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學派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帝國在全世界的殖民地受到了民族運動浪潮的劇烈衝擊，開始搖搖欲墜。因此，英國政府希望人類學家能提出適合各地情況的辦法以維持其殖民統治。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西方的實地調查研究開始流行，科學界和思想界都開始重視比較的方法和事物的功能研究。這一切為馬林諾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提出功能主義理論準備了社會的和思想的基礎。他們的理論在英國學術界引起了巨大反響，尤其在社會人類學界吸引了許多追隨者，從而形成了人數頗多的功能學派。直至今日，英國社會人類學界還打著功能主義的旗號。由於馬林諾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曾到美國講學，因此，功能學派在美國也有一定的市場。

起源

英國的文化社會學起源於功能學派的社會人類學，主要代表人物是B.K.馬林諾夫斯基、A.R.拉德克利夫－布朗。馬林諾夫斯基在《文化論》中說：“科學的人類學應當知道它的首要任務是建立一個審慎嚴謹的文化論。這個文化論應當包括比較社會學，統一所有的社會科學”。他還認為，科學的人類學是對各種文化作功能的分析，要“根據經驗的定律”或遵守“功能關係的定律”進行。拉德克利夫－布朗在《現代社會的人類學研究》 （1935）一文中認為，任何文化都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因而主張用社會學的方法研究各種文化現象。他把自己的功能人類學稱作“比較社會學”，認為比較社會學與社會人類學是功能的理論化。他著重研究文化的功能，因此，他的比較社會學也是“功能的文化社會學”。

出現理論

功能論的文化社會學觀點，主要有以迪爾凱姆為代表的法國社會學年鑒派、英國馬林諾夫斯基為代表的功能學派，以及40～50年代的結構主義者。認為文化的產生是社會功能的需要，文化的本質在於維護社會規範，是一種價值工具。馬林諾夫斯基認為，不同的文化功能構成不同的文化布局，文化的意義依它在“人類活動體系中所處的地位，所關聯的思想，以及所有的價值而定”。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理論認為，文化是社會結構體系的工具，文化功能的發揮受各種社會結構層次的制約，文化體系不僅決定人的價值觀念，也構成人的行為準則。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在《文化與自由》一書中說：“每一種文化都有它自己的樣式，其組織的力量有它自己獨特安排”；“不管人性的天然構成因素是些什麼，一個時代、一個集團的文化在它們的安排中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它決定著任何團體、家庭、氏族、民族、教派、黨派、階級活動的樣式”。由於結構功能主義者過分強調文化模式、體系的作用，忽視文化動態、變化的研究，到60年代出現了法國L.哥爾德曼等人的發生學結構主義文化社會學理論，一方面研究文化在現實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研究文化發生的歷史過程及其深層結構。

世紀末和20世紀初，這一切為馬利諾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提出功能主義理論準備了社會的和思想的基礎。

直至今日，英國社會人類學界還打著功能主義的旗號。由於馬利諾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曾到美國講學，因此，功能學派在美國也有一定的市場。

年代中期，邀請拉德克利夫－布朗來中國講學和輔導研究生，派研究人員去英國，直接受教於馬利諾夫斯基。

徠功能學派認為，任何一種文化現象，不論是抽象的社會現象，如社會制度、思想意識、風俗習慣等，還是具體的物質現象，如手杖、工具、器皿等，都有滿足人類實際生活需要的作用，即都有一定的功能。它們中的每一個與其他現象都互相關聯、互相作用，都是整體中不可分的一部分。但是，馬林諾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學術上又不盡相同。馬林諾夫斯基偏重對人類生物需要的研究；拉德克利夫─布朗側重“社會結構”的研究，因而後來人們習慣地把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理論稱為“結構－功能論”。他們的分歧使功能學派內部分為兩個不同的傳統。

