使命。於是，就在美國海軍准將馬修·佩里在1854年以艦隊打開閉關鎖國的日本大門后不久，悉尼·古立克就來到這裡。1888年，他作為美國外交使團的傳教士來到日本，他不但學會了日語，而且把幾部德語哲學著作翻譯成日語。作為一個學者，他在日本的多所大學教授英語、自然科學和神學，並擔任了同志社大學和京都帝國大學的神學教授。

在日本期間，悉尼·古立克了解並愛上了日本文化。1904年他離開日本回國，但他後來一直致力於促進美日之間的理解與友誼以及文化交流。1913年，他發起抗議加利福尼亞州的反亞裔法案，敦促種族平等。後來，悉尼·古立克發起美國兒童贈送日本兒童洋娃娃玩具的運動，讓它們成為傳遞友誼的信使。總共12739隻美國藍眼洋娃娃被送到日本的學校，而且每個洋娃娃身上都附帶一封表達友誼的信函。日本作為回應，為美國的每個州送去了58隻布娃娃。這些日本布娃娃都穿著日本的傳統服飾。悉尼·古立克還寫了很多關於美日關係的書，其中包括：《日本的演變：社會和精神》（Evolution of the Japanese, Social and Psychic, 1903），《遠東的危險：解讀日俄戰爭的意義》（White Peril in the Far East: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5），《美日問題：東西方種族關係研究》（American Japanese Problem: a Study of the Racial Relation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1914），《為和平而戰：美國教會進取運動》（Fight for Peace: an Aggressive Campaign for American Churches, 1915），《全面的移民政策和計劃》（Comprehensive Immigration Policy and Program, 1916），《加利福尼亞的日本人》（Japanese in California, 1921），《為了世界沒有戰爭的基督徒聖戰》（Christian Crusade for a Warless World, 1922），《理解日本：消除戰爭威脅的建議》（Toward Understanding Japan: Constructive Proposals for Removing the Menace of War, 1935）。

小盧瑟不僅與祖父同名，還與一個叔叔也同名。如果說他的祖父是盧瑟·古立克一世，那麼他的叔叔就是二世。這位盧瑟·古立克二世是一名體育教育家。盧瑟二世排行第五，比他的兄長去過的地方更多，先後去過夏威夷、西班牙、義大利、日本等地。盧瑟二世曾經在奧柏林學院和薩金特體育學校學習體育教育，在紐約大學醫學院學習醫學，並於1889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他曾在國際基督教青年會訓練學校任體育部主任，並指導加拿大學員詹姆斯·奈史密斯（James Naismith）創造適合冬天的室內運動，籃球運動由此正式發明。如果說奈史密斯是籃球之父，那麼盧瑟·古立克就是籃球之祖。盧瑟二世在1887~1890年任馬薩諸塞州斯普林菲爾德學院體育系主任，1900~1903年任普拉蒂學院院長，1903~1908任紐約市公立學校體育主管，1908~1913年負責羅素·塞奇基金會的兒童衛生部。他還同妻子一道創辦了營火少女團（Camp Fire Girls，即今天美國青年組織Camp Fire USA的前身），推動Boy Scout運動的興起，創辦男女孩子們的夏令營（Camp Timanous and Camp Wohelo）。這些組織和活動，從多方面促進了青少年的體育鍛煉。

古立克家族值得一提的還有小盧瑟的姑媽弗朗西斯·朱厄特（Frances Gulick Jewett）。她寫過一系列關於公共健康和衛生的書，許多年以後仍然是公共衛生的經典。

