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模式

在歷史上，北歐國家沒有西歐和東歐國家那樣悠久的歷史，也沒有南歐一些國家那樣燦爛的古代文明。芬蘭在12世紀還處在原始公社階段，尚未形成國家形態。從12世紀後半期到20世紀初，一直處在異族統治之下，一開始為瑞典統治，1808年又被沙俄佔領，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后，才成為獨立的國家。芬蘭獨立后，為維護國家獨立曾於1939年與前蘇聯發生“蘇芬戰爭”，1941年再次交戰。二戰使芬蘭損失慘重，戰後全國人口不足四百萬，芬蘭人民在戰後承受著醫治戰爭創傷、進行經濟建設和支付巨額賠償的重負，在東西方的夾縫中，小心翼翼地處理著與大國之間的關係。長期受異族統治的歷史使得芬蘭的獨立思想深入人心，自立、自強對這個國家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瑞典保存至今的書面記載最早是在中世紀晚期。九世紀時，瑞典進入維京時期，主要是海上貿易和掠奪。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瑞典工業開始起步，成為西歐一些國家鐵礦石、木材的供應國。一戰時宣布中立，但英國的經濟封鎖造成食物短缺和國內動蕩，因此，國內紛爭不斷。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給瑞典以沉重打擊，失業率飆升，貧富差距不斷拉大。二戰後，瑞典政府對經濟採取干預政策，逐步建立社會福利體系，全民就業、全民養老金、全民醫療保險、全民免費教育逐漸落實，成為典型的高福利國家。

在文化上，北歐國家不同於西歐、南歐甚至東歐國家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其宗教意識相對淡化。北歐國家基本未經過政教合一的歷史時期，與歐洲大陸相比，天主教在北歐幾乎少有蹤跡，影響北歐的教派主要是歐洲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路德宗，舊教的特權思想和等級觀念對北歐國家的影響相對較小。沒有政教合一的傳統，更沒有經過文藝復興的洗禮，這種文化氛圍使得北歐國家的等級觀念不強，而平等意識、社會平民意識則較為濃厚。芬蘭雖然有東正教教堂和路德教教堂，但有調查顯示，芬蘭人參加教堂活動的比例是全歐洲最低的，不到4%。在瑞典也是如此，雖然大部分人信奉基督教路德宗，但僅有10%左右的人經常參加教堂禮拜活動，出席教會崇拜儀式和積極參加教會事務者更是少之又少。我們知道，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早期發展，大多是靠掠奪和殖民，靠進行血與淚的資本原始積累起家的，而北歐沒有經歷過西歐、南歐一些國家那樣大規模血腥的資本原始積累。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他們實際上是邊緣化的，主要是通過海上貿易，甚至是靠海盜式的掠奪生存。經過爆發在歐洲的兩次世界大戰，北歐各國逐漸認識到資本主義的矛盾與弊端。二戰後到兩大陣營冷戰時期，北歐國家開始探索新的道路，以圖同時實現經濟上的發展和社會上的公正，避免資本主義的缺陷。就這樣，他們在東西方制度的影響下，根據自己的特點，經過探索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所以，從整體上看，北歐的制度特色是與北歐國家的具體國情分不開的，如歷史上受戰爭破壞較少，地處歐洲邊緣、國小人少，資源相對豐富以及平民社會思想傳播較為廣泛，等等。特殊的氣候、地理位置等自然條件，特定的社會、歷史文化傳統使北歐國家走上了一條不同於西歐、南歐甚至東歐等其他歐洲國家的發展道路。

平等分享與公眾參與公共服務。

1、平等公共服務享受權是北歐公民的基本權力

在討論政府再分配作用時，北歐專家首先介紹了北歐模式的基本理念。無論是挪威還是瑞典專家都認為，北歐的公共服務最初是由公眾自己發起組織的，公眾參與和平等分享是北歐公共服務模式的突出特點。北歐模式的基本理念是“公民有權分享平等的公共服務”、“我為人人、人人為我”。