30年代中期，中國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一些學者，翻譯和介紹了功能學派的一些主要著作，邀請拉德克利夫─布朗來中國講學和輔導研究生，派研究人員去英國，直接受教於馬林諾夫斯基。他們還參照功能主義方法對中國某些少數民族進行了調查研究。他們被稱為中國功能學派。

功能學派對進化學派、歷史學派和傳播學派都持反對態度。他們直接或間接地為推行英國政府的殖民政策做了許多工作，因而受到官方的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他們不歡迎曾為帝國主義殖民政策服務過的人類學家再去作實地調查。因此，以實地調查為主要研究方法的功能主義理論就不再象以前那樣時興了。時代的變化，科學的發展，又使越來越多的西方人類學家認識到功能主義理論的局限性，從而紛紛疏遠了它。50年代法國結構主義學派的興起和英國功能學派內部的分化，也是功能學派影響縮小的原因。

英國功能學派誕生60多年來，在隊伍、機構和學術觀點上有不少發展和變化。在隊伍方面形成了三代人，即：馬林諾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以及他們在20年代、30年代培養出來的學生，為第一代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進入人類學專業的，為第二代人；1963年前後進入人類學專業的，為第三代人。在機構方面形成了 6個主要教學和科研中心，即：倫敦經濟政治學院人類學系(馬利諾夫斯基的主要基地)，倫敦大學附屬學院的本科人類學系，東方和非洲研究學校的社會人類學系，牛津大學的社會人類學系(拉德克利夫-布朗的主要基地)，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系，曼徹斯特大學人類學系。第二代人於1972年掌握這一學派的領導權后，在學術觀點上發生了一些分化。如劍橋大學人類學家E.R.利奇的新結構主義理論便是一例。

功能學派的主要代表著作除上述《安達曼島人》和《西太平洋的探險 隊》（《西太平洋航海者》）外，還有馬林諾夫斯基的《科學的文化理論》(1944)、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原始社會的結構和功能》(1952)及他們的學生的一些重要著作。

馬林諾夫斯基於1884年4月7日生於奧匈帝國統治下的波蘭克拉科夫。自幼在知識分子氣氛中熏陶。他的父親是傑格隆尼大學（the Jagellonian University）傑出的語言學家和研究斯拉夫哲學的教授。1902年他18歲時進入這所大學讀物理學和數學，並對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08年他以全奧最優成績獲得物理學和數學博士，論文題目是“論思想的經濟原理”（On the Principle of the Economy of Thought），此時，他對弗雷澤的名著《金枝》著迷，但還沒有投身人類學。

取得博士學位后，他到德國遊學。期間，他在萊比錫大學師從布依赫（Bucher）學習經濟史，同時，更主要是向馮特（Wehleim Max Wandt, 1832--1920）學習實驗心理學。馮特曾以民眾心理學，集體意識和文化整體論等思想影響過法國的杜爾乾和美國的博厄斯。兩年的遊學經歷對馬林諾夫斯基的影響很大：他開始研究澳大利亞土著家族組織，後來的著作也都帶有心理學和經濟學色彩。

1910年，馬林諾夫斯基進入英國的倫敦經濟學院，加入了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行列。當時做他的老師的有英國第一位社會學教授霍布豪斯（L T Hobhouse,1864--1929），研究人類婚姻史並挑戰原始雜婚說的芬蘭籍社會學教授韋斯特馬克（E A Westermarck），還有研究大洋洲和非洲的人類學教授塞里格曼（C G Seligman, 1862--1939）。這樣的背景使馬林諾夫斯基在1924年晉陞教授（reader）之職時，力主將自己從事的學科成為“社會人類學”（Social anthropology）而不稱“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1913年，他發表《澳大利亞的土著家族》 （英文）和《原始宗教和社會結構形態》 （波蘭文）。此後數年，他中斷寫作進行田野工作。

馬林諾夫斯基初到英國時，正趕上英國的學術界大興實地調查之風，各方面都呼喚實證知識和經驗研究。1914年，馬雷特（R R Marett, 1866--1945）教授有一個考察澳大利亞的項目，需要一名助手，當時30歲，對澳大利亞土著家族已經在文獻上有所研究的馬林諾夫斯基被選中。