盧瑟·古立克在日本生活了12年，在異國他鄉度過了少年時代。他自幼調皮，樂於冒險，如果在中國，多半會把他當做多動症患者。但少年古立克很受家庭寵愛，那些被他的惡作劇折騰得哭笑不得的左鄰右舍也沒辦法。少年古立克的大膽好奇和別出心裁在當地是十分出名的。他經常把自己弄得傷痕纍纍，有一次在試製火藥時，差點兒燒著了自家的房子。這種樂於冒險的性格，在他成年後還有保留，古立克後來成為登山和遊艇的愛好者，就來自童年的習慣。1904年，古立克的父親要離開日本時，教區的長老對這位博學友善的好人依依不捨，但卻對頑皮的小盧瑟撂下了一句話：“儘管我們對悉尼·古立克的離開十分遺憾，但他至少會帶著小淘氣鬼一塊走。”

1904年，古立克離開日本來到美國。這一年，他在加利福尼亞的奧克蘭度過，並進入當地公立學校學習。1905年，他們全家來到德國馬爾堡，他的父親在歐洲的很多大學一邊學習一邊講演，古立克則進入當地一個職業高中。德國的教育有嚴格的劃分，當學生讀完小學時，他們就進行分類教育。學習好的學生進入文理學校初級階段，繼續讀初中，讀文理中學，讀大學，甚至研究生，走高等教育路線；學習差一點的學生就進入職業學校或實科中學，接受技術教育，職業方向是藍領工人。古立克在德國期間的學習成績並不好，只能進入職業高中。即使在職業高中，大量的非正式課程作業他都做得很差。後來他才發現，他在學習上的問題，原因在於他弱視。他的閱讀速度緩慢了一輩子，直至他退休，他都未能在閱讀中找到樂趣。當然，影響古立克學習的還有語言障礙，一個來自柏林的鄰居成為古立克的業餘德語老師，說明他在學校中語言是跟不上的。也許正是學習上的原因，1906年，他從德國轉學回到美國，來到奧克蘭的外婆家，繼續他的高中學業。少年古立克在回到奧克蘭后，已經開始勤工儉學，在書店打過工，做過報紙投遞員，而且他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最信賴的顧客竟然是酒館里的守門人和妓院中的妓女。

在奧克蘭，古立克勤奮好學，成績不錯，獲得了康涅狄格州萊克維爾市（Lakeville, Connecticut）的霍奇基斯學校（The Hotchkiss School）獎學金。這個學校是美國最有名也最難考取的私立寄宿學校之一。在霍奇基斯學校，古立克重點學習希臘語、拉丁語和數學，並加入了文學社，還擔任學校辯論協會的會長（這個辯論社團至今具有國際一流水平，名聞遐邇）。當然，他更喜歡體育，加入了學校田徑隊，直到他的腳踝受傷，才使他不得不放棄了競技運動方面的努力。他在霍奇基斯的表現非常好，不僅班級的一流學生名單中有他，學校的名譽冊里也有他。

古立克從童年起就養成的“過度競爭”性格，在學校里不但沒有收斂，反而進一步發展，他的自我張揚和對自己觀點的堅持，使別人認為他“固執己見”，在辯論中的直言不諱咄咄逼人，使別人認為他缺乏教養。1910年夏，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夥子去自費旅遊，作為一名甲板水手上船打工，乘一艘運送牲畜的輪船來到英格蘭，騎著自行車遊覽了不列顛諸島。然而，當他回到美國的時候，他才得知，由於他是個“搗亂分子”，學校中止了他的獎學金。這件事情對他的打擊不小，自從他參加了全國統考並取得優異成績之後，他決定再也不回霍奇基斯了，轉而向俄亥俄州的奧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提出入學申請。最初，奧柏林學院只是以臨時方式接受了他，然而在奧柏林學院讀書的第一個學期，他就列入了優秀學生名單，並得到了完全認可。在奧柏林學院，古立克一邊學習政治學，一邊繼續勤工儉學，他在一所傳教士子女寄宿學校里洗過盤子，擦過地板，賣過雜誌；策劃過講座和音樂會；給別人割過草坪；暑期在鐵路做過路段工人，賣過鋁盤，為墓地澆灌過水泥，在農場做過工，在女子夏令營當過游泳教練。1912年，他第一次涉足政治，為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總統所在的美國進步黨組織了當地競選運動。