所有的人都有同樣的價值；每個人有享受平等公共服務的權力。北歐模式的理念是增長與公平的平衡。因此，北歐在制定經濟增長的目標時，把提高人民的福利放在重點考慮的位置。

稅收支撐的福利體制應該建立在“社會利益屬於社會所有人”的理念基礎上。政府應該根據公眾的需要而不是根據公眾的能力來分配社會利益。她以男女平等為例說明瑞典的實踐，男女不平等會影響經濟增長，因為它不能夠把所有人力資源都充分利用起來，這是瑞典政府大力推進男女平等的原因。瑞典在制定工資標準時考慮性別因素的現象越來越少。挪威的福利體系一百多年前開始於工會與會員合作成立的有限公司，這些公司為其會員提供保險和福利。但這些福利僅僅在需要時才提供。北歐福利制度的基本原則是：公民首先要認真工作，如果由於意外而無法工作，社會將為你提供福利；如果是由於懶惰而不上班，社會將不會為你提供福利。

2、公共參與是北歐模式的基本前提

“公民有權力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務”的理念建立在北歐公民社會的基礎之上，北歐專家都強調這一點。

北歐公民有權力參與國家公共政策的制定，有權力發表自己對公共政策的看法和意見，也有權力反對某些公共政策。政府能夠聽到不同的聲音，這是社會穩定的保證。瑞典政府鼓勵所有的市民參與社會發展，讓所有的市民有能力在政府管理中有發言權，保證稀缺的資源用在最重要的方面。瑞典有很多論壇可供市民參與，他們的要求與抱怨能夠通過這些論壇表達出來挪威的公民社會非常強大，必要時能夠立刻提出政策要求，保證政策根據社會公眾的需求來制定。公眾參與非常關鍵。公眾參與機制促進社會健康和諧發展。

北歐鼓勵所有的市民參與社會發展，所有的市民都有權力對政府管理髮表意見，包括對各級政府提出建議和意見。

北歐模式，很多人稱之為“福利國家模式”，其突出特徵是國家通過各種法定的福利保障計劃形成一種體制，建立一種社會保障網，實行從“搖籃到墳墓”的高度社會福利，涵蓋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社會服務和社會補助等方面，使個人不因生、老、病、殘等原因而影響正常的生活。在芬蘭，只要是芬蘭公民，一出生就享受政府的各種補貼，人人都有接受終身教育的平等機會，從幼兒園到大學都享受免費教育。北歐的社會保障雖比較健全，但經費並不是完全由國家負擔。長期以來，瑞典、芬蘭等國的社會保障所需資金籌措一直是採取多元渠道，即由政府、僱主、個人和保險市場共同負擔。當然，政府在社會保障資金上是大頭，約佔40%以上。在北歐國家中，社會保障費用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一般比較高，瑞典為35%左右，在芬蘭達到38%。相比較而言，美國為18%、日本為11%都相對較低。北歐國家的這種高福利制度的運轉是以高稅收為基礎的，即高福利要通過高稅收來實現，高稅收目的在於通過稅收槓桿調節社會分配，保障國民的福利。“羊毛出在羊身上”，沒有了高稅收，也就沒有了高福利。芬蘭、瑞典等北歐國家均實行高額稅收和大幅度的累進收入稅，以保證社會福利的開支。從歐盟統計局公布的數字看，芬蘭最高所得稅超過50%，2004年芬蘭的稅收占GDP的比例達到43%，與丹麥、瑞典等其他北歐國家一道在世界的排名都是高的。瑞典對現金福利也要徵稅，瑞典人平均要拿出60%以上的收入交納各種稅費，2005年瑞典稅收總額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高達52.1%。高稅收、高福利帶來的結果是收入差距較小、社會平等感強，芬蘭、瑞典均屬於世界上收入差距較小的國家。高福利有賴於公平的分配體制。經濟的發展並不會自動地帶來社會公平，社會公平的實現不是一個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就自然而然實現的過程，它不僅需要一定的制度基礎、文化傳統，更重要的是要建構一個公平的分配體制。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相對於財富積累而言，一個較為公平的分配體制對於保持社會公平可能更為重要。因此，北歐國家都非常重視建立一個促進社會公平的分配製度。客觀地說，這些國家從綜合國力上看，仍顯薄弱，他們中大多國家都沒有建立起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比如，冰島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國家瀕臨破產，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所以，對北歐這些國家的制度特點和發展模式，應當有一個客觀的認識，既要看到其相對穩定的制度特徵，又要看到其特殊性。

