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徒

又《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張守節正義：“蓋今左、右拾遺之類。”黃歇於楚頃襄王時曾為左徒，侍從太子熊元入質於秦，太子即位，即考烈王，黃歇由左徒升為令尹（《史記·楚世家》）。

《史記·屈原列傳》記述屈原“為楚懷王左徒”。說明屈原在楚懷王朝曾任過左徒官職。但是，對於“左徒”的職掌及官階等情況，《史記》卻沒有明確記述，其它文獻也沒有直接的記載。而且除屈原任左徒之外，古文獻也沒有左徒這一官位的記載。左徒是楚國特有的，或者說是專為屈原特設的官職。因此，古今學者也異說紛紜。

1、姜亮夫說：左徒是莫敖。姜亮夫《史記屈原列傳疏證》⑴說：“余疑即春秋以來之所謂‘莫敖’也”。其理由主要有三點：一是“按襄十五年及二十三年左氏敘楚命官之次，莫敖僅亞令尹”。二是春秋有莫敖之職時期是屈原所任左徒之時期，而且在春秋時皆屈氏所任，所以屈原所任的左徒即莫敖之職。三是莫敖與左徒都與楚之宗姓有關。莫敖的職掌是什麼呢？姜亮夫說：“莫敖是管天文、郊祀的官，懂得許多歷史。屈原也是管天文的。”（2）姜亮夫的說法與《史記·屈原列傳》所述明顯不合，如是管天文之類的官，怎麼會“入則與王圖議國事”、“出則接應賓客”（3）呢？

2、王汝弼說：左徒是左史。民國人王汝弼《左徒考——屈賦發微之一》（4）說：“左徒之職，當即《禮記·玉藻》、《漢書·藝文志》之所謂‘左史’。何以知其然也？《玉藻》云：‘天子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藝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王汝弼同時認為“徒字當為史字的楚譯”。他在此不僅述及左徒為左史的來源，而且也解釋了左史的職掌。趙逵夫《屈原與他的時代》（5）稱之為“沒有充分證據”，是“可笑猜測”。

3、趙逵夫說：左徒是行人。趙逵夫在《屈原與他的時代》中有《左徒·征尹·行人·辭賦》一文。在該文中，他從出土的文物及相關資料進行考證，認為“徒”、“尹”二字是雙聲假借。並舉《離騷》“濟沅湘以南征”，《九歌》“駕飛龍兮北征”，又引《爾雅·釋者》：“征，行也。”說“征尹”之取義，同於中原國家所謂“行人”，是指負責外交的官員。

4、張中一說：左徒是巫官。張中一在《屈原新傳·屈原是個神奇的大巫學家》（6）一文中說：“屈原左徒官職是巫官。”他首先認為司馬遷《屈原列傳》所述“左徒”的職掌與王逸《離騷經序》所述“三閭大夫”的職掌“基本一致”，又說：“只不過王逸所述的‘三閭’職責比較具體而已。敘述了‘三閭’不但要兼掌內政、外交，而且還要負責王族的教化，為楚王主祭，解決疑難問題。”因此推論：“屈原之所以能親近楚王，參預政事，是因為楚王所有的重大問題都必須請左徒屈原占卜，才能決策行動，決定嫌疑。推知左徒本是巫職官員。”

細閱《屈原列傳》與《離騷經序》，司馬遷與王逸所述“左徒”與“三閭大夫”的職掌是有著明顯的區別的。張中一、何劍熏、趙輝等推論“左徒”與“三閭大夫”是同一官職，（7）這種說法值得商榷。如從其職掌推論“左徒”是巫官，不僅證據不足，而且有風馬牛之嫌。

5、張守節說：左徒是左右拾遺之類的官。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屈原列傳》說：“左徒蓋今左右拾遺之類。”但據褚斌傑、趙逵夫等學者考證，認為後世的拾遺實為言官，可以上書言事而無實權，唐代的拾遺官階只是“從八品上”，同《史記》中的所述屈原所從事的政治活動不相稱。陸侃如《屈原評傳》（8）說：“左徒是左右拾遺之類的官，僅次於令尹。”趙逵夫則說這“就是完全沒有道理的‘綜合’”。詹安泰在《屈原》（9）中也反駁張守節的說法，並說：“顯而易見，這是不妥當的。”