1914年，古立克帶著很多收穫從奧柏林學院畢業，他獲得政治學學士學位，並獲得美國優秀大學生全國榮譽學會（Phi Beta Kappa）的會員資格。在奧柏林學院，古立克獲得了很多，除了政治學專業知識外，他對科學和數學、講演和辯論都有濃厚的興趣，凡是校園的公共活動，他無一不是積極參與者。在這裡，奠定了他人生的兩大基礎：在學術上，他有了自己的精神導師；在生活上，他與女同學海倫·斯威夫特締結了婚約。古立克的精神導師是當時在奧柏林學院任教的政治學家、歷史學家查爾斯·比耶德（Charles Austin Beard），在古立克的畢業典禮上，比耶德是演講人。根據古立克的回憶，比耶德兩眼炯炯有神，曾對人類的政治行為與美國歷史做過精闢的分析，思想閃爍著革命的火花。而古立克未來的妻子海倫，也出生於傳教士之家，古立克用三個詞來形容她：聰明、漂亮、活潑。

作為世代傳教士的後裔，古立克原本打算追隨祖輩的足跡，成為一名傳教士，所以，他大學一畢業，就上了奧柏林神學院，並於1915年獲得哲學碩士學位。但是，比耶德的影響和哲學上的思考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思想困惑，他的思緒被包圍在他稱之為“不可知論的不確定性”（agnostic uncertainties）中無法自拔。這種思想上的掙扎最終導致了職業選擇的重大變化。他不再繼續他的傳教士理想，而是轉向公共行政。經過和未婚妻商談，古立克漸漸相信，精神生活的本質不在於宗教信仰的表面形式，而在於對人類美德的實質推進。他信奉的“誠實正直為本、個人尊嚴、正義與人權、自我實現的機會、社會責任、聖保羅說的博愛、對高尚事業的無私奉獻、對浩瀚宇宙的深深情懷”等基本價值觀，同轉換職業並不衝突。經過認真掂量，古立克認為，同神學相比，通過政治科學、社會服務和政府改革方面的工作，自己可以為人類做出更多的貢獻。巧合的是，父子之間靈犀相通，他的父親悉尼·古立克，在幾乎相同的時間做出了類似的決定，放棄了傳統的傳教方式，開始為聯邦教會參議會工作，以更好地為世界和平事業服務。

做出這一人生的重大選擇后，盧瑟·古立克決定學習政治學，他向哥倫比亞大學提出了博士入學申請，並獲得了政治科學和公共法學的獎學金。哥倫比亞大學的政治科學研究生院，正是古立克的精神導師比耶德當主管。1915年秋，古立克開始攻讀博士學位。更重要的是，他開始接觸著名的紐約市政研究局（New York Bureau of Municipal Research），並在其下屬的培訓學校接受公共服務課程培訓。由此，古立克與該局結下了一生的情誼。這所培訓學校成立於1911年，旨在為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提供專業培訓。比耶德也為這所學校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並在1917年離開哥倫比亞大學之後，開始主管這所培訓學校。

1917年4月6日，美國對德宣戰，古立克志願到空軍服役，可惜由於視力欠佳被拒絕。爾後，他到了華盛頓，通過國防部顧問委員會的一個朋友的幫助，古立克進入了倫納德·艾爾斯（Leonard Ayres）組織的總參謀部統計局（the Statistics Branch of the General Staff）工作，為政府部門提供關於戰爭耗費的數據。古立克和他的同事被授予上尉軍銜，負責從所有可能的來源收集信息，統計和分析美軍的戰爭消耗，每周為總統、國務卿以及其他高層領導人提交報告，供高層決策參考，古立克具體負責人力方面的統計。這些工作，奠定了古立克後來研究公共管理的基礎。

