蜃樓志

蘇吉士（笑官）為廣州十三洋行商總之子，其父經營外貿而成巨富，但遭海關主管赫廣大敲詐勒索，遂棄商歸農，退居鄉下，不料又遭強盜搶劫，受驚而死。蘇吉士輕財重義，在鄉下救濟貧苦農民，又平儲糧賑災。但他不肯讀書求取功名，卻一味縱情風月。先與未婚妻蕙若的姐姐素馨偷情，繼而勾搭烏必元之女小喬，又周濟困境中的施家，得施家以女兒小霞回報……如此與數女有染。這一切都是在赫廣大把持海關，貪污受賄，縱容胥吏，濫施淫威的背景下發生的。其父的歸農，是不堪赫廣大的勒索。小喬之父烏必元原是小吏，夤緣巴結赫廣大，竟以女兒奉獻，使小喬與蘇吉士復有悲歡離合。施小霞之父因赫廣大勒索而自殺，小霞面臨賣身以葬父的絕境，於是才有蘇吉士援助並納娶小霞的韻事。後來赫廣大豢養的魔僧摩剌勾結海盜謀反，赫廣大被革職抄家。蘇吉士招降被逼落草的姚霍武，並借姚霍武之力剿平摩剌之亂。朝廷論功授職，蘇吉士不願為官，仍過他的閑居逍遙的生活。

中國對外貿易起步甚早。在唐朝，就已專設市舶司負責對外貿易。宋代，對外貿易制度已經比較完備，廣州、寧波、杭州、泉州置市舶司，掌管徵收關稅及商人貿易等一切事務。

當時的對外貿易完全是官府獨佔，由“舶牙”充當貨主與商人的中介人。元、明仍承宋制。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鑒於宋以來的官商制度流弊很多，改為公行制度，即由一人獨佔的官商，分而為若干行，共同擔負貿易。外國商貨入境。中國貨物賣出，都要經“公行”鑒別、許可。當時人們便把公行稱洋行，這類商人稱為“洋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封鎖其他海港，專由廣州同外國經商，這種公行制度才得以確定下來。當時的洋行有二十六家，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前後，定為十三家。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作者創作了描寫晚清洋商生活的《蜃樓志》。該書成書當在嘉慶四年至九年（1799—1804）之間。

該書作者的真名、身份與生平均無可考。後人除了從庾嶺勞人、禺山老人這兩個化名的字面和開篇“羅浮居士”序言中“勞人生長粵東”云云可推測其為廣東人之外，就無法找到其他線索了。因而不妨視之為無名氏的作品。通觀全書的風格、手法和感情傾向，可知其為親近廣州十三洋行者挾嫌譴責海關官員與地方貪官污吏之作。因而作者故隱其真名，也是可以理解的。

蘇吉士

廣州十三洋行商總之子，乳名笑官。蘇吉士風流多情。他既像賈寶玉，又像西門慶。他聰俊多才，卻不求取功名，只以親近女色為事。對於有才有貌的女子，他溫柔體貼，一往情深。但不像賈寶玉，是“閨閣中之良友”，而是滿足自己的色慾。自幼父母為他聘溫鹽商次女溫蕙若為妻，但婚前他就與妻姊溫素馨偷情。後來素馨移情於烏必元之子烏岱雲，並成為烏必元的兒媳，他又與烏必元之女小喬有了私情。小喬被赫廣大蹂躪、遺棄后，最後還是成了他的妾。除了一妻四妾外，蘇吉士還和好幾位女子發生過關係。作品以讚賞的態度寫蘇吉士的風流多情，並認為這樣的生活勝過做官為宦、爭權奪利。赫廣大勢敗后，蘇吉士也因為招安草澤英雄姚霍武等建功立業。但當朝廷讓他進京供職時，他推辭了，在家終生和幾個心愛的女子相伴。小說高度評價他的這種生活方式，說他“嗜酒而不亂，好色而不淫，多財而不聚”。

姚霍武

山東萊州人。弓馬嫻熟，勇力過人，為人忠厚俠義，好抱打不平。因哥哥姚文武在廣東做了巡標的參將，特趕來投奔，想替朝廷出力，捉拿洋匪，不料哥哥已調往碣石，投親不遇。因還不了店錢，被糾纏聒噪，經蘇萬魁等資助，才得解圍。去碣石途中在平山又結識了王大海、呂又逵等一班習武之人。路見不平，於鵝埠為被誣陷的何武一家說了幾句公道話，被牛巡檢誣為是搶劫官餉的洋匪，押解到海豐入獄。知悉哥哥已被讒就戮，為了報仇而越獄。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與十幾個兄弟在羊蹄嶺落草，被推為首領，自號豐樂長，率隊伍佔了海豐、陸豐、碣石、甲子等地。雖身在綠林，時時盼望朝廷招安。後來在蘇芳、李國棟等人周旋幫助下，得到朝廷的招撫。奉命征討叛僧摩剌，大獲全勝。最後擢為總兵，其兄冤案亦得昭雪。

赫廣大

號致甫，功臣之後。原在京中任職，因貪戀廣東富艷，來到廣東做一個掌管海關稅務的監督。一上任即敲詐洋商三十萬銀子，接著又以頒布牌票、更換口書、提高官稅等手段，明火執杖地勒索錢財。他不只貪財，還淫縱放蕩，又好男風，甚至以銀子和官職相許，強逼屬官烏必元之女為妾。為了乞子，將妖僧摩剌接到家中，反被摩剌拐跑了姬妾和十幾萬銀錢。因盜匪遍地，稅收減少，影響他中飽私囊，他彈劾總督，總督未扳倒，反因總督的參奏，他以“蠹國殃民”的罪名被革職拿辦，家產亦被抄沒。