北歐模式形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歐洲復興時期，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既有推動社會進步的一面，也面臨許多矛盾和問題，其優勢和缺陷都十分明顯，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全面地看待北歐模式的優劣。“北歐模式”積極的一面是：政府服務社會的職能作用突出。在北歐國家，政府的重要職能之一在於提供公共產品，它通過相應的制度安排，為公眾提供有意義的福利保障。這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北歐國家的做法表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除了在宏觀調控和市場監管方面發揮作用外，更應該在社會管理、公共服務中發揮作用，為社會成員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這不僅是維護社會穩定、實現社會公平的重要保證，也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條件。另一個表現是由政府主導二次分配。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係，在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裡都是一個難題，北歐國家也不例外。一般來說，在分配中，一次分配，要注重效率；二次分配，要注重公平。在公平與效率的關係上，北歐國家相對來說有可借鑒之處，對它們的做法，我們既要根據我們的國情，借鑒其合理的一面，更加重視社會公平，同時對其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要有足夠的警惕。過去，我們過分地講公平，結果造成了“吃大鍋飯”，效率低下。但也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片面地追求效率也會傷及公平。另外，北歐國家社會較為穩定。由於文化傳統的關係，北歐人不崇尚暴力，不主張搞激進式的社會變革，社會紛爭較小。芬蘭國內的社會治安較好，犯罪率低。而且，北歐國家一般能較好地處理對外關係，行事審慎、低調，不像西歐一些國家，喜歡唱高調，到處推銷自己的價值觀。同時也要看到，北歐模式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也面臨許多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不解決，將使國家競爭力下降，難以確保這種模式的持續發展。其面臨的主要問題有以下幾點。在社會層面，北歐模式的高福利導致社會效率不高、活力缺乏。在北歐一些國家，高福利造成了一些人的勞動積極性不高，勞動效率低下，養了一批坐享其成的懶漢，使很多人陷入了對福利制度的依賴。有統計顯示，瑞典僅在2003年，就有400萬僱員沒有上班，而是休“病假”或靠領取各種社會福利生活，病假補貼佔到其公共總支出的16%，大量長期請病假的事情在瑞典司空見慣。“30%的人養活了70%的人”，正是對這種情況的形象概括。瑞典2003年失業人口達到100萬人，目前其失業率在歐盟國家中最高，有關方面預計今年的失業率將升至6%，2010年將達6.6%。而從2002年歐盟國家老齡就業率的數據看，瑞典則高達68%，芬蘭為48%。大量失業人口加重了國家的開支，而老齡化不僅使社會福利需求增大，而且使從事財富創造的人口比例減少，這些都非常不利於社會再生產。在企業層面，由於高福利要靠高稅收來維持，有的企業收入的一半要交給國家。瑞典政府對收入最高階層的徵稅率達到84%，以致很多人抽走資本僑居國外。高稅收增加了企業成本，降低了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從而導致一些大企業遷至國外、資本向國外轉移、人才流失等現象。壓制了企業活力，直接影響了經濟發展的速度。歐盟的統計數據顯示，芬蘭2003年的經濟增長率只有2.2%，2004年為3.5%，2005年又降至2.1%，即使這樣，這在北歐國家中表現還是不錯的。瑞典自1970到2001年，經濟增長率一直都在下降，2004年僅為2.9%。其中，將2008年瑞典經濟增長率由2.1%下調為1.5%，預計2009年增長進一步放緩，僅為1.3%。可以說，效率不高，經濟缺少活力是當今北歐國家發展中面臨的最大問題。在國家層面，北歐模式的高福利導致國家不堪重負。據有關方面估計，像北歐這樣的高福利國家，只有經濟增長保持在4.5%以上，才能實現充分就業，並且必須把財政蛋糕做得足夠大，否則難以為繼。上世紀80年代以來，北歐國家過高的福利和保障體系，在經濟增長減速以後，有的已陷入窘境，國家不堪重負，發展成本加大，活力日益減弱。過高的福利保障導致的開支過大，成了北歐國家的沉重負擔。有統計顯示，芬蘭各項福利開支加在一起，約佔國內生產總值的45%。僅2003年芬蘭保障局的福利開支就高達99億歐元。如減少向失業人員發放福利金，下調所得稅稅率等。這些改革措施的出台意味著北歐國家正逐步放開對經濟的控制，並漸漸遠離以高稅收高福利為特徵的社會制度。這些措施儘管單獨看並不具有多大意義，但累積起來，卻清晰地釋放出一個信號，問題和挑戰使得北歐模式的基本政策正在調整中。