1919年初，古立克退役，比耶德任命古立克為市政研究局下屬的培訓學校校長。1920年，古立克經過多年“兼職讀博”，拿到了博士學位。在比耶德的領導下，市政研究局於1921年重組為國家公共行政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由於受紐約州法律限制，1931年該研究所再次重組的時候，“國家”二字被刪掉）。不久，比耶德辭職，剛剛30歲的古立克被任命為研究所所長。此後，這個研究所成為古立克最主要的陣地，如果加上他中間為聯邦政府和紐約市政府工作的幾次短暫離開時間，古立克在這個研究所所長的位置上總共幹了40年。

在古立克負責公共行政研究所期間，他任命威廉·摩西（William M. Moshe）博士主管培訓學校。在比耶德的建議下，培訓學校給學生的調查培訓中增加了系統演講和討論課程，培訓學校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逐漸被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芝加哥大學以及其他大學正式承認，並且定期安排交換生。但是，日益增加的學校運行費用成為一大難題。這時，發明家兼商人喬治·麥克斯韋爾（George Maxwell）正在捐資辦學，他為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也稱錫拉丘茲大學）籌建公民學校提供了充足的資金支持。古立克經過協商，將培訓學校連帶註冊學生一併轉移到雪城大學，並於1924年以培訓學校為核心在雪城大學成立了麥克斯韋爾公民與公共事務學院（Maxwell School of Citizenship and Public Affairs），由威廉·摩西擔任院長。這也是美國第一家授予公共管理碩士學位（MPA）的院校，此後，公共管理教學與研究在美國如雨後春筍發展起來。

20世紀60~70年代，儘管古立克已經年逾古稀，但是工作勁頭幾乎沒有絲毫減弱。1962年，古立克當選為公共行政研究所的董事會主席，他還擔任過紐約市憲章修改委員會委員、紐約市城市規劃委員會主席、城市憲章模式委員會主席、市長過渡期（1965~1966）委員會委員、全國娛樂和公園協會理事，以及各種外國組織和國際組織的顧問等職。1957年，在政府事務研究所的委派下，古立克去了伊朗德黑蘭；1959年，在世界銀行的委派下，他又去了印度加爾各答；1960年，他去埃及研究埃及政府體制的變化。1961年，他受埃及邀請，去研究埃及政府計劃和組織問題，並與密歇根大學的詹姆斯·波洛克（James Pollock）教授一道，進行社會主義政府加強計劃和行政能力的調查。這次研究計劃的細節考慮比較周全，例如包括了社會主義制度和伊斯蘭教法律習俗的關係研究。古立克和波洛克在埃及期間，同政府的高層領導一起工作，對影響埃及政府和經濟的主要問題進行分析，並給出了建議。尤其是在組織和控制公有企業方面，古立克警告埃及政府說，公有企業要想成功，必須依靠市場規則，而不是依靠政府撥款補助。1962年，古立克回國。此後的20年，古立克始終沒有間斷過有關公共管理的各種諮詢服務。

1961年是一個標誌。這一年，69歲的古立克辭去公共行政研究所所長一職，這標誌著古立克時代已經告一段落。但是，古立克仍然是研究所董事會的主席，這標誌著他的思想依然在照耀著後人。1982年，古立克90歲時，被授予公共行政研究所榮譽所長頭銜。為表彰古立克為公共服務所做出的傑出貢獻，各種組織給他頒授了一系列榮譽，其中包括：全國城市聯盟頒發的傑出公民獎（the Distinguished Citizen Award）、美國公共行政協會（ASPA）頒發的25周年榮譽狀暨德懷特·沃爾多獎（the Dwight Waldo Award）、國家公共行政學會（the National Academ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的傑出服務獎（the 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地區規劃協會頒發的國家計劃獎（the National Planning Award）、政府研究協會頒發的格魯恩伯格獎（the Gruenberg Award）。

