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公文集

文集搜集了朱熹的詩、奏稿、書札和論文，比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理學觀點、政治思想等。

（1）

在《答黃道夫》、《答玉子合》、《答陸子美》、《答陸子靜》、《答陳衛道》等書信中，朱子闡述了他的有理有氣，以理為本，理在氣先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這一體系的表述，仍是借周敦頤“無極而太極”這一理論；他說：“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為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認為太極也好，理也好，道也罷，實質是一個東西，所以他又說：“局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朱子肯定了太極一理生化萬物，確認了“理在氣先”，所以在他的宇宙觀中，“理”無疑已變成了“神”。

（2）

在《答姜叔權》、《答欽夫仁說》、《答鄭子上》、《答蔡季通》、《答陳器之》等書札中，朱子繼續闡述了他的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唯心主義人性論和人心與道心、天理與人慾對立的封建倫理道德觀念，進一步強調了去人慾，存天理的必要性，對由仁、義、禮、智所構成的“天理”，朱子又做了一番歸納，指出“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總而言之，“仁者，人也”，“仁”就是人性的“太極”，就是人性的全體。

（3）

在《讀大紀》、《答張敬夫》、《送張仲隆序》、《甲寅行宮便殿奏札》等著作中，朱子論及了自己的政治理論和倒退的歷史觀，他認為“天理”總戰不勝人慾，故世道越來越壞，兩漢不如三代，唐不如漢，認為唐太宗“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慾”，因此，人類的歷史是退化的，“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雖然危機越來越重，但朱子認為“周孔”之道還是常存不廢的，“若企道之常存，卻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個自是直古至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這就是朱子頭腦中的“周孔”之道萬古永存論。在知行關係上，朱子繼續維護自己的“即物窮理”、“格物致知”的命題，指出“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致之，所謂格物者也”，對陸九淵的“即心明理”說進行了辯駁。

（4）

在《答陳師德》、《答呂子約》及有關著作中，全面反映了朱子的理學教育思想，他提出了許多教學原則和教育方法，認為“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莫益於學哉？”屢次強調熟讀精思，潛心玩味，指出“務廣而不求精”為讀書大病，貪多務得，不是讀書之法，並譬喻說：“所讀書太多，如人大病在床’，而眾醫雜進，百葯交下，決無見效之理”，告誡人們正確的讀書方法“只且立下一個簡易可常的課程，日日依此積累工夫”則可。

文集傳本較多，書名與卷數亦有差別，宋刻大字本題《晦庵文集》，為朱在原本，一百卷；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蔡方炳刻閩小字本，題《晦庵集》，正集一百卷，《續集》五卷，《別集》七卷，《四庫全書》據此本著錄；光緒二年（1876）《西京清麓叢書》、光緒中《劉氏傳經堂叢書》，兩本並題《朱子大全文集》，並皆附賀端麟《文集正偽》、《記疑》、《正偽記疑補遺》各一卷；宋刻明修補本，題《朱文公集》，正集一百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四部叢刊》題《朱子大全集》；《四部備要》題《朱子大全》；清咸豐徐樹銘刊本，題《朱子文集大全類編》。

另康熙間刻《朱子全書》六十六卷本，系從《文集》中節錄而成，引用時需與《文集》核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