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格麗特·米德

1901年12月16日，瑪格麗特·米德出生於美國費城的中產家庭，父親是商學院的教授，母親是社會學博士。在成年之前，瑪格麗特學過紡織、音樂、雕刻、繪畫、算術和詩歌。米德8歲時，曾擔任教師的祖母讓米德觀察記錄妹妹的語言習慣，算是米德最早的有關人類學訓練。

1920年秋天，年僅19歲的瑪格麗特·米德從印第安納州的德·巴烏大學轉入巴納德學院攻讀英文專業，期望自己成為一名出色的作家。1923年，獲得英語和哲學雙學士學位，同年結婚，前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心理學碩士。

1924年，米德結識了人類學一代宗師弗朗茲·波亞士和他的女助手露絲·本尼迪克特。波亞士和本尼·迪克特的淵博學識和巨大的人格力量給了米德投身人類學研究的勇氣和信心。她迅速完成了心理學專業的碩士論文，和比她年長14歲的師姐本尼迪克特一樣，成為波亞士麾下一員驍將。

1925年，23歲的瑪格麗特·米德不顧波亞士的勸告，只身前往南太平洋小島薩摩亞，開始了人類學最基礎，同樣也是艱苦而重要的田野考察。由於醫療落後，米德在島上感染了瘧疾，這種病困擾了她一生。

1926年至1942 年，瑪格麗特·米德任美國自然史博物館助理館長。

1928年，米德根據在薩摩亞的調查，完成並出版自己的第一部人類學著作《薩摩亞人的成年》。

1929 年，米德開始了對新幾內亞三個原始部落的研究，並在此基礎上寫成的《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一書。

1936年，當米德再次進入南太平洋，去巴厘島研究幼年經歷與成年後性格之間的關係。

1939年，米德寫信給當時的總統羅斯福的夫人，建議美國就歐洲的發展與希特勒對話。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米德和人類學同仁將人類學知識用於國家的戰爭戰略上，用於積極推進社會改革、關注民生和實現人類福祉的行動中。她加入飲食委員會，運用人類學田野方法，通過實驗成果改變美國人的飲食習慣，以應對戰時食物不足等問題。

1942年至1964年格麗特·米德任美國自然史博物館副館長，1964年至1969 年任美國自然史博物館館長。1969年7月後任該館的民族學名譽館長。其中1959年至1960 年，米德還擔任美國人類學會主席。

1970年，米德最後一部重磅作品《文化與承諾——一項有關代溝問題的研究》正式出版，同年擔任美國科學進步協會主席。

1978年11月15日，米德因胰腺癌在美國紐約辭世。

瑪格麗特·米德誕生在一個中產家庭，父親是一位大學教授，母親則為爭取婦女權益、黑人或移民待遇而四處奔走。

米德在學生時代已經與羅塞‧克里斯曼（Luther Cressman）結了婚，1926年認識心理學家裡歐‧福群（Leo Fortune）后不久，便與克里斯曼分手，1928年10月正式與里歐在紐西蘭結婚，但二人在1935年7月亦告離婚，1936年米德與人類學家格列高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新加坡結婚，開始第三度婚姻，並於1939年12月誕下女兒凱薩琳。

米德一生僅專著就有30部。是她使人類學在美國家喻戶曉，並得到世界的關注。她所研究的主題都是人類社會的重要議題：男性與女性，父母與孩子。個人洞察力、對理想的追求、準確把握時代脈搏以及對人類的摯愛成就了米德，使她作為人類學之母至今依然受到尊敬。

文化決定論

米德通過南太平洋島嶼的一系列田野工作，得出青春期危機理論是特定文化的產物，並非所有社會的青少年在青春期都會出現心理危機。“以往我們歸諸於人類本性的東西，絕大多數不過是我們對於生活於其中的文明施加給自己的各種限制的一種反應。”從而對霍爾的“青春期危機”理論提出了挑戰，使當時頗為流行的基因決定論遭遇到這一有力的“證偽實驗”。米德以其敏銳的洞察力，發現了文化傳統對兒童成長的強大影響力。她得出結論：第一，人格具有可塑性，兒童在成長過程中有一段時期可以接受與父輩不同的價值觀。但是，可塑性是有限的，讓孩子創造不符合其所處社會的價值觀是徒勞無益的，因為成人的規則最終將取勝。這裡，米德再次強調了文化決定論——文化的力量是異常強大的，一個人不可能試圖通過讓學齡兒童接受其父母根本不能容忍的新行為模式來改變他們身處的社會。第二，有必要研究不同文化中人們的各個成長階段以及各階段之間的關係。由於米德的研究，科學家們開始探究文化對人格的影響程度，大批人類學家和心理學家也紛紛開始研究兒童的教養方式對人格的影響。

女性主義

米德通過以她在南太平洋島嶼上一系列著名研究證明了文化對人格特徵形成的重要作用，揭示了文化對性別角色與性彆氣質的塑造功能，挑戰了根深蒂固的男女差異的觀念。米德認為，不同人類群體之間不同心理活動和行為舉止並不是由各自不同的生理結構決定的，而是與他們的傳統文化有關。社會應該發展既給兩性帶來滿足感又不減弱其對自身性別的確定感的文化模式，充分發揮人性的每一份潛能。米德建議要正視兩性的生物性局限，保留男性和女性的基本差異。