1993年1月10日，在北卡羅萊納州格林斯博羅（Greensboro, North Carolina）的療養院里，盧瑟·古立克逝世，享年101歲。

盧瑟·古立克既是一位傑出的學者，也是一位公共管理踐行者。他到處演講，促成了眾多有影響力的公共組織建立，並活躍於其中，諸如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國際城市管理協會、公共行政情報交流所、美國公共行政協會、國家公共行政學會、國家計劃協會，都有他的身影。他曾經說過，他是幸運的，歷史給了他一個不可推卸的責任。他的著述並不多，但處處流露著真知灼見。他自己認為，他並不是一個學科理論的建樹者，而是一個現實管理的跋涉者。他對自己評價道：“我主要的責任不在於發展一套完善的科學體系，而在於在政治上說服決策者們在政府管理上做出明智的進步的決定。”所以，他更樂於把自己的觀點和想法用於實踐，而不是去著書立說。我們現在能看到的，多數是他發表的演講稿。1980秋，年近九旬的古立克還在為國家公共行政學會作題為《時間和公共行政》的演講。即便是已經發表的文稿，也很少有嚴肅呆板的學究氣，而傾向於開放隨意的隨筆。儘管古立克不重視寫作，然而，從1920年他的博士論文開始，70年的學術生涯，已經積澱了厚重的貢獻。1990年，德克薩斯A&M大學的名譽教授保羅·萊珀（Paul Van Riper）對古立克的文獻進行過匯總統計，總數如下：大約20本書籍和研究報告，160篇發表的論文，250篇評論、演講和建議稿，200多頁他人轉錄的古立克口述的回憶錄，大量的信件和部分詩歌，大量的便簽、備忘錄以及手稿，這些給公共管理留下了豐厚的遺產。

古立克擔任公共行政研究所所長后，不僅管理任務繁重，而且各種社會兼職頭銜也接踵而來。他在這一階段兼任了政府研究協會（the Governmental Research Association）主席、紐約稅務與節儉委員會（New York Taxation and Retrenchment Commission）研究指導、國家稅務協會稅法模式委員會（the National Tax Association’s Committee on a Modal Tax Law）委員等職。儘管事務繁忙，但古立克始終沒有放鬆自己的學術研究。1937年，古立克和厄威克合編的《管理科學論文集》，成為這一時期管理學理論的標誌性著作。

1931年至1942年間，古立克擔任了哥倫比亞大學市政科學與行政學的伊頓教授（Eaton Professor）。1932年，古立克出版了他的第二本書《殖民城市的現代政府》（Modern Government in a Colonial City）。這部著作被人們看作是古立克研究重心發生轉移的一個標誌。此前，古立克的研究課題主要集中在公共財政方面，特別是預算、稅收、教育的財政支持以及聯邦、州和市之間的財政關係；此後，古立克轉向政府組織設計的研究，以及組織理論的普遍原理研究，並向政治學和社會學擴展，奠定了他在管理過程學派發展中的學術地位。1933年，古立克被任命為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公共服務人才調研分會（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 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Public Service Personnel）的秘書兼主任。在這一年，古立克不僅將他的市政改革建議應用到州政府中，還在《年報》上發表了《政治、行政和“新政”》（Politic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New Deal’）。在這篇文章里，古立克把行政改革方案提到國家與聯邦政府的高度，論述行政改革的必要性。

在20世紀30年代，古立克主持了眾多的研究項目。此前他已經成為預算和財政方面的專家，此後他把精力放在計劃和人事方面。30年代中期，古立克主持了一項由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資助的公共人事和市政服務研究。1935年，古立克寫出了《更好的政府人事》（Better Government Personnel）以及其他一系列關於專業化、培訓、公務員選拔制度的文章。

1937年1月，總統行政管理委員會向總統提交了一份對聯邦政府有著深遠影響的報告，即PCAM報告（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史稱布朗洛報告。這一報告對以後聯邦政府行政部門的巨大變化產生了深遠影響，不但引導著此後的政府改組，而且極大地改變了聯邦政府的運行方式。報告的遞交以及在國會討論過程中的折衝樽俎，讓古立克記憶猶新。關於養老金和社會救濟法案的細節討論一節，他回憶說：

