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町

在這段簡短但卻充滿活力的時代里，日本人町在在這一地區的很多主要港口都有存在，其中包括：荷屬東印度的巴達維亞（今：雅加達）、越南阮主政權（廣南國）的會安、西屬菲律賓的馬尼拉以及柬埔寨的金邊等，其中最大的，亦可能是最有名的日本人町則位於大城王國（阿育陀耶），它的日本人町首領山田長政同樣受到當地大城王國（今：泰國）王室的賞識並加官授爵。山田長政手下有一個由700個日本人組成的軍隊，並在鎮壓起義、內戰、王位繼承爭議等事務上發揮作用；他亦被允許專賣某些特殊商品，如鹿皮等，另外，他也被一些省份授予多種至少是名義上的統治者職位。

16世紀至17世紀，日本人的海外活動開始在東亞、東南亞等地區逐漸繁

盛。因此，當時一些日本人為了方便海外活動而逐漸移居他國，日本以外的日本人社區陸續出現，其中一些稍具規模的則被稱為“日本人町”。日本人町在當時這些地區的主要港口或政治中心常可以被發現，且對這些地區的政治和經濟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幾個世紀以來，日本人由於商業、政治、宗教等原因活躍在這些地區及海上。16世紀，這樣的海外活動迅猛增加。日本戰國時代的內戰致使很多日本人，尤其是武士、傭兵、普通商人以及羅馬天主教（吉利支丹）難民，轉而來到海外去尋找財富。這些離開日本的人包括很多在內戰中效忠失敗方的武士、一些浪人以及萬曆朝鮮戰爭或其他戰爭中的的退役軍人。另外，由於豐臣秀吉和其後的江戸幕府皆禁止基督教，很多日本教徒離開本國，其中很多人則去往天主教盛行的馬尼拉。

中國明朝政府對中日間的直接貿易往來實行海禁政策，因此東南亞成了日本商人的首選。1557年以後，中國取消了對東南亞貿易的禁令，一些因為觸犯次禁令而被視為海盜的商人因此開始合法活動，而中日間的直接貿易仍然是非法的。等等這些因素致使當時東亞和東南亞間貿易往來的繁榮，這一時代被東南亞史研究者安東尼・雷德（Anthony Reid）稱為“商貿時代（the Age of Commerce）”。

當時的日本人在海外從事多種職業，其中大多數為商人、被雇傭者、船員、士兵、手工勞動者。1590年代由豐臣秀吉創設並在17世紀的德川家康時代繼續施行的朱印船制度，使這些海外貿易等活動達到了高峰。通過這些海上活動者及其海外社區，日本的轉口港貿易在東南亞繁盛起來。很多活躍的港口都有港都首長（port master）或日本人町首長（head of the Japanese community）；這些港都首長在馬來和印度尼西亞被稱為“沙班答（syahbandar）”，他們監督日本人町內居民的活動，是日本人町與當地政府間的聯絡者，並負責協調該港口與非本地居民的日本人間的貿易活動。

日本人町在東南亞的繁榮持續了約30年。然而它們在此後逐漸走向了衰落。1630年代，江戶幕府開始實行鎖國政 策；1635年，日本人的海外旅行被禁止，甚至從海外回日本也同樣被禁止。一些東南亞的日本人町持續到了17世紀。此後，日本人的海外貿易逐漸被中國人、荷蘭人和東南亞人所替代，但居住在海外的日本人仍在很多港口的商貿中扮演著重要角色。17世紀末，由於缺乏新的日本移民，這些日本人町逐漸消失或被當地居民所同化。

阿育陀耶日本人町的人口最多時的1620年代曾達到1500人。當時的大城王國於1570年開始同日本進行正式的商貿往來，此時，其與日本南邊的鄰國琉球的商貿已進行了一百多年。1570年亦是阿育陀耶日本人町的始建年代。這些日本“冒險者”多數為離開日本尋求財富的浪人，他們被大成王國的統治者所歡迎，他們中的一部分被委以侍衛、軍人等職務。大城王國當時與緬甸常有交戰，這些出身武士的日本士兵常參加此類戰爭。大成王國與日本江戶幕府也存在正式的外交關係，並從日本運來武器彈藥。到1620年代，日本已經成為大城王國最大的商貿夥伴之一。