分析北歐福利制度的借鑒性必須結合其獨特的社會歷史條件。隨著傳統日耳曼國家的滅亡，另一種社會經濟國家福利模式出現在斯堪地納維亞半島上空，這是一種獨特的“財政依賴”模式。斯堪地納維亞的經濟地理狀況決定了這個地區人口較少，其稅收模式是“互惠”型，而在政治制度上，像瑞典這樣的國家就建立了獨特的“民主主義社會”。歷史上，一方面那裡的貴族依賴國外貿易坐享成果；另一方面，農民必須為獲得社會福利償付高額的稅金，與他們對社會提供的服務不成正比。在斯堪地納維亞半島，誠信和團結成為當地人的生活信條，為了適應獨特的地理條件和人口環境，北歐成為一種不完全的資本主義模式，丹麥和瑞典長時間政治競爭的結束，開始了社會和解，最終形成了北歐政治模式。在與全球資本主義融合的過程中，北歐以一種准資本主義形式出現在世界面前，這種模式雖然顛覆了社會系統演進的規則和邏輯，但在資本主義世界中處於外圍和從屬地位，顯得“遲到”和“孤立”。

在全球環境中，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顯示出獨特的地區主義特性，將社會福利體系視為整個社會經濟系統中的重要成分，並以公平為主要價值目標。在全球資本主義秩序中，北歐路徑是一種獨特而不可複製的模式，這倒不是說北歐國家的發展是畸形的，而是因為這個地區的發展在歷史地理環境上形成了路徑依賴。

除了稅收，北歐的慈善捐助甚至高於美國，從而形成從搖籃到墳墓的完整福利系統。

對於北歐模式的形成條件，財政部科研所副所長劉尚希的觀點是：“北歐的情況與中國現行條件不一樣，都是些小國，歷史上的海盜國家，其高福利水平來源於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

丹麥、瑞典、芬蘭等北歐國家的高福利是世界聞名的，其他歐洲國家也十分羨慕。醫療方面全民公費，無論城鄉，不分人群，一律平等。即使遠在格陵蘭島上的愛斯基摩人，如得大病，也由飛機接到首都哥本哈根住院。病人住院期間，不但免費看病，還管一日三餐。在教育方面，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全部免費。不但如此，國家還給每位18歲以上的大學生每月補助津貼3000克郎（與人民幣之比約1:1,1）。國家鼓勵生育。丹麥只有500多萬人口，還不到一個北京市人口的二分之一，芬蘭、瑞典和挪威更是地廣人稀。而且他們人口增長緩慢，甚至出現負增長。所以生育子女沒有限制，每育一子，夫婦雙方同時休假一年，丈夫專門照顧妻子和孩子，工資照發。如不願自己帶孩子，想去工作，可送至全托或半托幼兒園，費用也有政府支付。福利社會甚至體現在很多小事上，如街頭有很多公共自行車租賃點，只要你繳上20克朗押金，就可騎走，自行車歸還后，押金還可取回。

這麼高的福利來自何處？稅收，用之於民，取之於民。丹麥等北歐國家的稅率很高，個人工資的三分之一左右要繳納個人所得稅。高稅收發揮了這樣幾個作用，一是積累了大量的公用資金，以支持社會的高福利；二是制約了暴富階層的形成，越富徼稅越多，使貧富差距不致過大，所以丹麥經常炫耀這樣一句話：他們“富人不多，窮人更少”；三是促使廣大納稅人關注政府如何使用自己的稅款，從而監督政府和各級官員的行政行為；四是強化了一般民眾的主人翁意識，他們沒有我們常見的政府“領導”大家的概念，而是“政府花的是大家的錢，理所當然地要為大家辦事”。