1937年1月，布朗洛、梅里亞姆和我完成了關於政府行政管理改革的研究報告並提交給羅斯福總統。之後他把報告交給國會。幾個月後國會開始了對報告的繁瑣的聽證，一直拖延了整個夏季。不巧的是，布朗洛和梅里亞姆都赴巴黎開會去了，只留下我和喬·哈里斯（Joe Harris）在華盛頓，來與國會就政府改組法案進行辯論、斡旋。三人委員會中只有我一個人在家，我和總統開了許多次會，圍繞提高國家行政效率討論三人委員會的報告。在談到養老金和失業救濟法案時，我們的技術專家組得出一個結論：為了提高效率，沒有必要為每位公民設立賬戶。我把這個觀點彙報給總統，以及弗蘭克·貝恩（Frank Bane）、奧瑟·奧特邁耶（Arthur Altmeyer）、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等人。總統問了我很多問題，然後離開了一會。很顯然，剛才的建議讓他感到不快。幾天後，總統把我叫到他房間，當時他正在床上吃早餐。他讓我重述一下上次的提議，然後說：“在你剛才的論述中我沒有發現任何紕漏，但是你所得出的結論徹底錯了。設立賬戶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計算我們的收支，而是為了在我卸任總統之後，共和黨人不會廢止我們的新的政府體制。他們是絕不敢註銷幾百萬人的個人儲蓄賬戶的。你的建議在美國行不通！”我恍然大悟，他的推理不僅具有政治眼光，而且還考慮了公民的心理可接受程度。

這個旨在強化政府功能、擴張行政權力的報告，經過國會馬拉松式的聽證，最終於1939年4月30日通過了《政府改組法》。這一法案奠定了總統調整行政機構、建立幕僚班子的法律基礎。此後，羅斯福按照這一法案，接連向國會提交了四份大規模的改組計劃，有力地保證了新政的實施和戰時的政府運作。而古立克在類似於養老金賬戶討論的不斷摸索中，也認識到國家行政管理不能僅僅從效率角度衡量，必須從政治和社會角度考慮。

古立克給紐約州評議委員會的教育報告，也於1939年最終完成了。這一報告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教育領域的最重大成果之一。這項研究報告令很多大學向古立克提出了邀請，甚至去做院長。如果時局不變化，古立克倒有可能接受邀請，但是，亞洲的戰爭正在升級，歐洲上空戰雲密布，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古立克，這時密切關注著世界局勢，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資助下，他去了華盛頓，準備為全面爆發的反法西斯戰爭做出自己的貢獻。剛開始，他在新組建的國家資源計劃委員會做項目協調工作，後來隨著戰爭的升級，他成為財政部和軍事部的部長顧問，除此之外，他還對各種戰時機構提供過組織上和政策上的諮詢。

古立克自己回憶說，1938年，他已經確信戰爭即將來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理事弗雷德里克·凱普爾（Frederick Kepple）同意資助古立克到華盛頓幫助備戰。有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經驗，特別是認識到戰爭對民生和經濟的影響，所以，他到軍工生產部做組織計劃主任。古立克的組織管理和計劃預算知識，使他能夠嫻熟地進行生產方面的調度安排，他根據自己的研究，告知羅斯福總統和經濟指揮部擴大鋁、合成橡膠(資訊,行情)(資訊，行情)和其他戰略物資的生產，以支持戰爭的進行，推進國內經濟的復甦。古立克最後總結到，長期的計劃是取得戰爭最後勝利的重要前提條件。

