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花鼓

地花鼓多為兩人表演，一旦一丑（扮成一對情人或一對夫妻），旦角自古來是男扮女裝，后才發展為男扮男，女扮女；也有四、六、八人花鼓，男女成雙。表演時丑執行摺扇，旦執綢巾，不扮演人物，無情節貫穿，有小鼓、陰鑼、大缽、馬鑼等擊樂伴奏。鑼鼓聲中先由丑角出場，手持摺扇，詠罷介詞（登場詩），接著與鑼鼓班子搭白，與觀眾交流，插科打諢，有固定的台詞，也有即興創作的，然後請出旦角邊唱邊舞。丑角表演詼諧、大方、旦角表演含蓄、羞澀。

地花鼓表演的內容大多是勞動和愛情生活，如“數花”、“探郎”、“奴在閨房悶沉沉”、“十二個月”、“五更”、“十愛”等，也有唱歷史故事和歷史人物的，如“烏魚招親”、“玉堂春”、“一出寶檯面朝東”、“一進門來把腳跌”等，有的內容是恭賀、祝福之詞，這類大多是即興創作。

地花鼓舞蹈動作新穎，節奏明朗，動態優美，舞蹈性強，有固定的步伐和造型。特點是下沉、扣胸、稍曲膝、扭腰、晃肩、繞扇花等。無論調度和造型，旦、丑角都相距很近，來往舞時“背靠背，面對面”，不能超過一條板凳的長度，所以表演不受場地限制，堂屋、稻場、屋場、階檐均可演出。

地花鼓音樂唱腔多採用 民歌小調，沒有固定的曲牌，因而造成唱腔自由化的特點，加上各地藝人把自己熟悉的民歌小調大量滲入使用，又使地花鼓更為生動豐富，結構完整。各地的地花鼓雖同出一源，但風格特色各有差異，有代表性的如秭歸三閭花鼓子、茅坪建東花鼓、兩河跳花鼓、新灘琵琶絲弦、興山南陽地花鼓、榛子地 花鼓、古夫地花鼓、高橋地花鼓和宜昌平善壩地花鼓、蓮沱地花鼓等。

南縣“地花鼓”起源於清代嘉慶初年，是南縣人民在勞動中創造出來的一種藝術形式, 它從民間山歌、小調和勞動號子的基礎上演化而來。以其樸實粗獷的動作、活潑自然的表演、巴釅的生活氣息、獨特的藝術風格，深深紮根於民眾之中。湖南的長沙花鼓戲就是在這種地花鼓的基礎上形成與發展起來的，南縣“地花鼓”的啟蒙期是對子地花鼓。一丑一旦（丑、旦都是男人裝扮的）持扇持絹，同歌同舞，配有鑼鼓嗩吶，歡娛在屋場乃至漁舟之上。它的發展期為清代嘉慶年間，當時，南縣北河口、牧鹿湖等鄉鎮馬戲團盛行，后與對子地花鼓揉合，演變出了一種新的民間藝術形式，即竹馬地花鼓。清代道光年間，境內垸落雛成移民紛至沓來，鬧元宵、慶中秋加圍龍與之吻合，便把南縣“地花鼓”推向了興旺時期。解放后，歡慶土改和合作化人民公社成立的慶典，把地花鼓推向了發展的鼎盛時期。十年文革，地花鼓亦戴上了封資修的帽子，走過了冷落沉寂禁錮的時期。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全球化和現代文明的衝擊下，使文化生態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傳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逐漸失去了往日的光彩，瀕危狀態日益加劇。

南縣“地花鼓”有“對子地花鼓”、“竹馬地花鼓”、“圍龍地花鼓”三種形式。“對子地花鼓”也稱“單花鼓”，兩男妝扮一旦一丑。丑角以系紅巾或戴草帽蒂子、砣帽、酒蒂子為頭飾，身著一套淺藍色或黃色、黑色服裝，手拿芭蕉扇、紙扇、綢扇為道具，在兩眼和鼻子上划三道白粉，看起來像個“小”字，故稱小花臉。旦角以頂綢帕、系手巾、扮仙頭、巴巴頭插紅、黃色飾物，身著一套用被面做的紅色的綵衣彩褲或綵衣彩裙，手拿絲織紅綢、酒杯為道具。二人載歌載舞，按“十二月望郎”、“拖板凳”、“十月看姐”、“採茶”、“插花”、“扇子調”、“送財歌”等曲調的詞意玩“套子”轉“窩子”，特別是用扇子和手帕子來表達人物的情緒與性格。“竹馬地花鼓”，一丑一旦的服飾妝扮與歌唱內容、表演程式與“對子地花鼓”相同，增加的主人公是位武士，她頭戴紅色仙頭或戴白色禮帽，身穿白色或紅色武打衣，手持馬鞭，肩背或腰挎鋪上各種顏色的竹馬，與地花鼓的丑、旦穿插表演，走“8字（有的還配有翻筋頭的馬夫）繞圈子，玩套子，場面威武，表演細膩。圍龍地花鼓，旦、丑的表演程式與對子地花鼓略有不同，進門有送財，出門有辭東，龍頭龍尾聯接十一節或十三節龍把子，配合地花鼓舞齣戲珠、起井、盤柱、頂蝴蝶、睡羅漢等套式，或擺出五穀豐登字樣，渲染喜慶和吉祥氣氛。早在1929年的古田會議上，毛澤東同志就提倡紅軍士兵演唱花鼓調等類遊藝活動（《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毛澤東選集》卷四，東北書店1948年版，第565頁）。發掘、搶救和保護地花鼓，這對於振興民族藝術，弘揚民族文化，代表先進文化將產生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