米德認為人性是絕對可塑的，從前人們所認為的關於青春期和性別的“生理特徵”，實際上都是由不同社會的獨特文化制度所塑造成的。米德認為人類的各種心理氣質和價值觀念，如陽剛之氣、似水柔情、母愛和英雄主義等等，都是通過宗教、文學 藝術和政治制度的推崇而熔鑄成並紮下根的。在米德看來，人類兩性的許多心理氣質差異，即所謂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同男女性別的生物因素沒有直接的聯繫，正像繪畫能力 與出生狀態之間沒有什麼聯繫一樣，從生物學的角度考察兩性人格差異往往會得出錯誤的假設。

三喻文化

米德在《未來與文化》一書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喻文化”說。所謂三喻文化，就是后喻文化、同喻文化（並喻文化）、前喻文化的合稱。通俗地說，后喻文化是年長者向年幼者傳授，年輕者向年長者學習的文化；同喻文化是指同代人相互學習的文化；前喻文化是年幼者向年長者傳授，年長者向年輕者學習的文化。知識以解構、重構、反哺等多元化方式產生和擴散。

代溝理論

人們總是把代溝產生的原因僅僅歸咎於年青一代的“反叛”上，米德卻把這種反叛歸咎於老一代在新時代的落伍；以往，儘管也有人強調兩代人之間應該進行交流，但往往把建立這種交流當成恢復老一代對新一代教化的手段，米德卻認為，當代世界獨特的文化傳遞方式決定了在這種交流中，虛心接受教益的應該是年長的一代。年長的一代若不想落伍於時代，就只能努力向年輕人學習，因為今天的他們代表著未來。只有通過年青一代的直接參與，利用他們廣博而新穎的知識，才能夠建立一個富於生命力的未來。這是米德對解決代溝問題所給出的中肯回答。

（以上參考）

在米德去世后，澳大利亞學者德里克·弗里曼在1983年出版了《瑪格麗特·米德與薩摩亞——一個人類學神話的形成與破滅》，書中對米德在薩摩亞的研究提出了質疑，並認為米德的結論存在根本性的錯誤。弗里曼以嚴謹翔實的材料證明，米德對於薩摩亞人生活的田園詩般的描寫，徹頭徹尾就是一個誤導，甚至是謊話。弗里曼在薩摩亞人中做田野調查得出的結論與米德的描述大相徑庭，堅持研究課題之後，真相浮出水面。原來，米德在當地調查時間僅為五個多月，她沒有做到與當地土著人同吃同住，更談不上參加他們的重要活動，嚴格說來，她的訪談資料只是道聽途說而已，她找來若干個薩摩亞女孩，由她們的口中得知未婚女孩的浪漫情事。弗里曼在《一個神話的形成與破滅》一書中，對米德的結論逐條進行了反駁。但就米德的薩摩亞人研究而言，至少當事人決不是故意造假，她只是被先入己見的理論所套牢，再加上調查方法有失嚴謹客觀，這才鑄成了彌天大錯。

但馬丁·奧蘭斯在調閱了米德當年的全部研究筆記之後發現，她非常清楚地知道受訪者說的哪些是真話、哪些是玩笑，從來沒有把兩者混為一談。而在稍後的研究中，喬治·阿佩爾、艾琳諾·里柯克、保羅·尚克曼等諸多人類學家也紛紛指出，真正在塔烏島受騙上當的，恐怕恰恰是弗里曼自己。這一方面是因為研究者的身份使然：要一群老婦人在弗里曼這樣一個老男人面前談論自己年輕時的性事，自然不像她們當年在同齡的姑娘米德面前那樣容易敞開心扉。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從米德初次登上塔烏島，到後來弗里曼的造訪，短短四十年間，塔烏人的社會形態、行為規範、文化觀念均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米德專著的出版讓塔烏島揚名西方，卻也給這個“荒淫無度”的“化外之地”以及周邊的薩摩亞島嶼招來了一批又一批的傳教士。1940年弗里曼第一次來到薩摩亞時，群島上的原住民已經大量地皈依了基督教；再過二十多年，當他親臨塔烏島驗證米德的結論時，塔烏人的性觀念已經與當時的西方社會無異。新近皈依基督教的原住民在面對西方外來者時，往往急於掩飾或否定自己“不光彩”的“異教徒歷史”。正因如此，手按《聖經》發誓的塔烏女人有意無意地“遺忘”了過往的性經驗，反而把她們當年提供給米德的證詞貶為不值一提的玩笑。弗里曼與米德走訪的，可以說是兩個全然不同的社會，得出的結論自然判若霄壤。

“世界祖母。“——時代雜誌

“她把社會人類學帶入了光輝的科學時代。”——《紐約時報》

“她已將文化人類學的視野與思考問題的方式教給了成千上萬的公眾。” ——美國總統卡特

葬禮

瑪格麗特·米德去世之後，南太平洋馬努斯島村民為她舉行了只有在大酋長去世時才會舉行的為期五天的葬禮，表示哀悼。在紐約，美國總統致悼詞。成千上萬的人捧著鮮花和她的自傳《黑莓的冬天》向她致敬。

紀念郵票

美國於1998年發行了系列世紀紀念系列小全張，其中“1920S”包括瑪格麗特·米德。

瑪格麗特·米德電影節

瑪格麗特·米德電影節（MargaretMeadFilmFestival）是美國歷史最久、最具代表性的紀錄片電影節，於1977年在紐約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首次舉辦。瑪格麗特·米德在該館人類學部擔任了52年的策展人，創立了自然歷史博物館太平洋人類展廳（ ）。她一直十分重視影視作品在人類學普及和宣傳中的作用，在她75歲生日時，自然歷史博物館決定以她的名字創辦一個紀錄片電影節，用於放映全世界的優秀紀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