考察期間，一戰爆發，他不得已滯留在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所幸它有足夠的經濟資助（即有澳大利亞政府的經費，也有一些個人包括珍珠商人的捐助），於是利用足夠長的時間在太平洋上的新幾內亞，特別是其中的特羅布里恩群島（Trobriands）從事實地調查。

1915年5月至1916年5月，1917年10月到1918年10月，他到新幾內亞進行了三次調查，第一次是1914年9月到1915年3月。這次考察藉助翻譯，對象是土倫島的梅魯人。後來的考察報告，加上1913年的《澳大利亞土著家族》 ，使他在1916年被授予倫敦經濟學院科學博士學位。第二次和第三次考察的時間為1915年5月至1916年5月，1917年10月到1918年10月。后兩次的地點都是特羅布里恩島（Trobriands），使用的都是當地的土著語言。這是專業人類學家首次使用土著語言進行田野工作。三次調查花去了他兩年半的時間。其中相當多的時間花在了對庫拉及其相關事務的調查活動上。在這段經歷和所獲得的資料的基礎上，他完成了一系列著作，如《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1922）， 《原始社會的犯罪與習俗》 （1927）， 《原始社會的性與壓抑》 （1927）， 《野蠻人的性生活》 （1929） 《珊瑚園藝及其巫術》 （1935）。並成為他1920-1938年在倫敦講學的核心。同時，更是他確立現代人類學的田野工作規範的依據。

1918年一戰結束，考察完成，但馬林諾夫斯基並沒有返回倫敦。他先與澳大利亞的一位教授的女兒結婚，後來在澳大利亞養病。1920和1921年兩個夏天，他開始在倫敦經濟學院講學。1923年，他成為倫敦大學的講師。1924年，在他40歲時，出任倫敦經濟學院的教授。當年，弗斯（Raymond Firth）和埃文思-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就到他門下就讀。他後來的學生還有大名鼎鼎的利奇（E Leach, 1910--1989），帕森斯（T Parsons, 1902--1979）和費孝通。1927年，他成為倫敦大學新建的人類學系的第一位教授。

1933年馬林諾夫斯基開始在康奈爾大學講學。3年後來到哈佛，並在那裡接受了榮譽博士學位。1939年，他以訪問教授的身份來到了耶魯大學任教。後來還擔任過波士頓博物館教授（1940）。在美期間，他開始研究美洲大陸文化，調查墨西哥的農民集市，並與墨西哥學者費揚特（Julio de la Fuente）聯名發表過一部西班牙文的著作。同期，他還在世界各地，如日內瓦，奧斯陸，維也納，羅馬，發表多次演說。1934年，他同拉德克里夫-布朗（Radcliffe Brown）帶領一大批同時代優秀的人類學家到非洲大陸對非洲的部落社會進行田野工作。1942年5月16日，他因心臟病突發逝世於紐黑文（New Haven）。

馬林諾夫斯基在世僅58年，著作等身。他還以出色的演講和超人的語言天賦而聞名。他能說多種語言，包括波蘭語，德語，俄語，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和義大利語，並掌握了他昨田野工作的土著部落的語言。此外，他還留下四比學術遺產：他的田野工作方法，他的研討班教學法，他與布朗同創的功能學派，他的文化功能論。

世紀20年代，歐美的人類學（進化，傳播，歷史學派）缺乏為當時殖民統治者統治殖民地民族所需要的理論和方法。而一戰後，英國在全世界的殖民地受到民族運動浪潮的衝擊，陷入危機，需要找到新的方法，以挽救危局。

