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稅

各種捐和稅的總稱。《太平天囯歌謠·百姓不空半文債》：“清兵‘好’，清兵‘好’，弄得百姓吃不飽；賣掉棉衣交捐稅，晚上睡覺滾稻草。”

各種捐和稅收的總稱

稅有兩種含義，第一，捐稅是捐和稅的合稱；第二，捐稅特指以“捐”為名目的稅收。捐和稅有兩種不同的起源。

捐，最初，名義上是民眾向國家捐獻的收入，通常是一種國家與民眾間的交易行為。發展至清代，演變為稅種，成為捐稅；稅，從古至今，在名義上都是國家正式規定的、向民眾強制徵收的收入，只不過在早期範圍較窄，不包括軍事稅收，後來成為強制徵收收入的統稱。在清代，又增加了以“捐”為名義的稅種。

捐的起源很早，但是成為稅種則十分晚近。在很早以前，就有通過捐獻財物獲取政治地位的行為。據《史記》記載，秦王政四年(公元前293年)“蝗蟲從東方來，敝天，天下疫，百姓納粟一千石，拜爵一級”。以後各代王朝時有賣官鬻爵的情形出現。但是，這種捐納並不是稅種。

捐納與捐稅有一定的淵源關係，但是在中國幾千年的古代社會中，一直到清代，捐納才衍生出了“捐稅”。

捐稅，作為一種稅收名目，包括房捐、地捐、路捐、懶捐等多種名目。捐稅，是以民間自願捐納的名義、國家獲取捐款的形式收取的稅收。

捐納在清代衍生出捐稅，是有清晰脈絡的。

最初，清聖祖康熙年間，為獲取收入，大開捐納之門，一年之內，在山西出售了一萬三千個縣丞職位，一年半的時間裡，在甘肅出售了一萬七千個縣丞職位（當時全國只有一千多不到兩千個縣）。這種“捐”雖然以捐為名，其實是一種針對官職爵位的買賣關係，和歷代賣官鬻爵以彌補財政虧空的行為沒有太大區別。但是清代很快就將捐納作為正規制度進行規定，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員以下均可納捐。這依然是捐納。

在賣官鬻爵的同時，康熙皇帝在六下江南的過程中，大力發展了另外一種“捐”。康熙皇帝在巡視地方時，將巡視行為稱為“巡幸”。巡幸通常以北京為起點，沿大運河南下，一直到最富庶的江南地區為止。沿途各地極力逢迎皇帝，以示恭順和忠心。而表現恭順忠心的主要形式，就是“動員”地方士紳向皇帝捐獻財物，乃至捐獻房屋家產。在實際執行中，即是向民眾攤派各種“捐”。由此，開始了徵收捐稅的歷史。

在名義上，康熙、乾隆下江南都是號稱“力求節儉”，但是實際上，則侵佔民眾房屋財產、強制捐獻。下江南是搜刮民眾的一種特殊形式。這種“捐”波及的範圍，主要是皇帝途經地方。由此，康熙皇帝開創了清代皇帝喜歡下江南的傳統。乾隆皇帝繼承了這種巡幸形式。

巡幸期間出現的“捐”，表面上依然是自願性質的，但是與賣官鬻爵已經出現了極大的區別。捐出資產的民眾不再有官爵收益，捐獻演變為稅收，這是一個質的轉變。

值得注意的是，“捐”是與“永不加賦”同時出現的。在一個稅種的徵收額不再增加的同時，稅種種類卻在增加。

清高宗乾隆皇帝創立了議罪銀制度，以乾隆皇帝為首，以和珅為主要負責人，以全國官員為主要參與者，整個國家機器開動起來大肆貪污，攫取了大量財富。由此導致了波及七省的白蓮教大起義。因此，到了嘉慶時代，就停止了這一制度，和珅也被處決。然而，由於清王朝極度奢靡（用於修建園林的樟木被砍伐殆盡，以至於拆毀明代的宮殿乃至墓園取材，依然不敷使用），財政依然十分困難。為此，嘉慶皇帝大開捐納之門，捐生數量高達22萬人。

但是臨時的捐納並不能滿足財政的需要，至清中期以後，國庫空虛，捐稅正式成為稅種，撕去了自願捐獻的最後一層偽裝。

清代中期以後，至遲從咸豐三年開始，地方以“厘金”為名（厘是指百中抽一，厘金指稅率為百分之一的稅率。實際執行中很快就突破了這一界限），設立厘金局，抽取名目繁多的捐稅。捐稅名目各地自行設立，諸如指捐、借捐、畝捐、房捐、鋪捐、船捐、鹽捐、米捐、餉捐、卡捐、炮船捐、堤工捐、板厘捐、活厘捐、草捐、蘆盪捐、落地捐，不一而足。徵收厘金，名義上是效法林則徐。林則徐在新疆時為墾田，採取“一文願”的募捐方式，籌集資金。厘金即以此為名，但顯然完全不是一回事。“一文願”原本是民間流行的一種募捐方式，用來集資進行公益事業，不是林則徐一人所為。設立厘金時以林則徐為名義，不過是狐假虎威罷了。

至此，“捐”演變成了新“稅”，最終形成了清代獨具特色的“捐稅”一詞。

捐稅的名目很多。

民國時代沿襲了很多清代惡政，軍閥混戰時為了籌集軍費，不但沒有廢止捐稅，反而變本加厲。比如四川，種植罌粟要繳納“窩捐”，不種罌粟則要繳納“懶捐”。一個廁所，衛生局收衛生捐，社會局收社會捐，稅務局收糞捐。

廣東則有“回唐捐”（指華僑歸國）、納妾捐、蓄婢捐、置田捐、建屋捐等。

北京則有鋪捐、車捐、妓捐、樂戶捐、戲捐、貧民捐、慈善捐、彈壓捐、自治公益捐、警捐。此外，北京還有廣告捐、長途汽車捐、平綏路貨捐、捲煙吸戶捐、電車市政捐、四項加一捐（對旅館、戲院、澡堂、飯店四項營業加征的捐稅）、警餉附加捐、奢侈特品捐、公廁捐、糞場捐等項目。

截止抗戰前，各地還有燈油捐、清潔捐、糞擔捐、茶桌捐、席桌捐、路捐、馱捐、鹽捐、中筆捐、肉捐、布捐、錫箔捐、契價一厘捐，驗契教育捐、契稅特別捐、屠宰稅建設特捐、牙稅建設捐、保衛捐、花行公益捐、貨物雜捐……

抗戰期間，一些地方增加了更多新名目，比如很早就淪陷的寶山區，在很緊急的情況下增收了旅館住客捐、清潔捐。抗戰勝利后，寶山區又增加了學谷捐、自衛特捐。

由於稅種繁多，最終形成了“萬稅”的局面，並形成了成語“苛捐雜稅”。在清和民國以前，類似於這種雜稅眾多盤剝民眾的情景只能說“橫徵暴斂”，是不能說“苛捐雜稅”。

新中國建立前後，取消了名目繁多的捐稅，“捐稅”一詞最終變成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