除直接服務於戰爭外，古立克還在預算局任職，專管小型企業的重建工作。在二戰期間和戰後初期，古立克兼任過眾多職務，他組建了美國內部事務協調辦公室教育諮詢委員會，並擔任主任一職；還是美國商業部諮詢委員會的委員；曾擔任過對外救濟與恢復工作處的參謀；擔任過聯合國救濟與復興署秘書處的代理秘書長。他還在白宮參謀機構作為行政事務助理工作了一年。其間，他在聯合賠償委員會參與了戰後賠償問題的相關工作，並曾出使歐洲、蘇聯、日本和菲律賓，還曾出席了1945年的波茨坦會議和1946年在巴黎召開的外長會議。

在波茨坦會議之前，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古立克當時在柏林，誤打誤撞，他竟然到了納粹德國最重要最隱秘的地方—希特勒的防空洞。他在防空洞搜索了一番，發現了希特勒的大量文件。古立克說：“這些東西太令我震驚了，都不敢用手去碰。因為這些東西包括對猶太人每天執行死刑后遞交給希特勒的報告。其中一個報告結尾說：任務完成。”古立克發現的這些文件被送往紐倫堡，成為審判納粹戰犯的有力證據。

古立克擔任城市行政官員期間，在組織管理方面做出了相當大的努力。他擬定了城市各部門職能，說服市長設立了首席助理辦公室，建立了一套市政管理報告的體制。但是，市長的政治算盤，同專家的科學建議並不一致。紐約市長瓦格納，並不對古立克言聽計從，古立克根據當時的政治和行政環境提出的有關行政改革的有些建議，被擱置一邊。市長和政客們告訴古立克：古立克博士，你是個好人，但是你不一定非要摻和政治。在這種窘迫下，古立克上任兩年便辭職了。

回到公共行政研究所之後，古立克在幾個基金會的資助下，啟動了一系列美國都市問題的研究，出版了幾本著作。1961年，他在密歇根大學的系列講課中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後來被編成《都市問題和美國觀念》一書。在這期間，古立克還進行過美國對外政策研究。

在古立克的學術貢獻中，1937年出版的《管理科學論文集》（Papers on the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是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正是這本著作，使人們把古立克和厄威克看作管理過程學派的第二代傳人。

前面已經說過，古立克並不看重著述，但是，他在總統行政管理委員會工作中，深感管理學理論著作的散亂和缺乏。儘管當時已經有了不少管理方面的論著和大量文章，但是，有些很有影響、很有水準的文章卻沒有出版和發行，不僅迫切需要它們的讀者難以尋找，就是古立克手下的學者也無法查閱。於是，古立克便下決心編輯這樣一本論文集，以方便研究者和學習者。這本論文集的入選原則是，凡能夠在圖書館方便查找得到的著作，哪怕十分權威十分有影響也不收錄。例如，在管理學界影響極為廣泛深遠的泰羅以及科學管理團隊的大量著述，以及公共行政學早期人人皆知的經典文獻，因為能夠很方便地找到它們，所以統統不在收錄之列。正如古立克在前言中說的那樣，“這些論文里不包括出自F. A.克利夫蘭、查爾斯·比耶德和A. E.巴克這些名人的著作中的任何論述；也不包括W. F. 威洛比、倫納德·懷特、馬歇爾·迪莫克和約翰·高斯的任何文字，因為他們近期都出版過行政領域的專著或者論文，感興趣的人們都可以方便地獲得。”