大城王國與日本之間良好的商貿和外交關係持續了約六十年，直到1630年的一系列政治醜聞導致了幕府與這個王國的關係開始緊張。宋當王（泰：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เจ้าทรงธรรม，英：Songtham）死後，巴薩通王（泰：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เจ้าปราสาททอง，英：Prasat Thong）通過政變取得王位，這個政變的一部分即為殺害日本人町首領山田長政，因為他也在朝廷有重要影響並擔任王室的日本人侍衛的首領。擔心來自日本人町的報復，巴薩通王下令燒毀阿育陀耶日本人町，並將其內的很多居民驅逐或殺害。很多日本人逃到了柬埔寨，一些年以後，他們中的一些人被國王特許返回大城王國。幕府將軍認為巴薩通王並非王位正統繼承者，並減少了與該國的聯繫。此後的海外貿易被中國和荷蘭的商船所繼續。雖然正式邦交在納賴王（泰：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นารายณ์มหาราช，英：Narai）1657年繼位以後仍沒有恢復，但在一個日本人町發揮了較大作用的事件之後，王室開始逐漸批准對日貿易。

後來，日本人町再度恢復，並仍在對日商貿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7世紀末，它逐漸被暹羅人同化后消失。日本人町的大部分在該地1767年被緬甸人佔領之後遭到破壞，有一小部分當年的房屋存留至今。如今，該日本人町遺址已經成為了一項考古研究的課題。日本裕仁天皇和明仁天皇曾來此訪問。

離峴港（越：Đà Nẵng/沱灢）不遠的會安，是越南近代最大的港口。與阿育陀耶日本人町相比，會安日本人町規模相對較小，它的居民約有幾十戶，而當時在會安的中國人則約有數千。儘管如此，會安日本人町對當地的貿易還是具有很大的影響，當時日本國內對絲綢的大量需求，使得每年日本商船的來往都會引起市場價格的周期性變動。在“朱印船”時代（約1590年至1635年），平均每年來此的日本商船有10艘以上，這表明日本人在該地的貿易約佔當時日本海上商貿活動的四分之一，並超過任何其他港口。

每年中的幾個月，當中國和日本的商船到達時，該地就會出現一些繁榮的商業市場，中國、日本和越南的商人便開始交易種類繁多的商品。會安作為一個中立港口的地位讓它得以繁榮，因為在此地交易的中國和日本的商人不被視為觸犯明朝的海禁政策。在一年中的其他時間，日本人町的居民們則會在中國、越南商人中收集各種日本商人將可能購買的貨物。

第一批荷蘭商人於1633年來此，並受到了來自日本人町首領的歡迎。江戶幕府於1635年實施鎖國政策，直接禁止日本人的海外貿易行為，根據荷蘭人的記載，在這日本人與荷蘭人同在會安進行商貿的短短几年中，日本人完全支配了這個港口的經濟。1635年以後，日本人與荷蘭人之間仍有少量經貿往來，但日本人從中國人那裡買來的絲綢卻鮮能滿足荷蘭商人的需求，後者不得不面對供不應求而導致的高價格。

17世紀以後，會安的日本人町逐漸消失，並被越南人同化。根據當時的書籍、墓碑等，不但日本人町的居民內部通婚，有名望的日本商人家族也與越南阮氏家族（當時越南南方阮氏政權的統治者）存在通婚。這些商人家族的後代，有的至今還保存著與越南有關的傳家寶。

會安是一個相對小而安靜的旅遊城市，其港口已經淤塞，這導致了其經濟和影響力的下日本人町的具體位置現在仍無從考證，雖然學者們不斷研究該課題，並使用當年的記錄和考古發現。現在城內的被稱為“日本橋”或“來遠橋”的古迹，向人們訴說著會安日本人町過去的繁榮。慣常的思維往往會認為這座橋標誌著日本人町主街的入口，然而，實際上這座橋並非傳統的日本風格，這一點讓很多人對此觀點產生懷疑。

雖然越南北部的東京在這個地區的絲綢貿易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是當地的鄭氏政權卻反對日本人町的存在。這多是由於出於對這些日本人出身的考慮（許多武士充當海盜和雇傭兵），且他們常將武器和彈藥從日本運往暹羅和越南南部（北方鄭主的內敵阮氏廣南國）。為了避免在其行政港口可能出現的暴力行為，鄭主設法避免日本人的長期居住，但許多著名的有影響力的日本商人仍常常在此處進行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