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斯·勃羅德

馬克斯·布羅德(Max Brod，1884年5月27日~1968年12月20日)，出生於今天捷克共和國的首都布拉格（當時屬於奧匈帝國），猶太人。畢業於布拉格查理大學法律系，獲法學博士。畢業后先後在布拉格財政局、郵政局和法院工作，又進行文學創作，並且是報刊的戲劇和音樂評論家。他1912年就參加過猶太復國運動，是一個堅定的猶太復國主義者。1939年捷克被納粹德國吞併，布羅德被迫逃離布拉格去以色列，開始時任特拉維夫一家劇院的戲劇顧問，後來專事創作。1968年12月20日布羅德逝世於特拉維夫。

對於卡夫卡，這些年來國內介紹得不少，並先後出版了他的選集、文集和全集，各種評論文章也不斷見諸期刊報端。但對於布羅德，國內過去介紹得很少，除了知道他是卡夫卡遺囑的執行人和卡夫卡作品的出版者外，其他方面則知之甚少。其實，布羅德早從1906年起就開始發表作品，先後出版了中篇小說集《死亡屬於死者》(1906)、《妓女之訓練》(1909)，長篇小說《諾納皮格宮》(1908)、《一個捷克女僕》(1909)、《猶太女人》(1911)等。他的早期作品有頹廢和追求奇特的傾向。後來他也受到表現主義的影響，作品主人公大多陷於追求肉慾生活和精神反抗的矛盾之中，這時期較重要的作品是長篇小說《弗蘭齊，又名二等愛情》(1922)、《被追求的女人》(1927)等，這些作品都比較怪誕、晦澀。藝術上較成功並使他獲得殊榮的是歷史小說三部曲《為真理而鬥爭》：第一部《蒂科 · 布拉赫走向上帝之路》(1916)，第二部《猶太人的君主雷本尼》(1925，獲本年度國家獎)，第三部《伽利略在囚禁中》(1948)。這三部小說用宗教觀點分別描述了三位著名人物的生活道路，但在內容上並無聯繫。1939年捷克為納粹德國吞併，布羅德逃離布拉格去以色列，開始時任特拉維夫一家劇院的戲劇顧問，後來專事創作，作品內容也進一步轉向宗教主題。重要的有長篇小說《我主耶穌》(1952)和《可憐的西塞羅》(1955)。1953年他還把卡夫卡的《城堡》改編成話劇上演。他的自傳《反叛的心靈》(1957)、《迷霧中的青年時代》(1959)和《布拉格作家圈》(1966)，描寫了在布拉格度過的青年和成年時期豐富多彩、充滿友情的生活。

卡夫卡和布羅德都是布拉格的猶太人，上的都是德語中學，都就讀於布拉格查理大學法律系。

1902年，當時還在讀大一的布羅德在一次“德語大學生閱讀演講廳”上作了一個題為《叔本華和尼采》的報告，這個報告引起了小小的震動。布羅德後來回憶說：“這是由於我當時是激烈的、狂熱的叔本華信徒，任何對我奉若神明的這位哲學家的論點的哪怕微不足道的反對意見我都一概認為是褻瀆神明；而尼采則被我一口咬定、不加掩飾地說成是個‘騙子’。”這個報告結束后，比布羅德大一歲的卡夫卡主動陪布羅德回家，一路上對布羅德的觀點提出了不少反對意見——隨後他們談到了自己心愛的作家，並各自為自己所愛的作家辯護……兩人的友誼由此開始。

布羅德成名要比卡夫卡早，1906年他就出版了他的一本書。但是，那時卡夫卡還沒有發表過任何作品。直到1909年卡夫卡第一次給布羅德朗讀了他自己的作品（《鄉村婚事》的開頭部分）后，布羅德發現了卡夫卡寫作的天才。從那以後，布羅德終其一生都在為卡夫卡作品的發表而努力。

卡夫卡是一個世界上少有的不願意拿自己的作品來發表的作家（這也恰恰說明了他的天才），生前發表的許多作品都是在布羅德的鼓勵和推薦下發表的。不僅如此，他們還經常在一起探討文學、交流思想。布羅德也承認，卡夫卡對他的影響（包括文學上的影響）是很明顯的，但是他強調這種影響是相互的：他也大大地豐富了卡夫卡。布羅德的主動性和精力旺盛是卡夫卡所羨慕的。

卡夫卡於1924年去世后，布羅德是搜集、整理卡夫卡著作和遺著的熱心人，也是當時惟一的出版人(在這一點上他違背了卡夫卡的遺願)。在他的努力下，三十年代出版了卡夫卡著作六卷集，五十年代出版了九卷全集。與此同時，他對卡夫卡和卡夫卡作品進行了研究，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卡夫卡的論著，重要的有《卡夫卡傳》(1937)、《卡夫卡的信仰和教義》(1948)、《卡夫卡作品中的絕望和解救》(1959)，以上三個專著於1966年合集，書名為《論卡夫卡》。毫無疑問，布羅德的論著，確實提供了關於卡夫卡的許多第一手資料。但是也應該指出，布羅德的論著更多的是從民族和宗教的角度(猶太主義)，以寬恕和嚴懲兩個極端，對卡夫卡的生平和創作進行闡釋，就卡夫卡作品本身進行深入研究則比較少。尤其是在後期，布羅德拒絕接受文學研究中的新趨勢、新方法，觀點上保守、僵化，曾受到同行的批評。但是，布拉格德語文學所以在世界文學中佔有一席之地，卡夫卡的作品所以能陸續發表流傳於世，布羅德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布羅德的堅持不懈的努力和宣傳推薦，也就沒有卡夫卡的今天。

對於這個善意的背叛，布羅德曾這樣為自己辯護：“如果他（指卡夫卡）真想燒掉所有手稿，就應該交由其他人去完成——他知道我不會那樣做。”

布羅德之所以這樣做，很可能和他觀察到卡夫卡在生命的最後階段產生的一些“變化”有關——就是他在他的《卡夫卡傳》中提到的：“在這個意義上，我看到卡夫卡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中（這一年儘管他的病非常可怕，仍然使他得以圓滿地結束一生）在正確道路上，在他的生活伴侶的伴隨下確實感到幸福。他興緻勃勃地工作，把《矮女人》念給我聽，寫《地洞》，他也給我念了其中幾個部分。當我把他介紹給“鍛造”出版社領導人時，不鬚髮揮長時間的說服藝術，他很快就同意發表四篇小說，他給它們（根據其中一篇的題目）起了個總題目（《飢餓藝術家》）。由於他這一根本上的轉變，由於這一切轉向生活的跡象，我後來才能鼓起勇氣，將他給我的（在此很久以前寫下的）禁止發表任何遺墨的叮囑視為無效。”

最親愛的馬克斯，我最後的請求是：我遺物里（就是書箱里、衣櫃里、寫字檯里、家裡和辦公室里，或者可能放東西的以及你想的起來的任何地方），凡屬日記本、手稿、來往信件、各種草稿等等，請勿閱讀，並一點不剩地全部予以焚毀，同樣，凡在你或別人手裡的所有我寫的東西和我的草稿，要求你，也請你以我的名義要求他們交給你焚毀，至於別人不願意交給你的那些信件，他們至少應該自行負責焚毀。

你的弗蘭茨·卡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