在這本論文集中，分量最重的，當屬古立克的《組織理論筆記》。如果說，古立克在總統行政管理委員會的工作，為公共管理的實踐做出了貢獻，那麼，真正讓古立克載入管理學理論史冊的，則是他這篇《組織理論筆記》。這篇文章至今依然是組織理論的經典，然而它的問世卻是一個偶然。沒有這種偶然，古立克是不會寫出這篇洋洋洒洒的長文的。當時，古立克正在編輯這本《管理科學論文集》，負責這本論文集具體編輯事務的公共行政研究所圖書館員格里爾（Miss Greer），堅持要讓古立克為這本論文集寫個序言，不喜著書的古立克只好答應了。在格里爾的熱情督促下，於1936年盛夏的一個下午，在紐約布朗克斯維爾（Bronxville, New York）的古立克家的後院里，他要趕快完成這篇文章，天太熱，古立克脫掉襯衫，坐在一棵樹下，關於組織的各種想法在腦海里跳躍、翻滾，他滔滔不絕地口述，旁邊坐著打字員記錄，一氣呵成。看來，傳世之作並不一定出自精雕細琢，然而，卻毫無疑問是來自厚積薄發。後來，這篇最初是打算作為序言的文章，卻成為論文集的壓軸稿件。僅僅以篇幅而言，這本總共195頁的論文集，古立克的開場首篇就達45頁。實際發表的文章，並不是後院樹下口述的原始記錄，其後做過修訂補充。根據英文出版說明，這篇文章是1936年12月作為總統行政管理委員會成員的備忘錄準備稿，而且在1937年6月進行了修訂。顯然，在將這篇名作收入《管理科學論文集》之前，起碼經過了兩次以上的修改補充。

古立克認為，論文集中收錄的這些管理學文獻，說明了管理學的科學性。因為它們都是十分嚴謹而且對管理活動的科學本質感興趣的學者所撰寫的，這些學者獨立從事研究，沒有往來，不是出自一個學術共同體，互相之間基本上沒有任何聯繫，有的甚至不知道其他同行的姓名。這同當代那種學術圈子已經形成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局面大不一樣。但是，“在這些文章中，那些用來闡明理論的分析、名詞術語和假設，驚人地相似和一致，這無疑是很重要的”。由此，古立克得出他的推論，管理學應該而且能夠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被廣泛接受的管理理論”。所以，古立克希望通過這本論文集，“能夠促進對管理的分析，幫助形成標準的名詞術語，鼓勵他人對論文關於管理的假設提出批評，指出需要探索研究的方向”。

這本論文集出版后，一直在學界有很高的評價，凡是研究管理思想史者，都少不了要提到它。因為它確實彙集了當時最有思想、最具眼光的管理研究成果。當時影響最大的管理學著作，如泰羅、法約爾等人的作品，固然是當時的權威，但只有再加上這本論文集，才能完整地展現當時的管理學學術風貌。

論文集在出版10年後，於1947年再版，古立克又為它寫了再版序言，說：“在第一版出版發行之後的10年中，我們對於管理的藝術和科學的理解又有了很多發展。顯然，這本論文集仍然值得關注。全世界越來越多的有思想的人們意識到，文明的發展取決於組織、協調，取決於對人類事務的負責任和有意圖的管理，也就是取決於管理的科學和實踐。這版論文集除了省略了某些插圖的彩色部分，縮減了頁面的尺寸之外，和原版相比，基本沒有改動。但是我們不需為此而感到內疚，因為沒有它，任何現代政府、商業、科學或者社會都將不復存在。”

時至今日，儘管管理學的發展已經遠遠超出了古立克的時代，但是，《管理科學論文集》在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並不因時光流逝而遜色。相反，它成為一個里程碑，一個學術標誌，一個由科學管理時代過渡到行為科學時代的分水嶺和聚合點。

1989年，一位88歲的老人出現在美國公共行政協會（ASPA,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的50周年慶祝典禮上。這位老人對於美國公共行政協會而言意義非凡，正是他，盧瑟·古立克，半個世紀前親手創立了該協會。

盧瑟·古立克（Luther Halsey Gulick, 1892－1993），在公共管理領域和組織理論領域，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在管理學科的發展史上，尤其是在管理過程學派的發展史上，古立克與英國學者厄威克齊名，常常被人們看做這一學派的第二代代表。在公共管理的學科建設上，古立克更是當之無愧的旗幟，被人們稱為“公共行政的化身”（Dea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盧瑟即失敗者（loser）的音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