殖民地危機的發生，提出了如何利用土著社會制度的問題，從而要求殖民官吏必須研究，精通這些社會制度，懂得這些制度在社會中所起的作用和功能。

實地調查的盛行

當時的英國學術界大興實地調查之風，各個學科都呼喚實證知識和經驗調查。在19世紀中，後期實地調查的基礎上，到了20世紀初，實地調查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比如，1894年斯賓塞（W B Spencer）和基連（F J Gillen）曾調查澳大利亞的土著。1898年至1899年，劍橋大學曾組織調查團進行托雷斯海峽地區的綜合調查。進入20世紀后，馬林諾夫斯基的老師賽里格曼也曾到新幾內亞和斯里蘭卡調查。

比較方法的應用

當時的科學界和思想界都開始重視比較的方法，從不同的地方，不同民族，不同社會結構和制度的調查材料中進行比較，研究不同文化在各自社會中的功能。

對原始人的謬誤

在當時的西方社會和學術界存在著很多關於原始人的錯誤觀點。傳統上，白人認為土著人懶惰無用、遊手好閒、個人主義、自私。認為他們不能“通過社會力量齊心合力的工作”。同時，流行的“原始經濟人的”的觀點，這些觀點把野蠻人描寫成懶惰、自我、聽天由命的人，他們的動機是絕對理性和功利的，和他們的行為完全合拍。只能從事簡單、無組織、無系統的勞動。原始經濟學中的著述常常認為，土著人只有非常初步的貿易和交換形式，他們的貿易和交換也不是部落生活的中心，只是在需要時才進行，因此不是經常性的。

對進化和傳播論的批判

從19世紀中期開始，進化論和傳播論逐漸成為一時間人類學的最主要的理論範式，進化人類學相信人類和世界都遵從自然，外在和既定的進步規律。從人類心性中探求進步規律的源頭。傳播論者則都信奉進化論且構建文化史，把異民族文化看成時間上的他者。然而，由於方法論上的缺陷：關於起源的許多命題屬於思辨，材料基礎不夠堅實，歷時排列共時文化。開始遭到人們的批評。

馬林諾夫斯基在學術觀點上對進化學派、傳播學派和歷史學派都持反對態度。他認為，物質器具和社會思想只有在具有滿足人類的生物需要和社會需要時，才能存留和傳播，若失去這種功能，便會在歷史上消失。原始文化，例如宗教和巫術，對原始居民具有心理的和社會的需要，原始的氏族和部落機構，適應原始居民生活實際。因此他建議英國殖民當局採取保持原始居民機構的政策，通過原始居民的首領對原始居民實行長期統治。其著作還有《野蠻社會的犯罪和習俗》 、 《西北美拉尼西亞的野蠻人性生活》 、 《自由和文明》等。

馬林諾夫斯基，英國人類學家。功能學派創始人之一。生於波蘭，卒於美國。1908年以全奧地利最優等成績獲得物理學和數學博士學位。後到萊比錫奧斯特瓦爾德理化實驗室從事研究，受到德國心理學家馮特的影響。他在英國人類學家弗雷澤的《金枝》啟發下，開始對人類學發生興趣。1914 年，在英國博物館和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工作。同年，他跟隨到新幾內亞和美拉尼西亞去的蒙德人類學考察隊進行實地調查。1924年，任倫敦大學社會人類學講師。1927 年任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教授。1928年任波蘭科學院院士。1932年擔任研究人口問題的義大利委員會通訊委員。1933年任荷蘭科學研究皇家學院的院士。1936年任紐西蘭皇家學會的榮譽會員。1936年代表倫敦大學和波蘭學院去美國參加哈佛大學一百周年紀念，被授予榮譽科學博士學位。1939年在美國耶魯大學任教。1922年，發表了民族學調查專刊《西太平洋的探險隊》（《西太平洋航海者》）。他的《科學的文化理論》 （中譯本名為 《文化論》 ）一書是他的功能主義理論的比較全面和系統的總結。他的學術思想，尤其是關於實地調查的方法論，對西方人類學和民族學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和另一位英國人類學家A.R.拉德克利夫-布朗一起創立了英國功能學派。他去世后，美國人類學、民族學界專門設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馬林諾夫斯基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