6、林庚說：左徒是太傅之類的官。林庚《民族詩人屈原傳》所附《四注·說左徒》（10）一文中，在引《史記》關於春申君為楚之親信，任左徒再升令尹的記述后說：“左徒所以說是宮廷的親信，因為是親信，所以侍從太子，其情形大約如賈誼之為‘長沙王傅’，秦因此也稱黃歇為‘太子之傅’。”

7、游國恩說：左徒是令尹的副職。游國恩在《屈原》（11）一書中說，據《史記·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因此認為左徒之職似乎僅次於地位最高的令尹，也許就是令尹的副職。

8、湯炳正說：左徒是左登徒。湯炳正在《屈賦新探·左徒與登徒》（12）一文中認為，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簡上記載的官職有“左 徒”、“右 徒”，“ ”字是古代典籍中“升”字的通假字，“升”字古音跟“登”字完全相同，並且互相通假，因此，“左徒”是“左登徒”的省稱，在楚國朝廷上屬於大夫級別。同時，湯炳正也對“左徒”的職掌進行了說明，認為“左徒”雖兼管內政、外交，但從《屈原列傳》，尤其是《春申君列傳》的記述來看，他們的主要活動都在外交方面。如屈原的幾次使齊及其與張儀的鬥爭等方面都可以證實。

9、聶石樵說：左徒是僅次於宰相的官。聶石樵《屈原論稿》（13）說：“令尹就是宰相，可見左徒是僅次於宰相的官。”詹安泰在《屈原》一書中認為：“我們根據後來春申君、黃歇以左徒為令尹，……就可以看出，左徒在當時是一個僅次於令尹（宰相）的高官。”並說：“左徒升級就可以做令尹。”

10、姚小鷗說：左徒是太僕之類的官。姚小鷗在《〈離騷〉“先路”與屈原早期經歷的再認識》（14）一文中，考證《離騷》“來吾道夫先路”的“路”就是“輅”，是楚王的乘輿，與下文“恐皇輿之敗績”相合。進而考證了“左徒”的職掌，認為“左徒”是相當於後世“太僕”一類的官職。姚小鷗所說的“太僕”，據《周禮·太僕》載：“太僕，掌王正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為此，姚小鷗說：“《周禮》中‘太僕’一職為下大夫，其爵位並不高，但職掌甚為重要。”並認為“左徒之職約與《周禮》中的‘太僕’相當”。

從以上所擇取的幾種說法中可以看出，大多數認為左徒官位在楚國是較高的，是楚國內政外交的一個主要負責人，而且對屈原任左徒所擔負的具體任務也沒有太大的爭議。據《史記·屈原列傳》載：“屈原者，…… 為懷王左徒，……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古今大部分學者據此認為，屈原任左徒所擔負的具體任務大致有三個方面：一是參議國家大事，發號施令；二是接待賓客，應付外交事宜；三是草擬憲令，具體掌握國家的政策方針。左徒的職掌也不會離開這三個方面。這也充分說明左徒的官位是比較高的，從“議國事”、“出號令”、“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等記述中可以看出。至於說左徒相當於什麼官階，沒有必要探究如此細微，就現存史料等情況看，一時難以定論。

註釋：

⑴姜亮夫《楚辭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5月。

⑵姜亮夫《楚辭今繹講錄》，北京出版社，1981年10月。

⑶見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⑷見《國立西北師範學院學術季刊》第2期，1942年12月。

⑸趙逵夫《屈原與他的時代》，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8月。

⑹張中一《屈原新考》，貴州出版社，1993年11月。

⑺何劍熏的說法見其《楚辭拾沉》一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趙輝於2005年7月中國屈原學會在包頭召開的十一屆年會上，提交的論文《〈周禮〉所載‘宗伯’的職掌看屈原的身份》和學術交流中，闡述了“左徒”就是“三閭大夫”的觀點，當場就受到周建忠等學者的反駁。

⑻《陸侃如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⑼詹安泰《屈原》，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7月。

⑽林庚《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

⑾游國恩《屈原》，中華書局，1980年5月。

⑿湯炳正《屈賦新探》，齊魯書社，1984年2月。

⒀聶石樵《屈原論稿》，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2月。

⒁見《中州學刊》，2001年第五期。又見《釋“來吾道夫先路”》一文，中國屈原學會編《中國楚辭學》第五輯，學苑出版社，200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