北歐人常將他們的政府戲稱為“紅色政權”，這主要指長期執政的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黨所代表的社會力量基本上屬於勞動階層，如工人、僱員、政府職員等，所以人們戲稱為“紅色政黨”。由於歷史的原因，北歐國家的社會政治生活中，社會民主黨勢力十分強大。該黨在瑞典已連續執政50年，在國會中佔據著不可動搖的大黨地位；在丹麥，社會民主黨也執政多年，在挪威、芬蘭，執政的也是社會民主黨。

社會民主黨具體是怎樣運作的呢？首先要對北歐諸國的政黨體制有個基本了解。北歐諸國雖然不大，但也黨派林立。除了社會民主黨外，還有代表農村大地主、城市大資本家的右翼政黨，此外還有一些分別代表知識分子、宗教人士、環保人士等階層的小黨。憲法規定公民有結社自由，所以建立一個政黨非常容易。只要擁護的選民達到一定數量，就可參加國會席位的競爭（比如瑞典規定，所得選票不得低於總投票量的4%）。當然，同許多國家一樣，得票最多的政黨組織政府。不管多麼發達的社會，打工的總是比當老闆的要多得多，所以毫無疑問，社會民主黨的社會基礎最大，因而得到的選票也總是名列榜首，所以社會民主黨也就牢牢地控制了政府。

國際共運史上，社會民主黨曾與共產黨關係密切，甚至一度同在第二國際的大旗下共事。恩格斯去世之後，第二國際分裂。左派以列寧為代表，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發展成後來的共產黨；右派信奉伯恩斯坦主義，主張議會道路，演變成今天的社會民主黨。雖然志不同道不合，但從所代表的社會力量來看，多少還保留一些歷史的痕迹。

“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社會民主黨與民眾之間有一個重要橋樑——工會。西方國家，工會的力量十分強大。不但有全國總工會，而且還有林林總總的行業工會。工會宗旨是維護勞動者的權益，並與由資本家們組成的僱主協會相抗衡。其主要手段是談判和罷工。離開哥本哈根那天，正逢上機場職員罷工，十二個檢票口只有兩個在工作，幾乎所有的航班都延誤了。至於見諸報端的罷工消息，如地鐵工人罷工，醫院護士罷工等等，更是屢見不鮮。對於罷工，政府多持中間立場，不加干涉。因為罷工的目的多是經濟利益，增加工資或者改善工作條件。所以罷工針對的是資方老闆，而不是政府。如果政府介入，反而使問題複雜化，因為它很難同時取得資方和勞方的共同信任，架子難拿。除了罷工之外，工會還在解僱僱員、待遇不公等勞資糾紛案件中發揮重要作用。他有權派代表出席法庭，支持被解聘的僱員，甚至在法庭外組織聲援。由於工會的存在，資方不敢無故“炒魷魚”。每當失業率達到一定程度時，總工會就會組織大規模的遊行抗議，要求政府採取措施，擴大就業。團結起來力量大，所以工會在民眾中威信極高，大家都願意參加工會，並聽從工會號召。

法律規定，無論是工會還是僱主協會，這一對冤家都是民間組織，只能圍繞經濟利益活動，不能參與政治，因為他們不是政黨。所以，要想參與政治，甚至掌握政權，必須有自己的政治代理人。而社會民主黨，就是工會的代理人。黨通過高層政治活動，維護勞動者的政治權益和更根本的經濟利益。如北歐的商店星期天一律關門歇業，使外來者頗感意外。這是因為，商店僱員認為自己工作了一個星期，也有權像別人一樣過正常的星期日。於是社會民主黨利用自己的席位優勢使國會通過了星期日商店關張的法令，商店老闆再想賺錢也無可奈何。社會民主黨取悅於勞動階層，換來的報酬是滾滾而來的選票，而且其工作賣力的程度與選票的多少成正比。

就這樣，民眾——工會——社會民主黨，構成了一個代理與被代理、支持與被支持的利益共同體。

當然，政黨的競爭只能是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和平競選，誰輸誰贏全看得票多少。由於政策不得人心，或者執政時間太長民眾有變變口味的要求，社會民主黨也可能丟票過多而失去執政地位。而由右派政黨組閣執政。而右派政府的極右政策也招致一些人不滿，社會民主黨下次大選極有可能捲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