這部小說對清朝前期的粵海關和與之關聯的廣東地區社會現實的諷刺譴責之意是十分明顯的。這一點但從作者對書中人物的命名都可看出來。比如海關監督名赫廣大，即指其聲勢顯赫，神通廣大。其總督名包進才，即“包進財”之謂。巡撫名屈強，即諷刺此公強項木訥，並無吏才。南海縣令名錢勞，即“錢癆”（貪財鬼）之意，烏必元掌諸妓院，他姓烏，他老婆姓歸，合起來就是“烏歸（龜）”。至於溫春才諧音瘟蠢材，時邦臣諧音時幫襯，史卜遠諧音死不遠等，比比皆是，都屬於含憤攻擊的手法。不過作者雖意在泄憤，客觀上卻反映了某些社會現實。作者筆觸所至，涉及的社會生活面還是比較寬的。舉凡海關官員的貪贓枉法，地方官吏的橫行霸道，科舉制度的腐敗可笑，海上盜匪的殘民害物，市井無賴的刁滑卑污，黎民百姓的痛不欲生，以及農民群眾的武裝起義等等，均有所反映。其中較有新意，也寫得較為成功的，是對粵海關這個病商累民的鬼門關的揭露。像此書這樣專門地和大量地譴責海關弊病，在同時代的小說中還是罕見的。

《蜃樓志》的人物形象比較鮮明，例如：蘇吉士的風雅多情、淡泊名利，溫春才的蠢笨樸實，烏岱雲的刻薄寡恩，都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女孩子中，溫素馨的輕浮，其妹蕙若的莊重平和，蘇吉士之妾小霞的幹練，也都刻畫得鮮明生動。此外，《蜃樓志》對人物的褒貶比較有分寸，不像後來的譴責小說，一味誇大其詞。比如官吏烏必元，無疑是作者批判的一個形象。這是個專管妓女的官職，這本身就被人瞧不起。他又貪財好色，善於阿諛逢迎。赫廣大要選美妾，他趕快挑了四十多個女孩，親自押送到赫府；赫廣大又看上了他的女兒，要買為妾媵。儘管當時有“官之女，不可為妾”的規定，他滿可以據理抗爭。“無奈這勢利小人，就是海關不要，他也巴不得自己獻出；況有人來說了一聲，自然雙手奉送。”無氣節，無人格。但是，當他兒子夥同地痞流氓，敲詐和他既是親戚又有恩於他的蘇吉士時，他良心發現，很過意不去，當眾表示：“我烏必元還要留著臉面見人，決不累著諸位。”主動見官，揭穿了兒子的惡行，要求懲罰兒子。當兒子真被打得肉爛皮開，並要押解還鄉時，他又心疼兒子，花錢款待解差，求他們等兒子治好傷后再上路。這樣的人物不是臉譜化的，有人情味，有真實感。

《蜃樓志》的結構頗為巧妙。小說的側重點在於揭露社會的弊端，所涉及的人和事比較繁雜。但它不像《儒林外史》和後來的譴責小說那樣，採用“雖雲長篇，頗同短制”的結構。全書以蘇吉士一家的升沉榮辱為中心，引出三條線索。一條深入赫廣大的府邸，寫海關官員的驕橫奢侈，反映吏治的黑暗；一條又深入下層社會，描寫官逼民反，社會動蕩的現實；一條寫蘇吉士和幾個女孩子的家庭生活。三條線索相互勾連，又緊緊圍繞蘇吉士這個軸心，把眾多的頭緒、豐富的內容，結構得井然有序。這正如羅浮居士《序》中所云：“無甚結構而結構特妙。”

《蜃樓志》的語言生動、酣暢，富有諷刺意味。如第八回，寫一個叫沖抑的中極殿大學士，營私舞弊，胡作非為，在他得勢時各大臣都鉗口不言。但皇帝發現他的劣跡，將他賜死後，“可笑那班科道，平時不見風力，到了沖抑賜死之後，拿著一張綿紙搓就的弓，燈心做好的箭，左手如抱嬰兒，右手似托泰山，對著那死虎亂射。說有什麼依附的小妖，又說有什麼伏戎的余莽，乞亟賜誅殛以彰公道”。語言尖刻、辛辣，將那些大臣見風使舵、趨炎附勢的醜態刻畫得入木三分。

《蜃樓志》的缺點也比較明顯。同《金瓶梅》一樣，小說在描寫男女之情時有許多色情描寫。此外寫英雄豪傑的征戰廝殺也流於俗套。

《蜃樓志》對後世小說影響頗深：其“辭氣浮露，筆不藏鋒”，開後來遣責小說之先河；某些不加檢柬過甚其詞的鋪排，已現墮入惡道的黑幕小說的端倪。

近代作家鄭振鐸《巴黎國家圖書館中之中國小說與戲曲》：“本書的內容可以序里‘不過本地風光，絕非空中樓閣’十二字包括之。因所敘多實事，多粵東官場與洋商的故事，所以寫來極為真切；無意於諷刺，而官場之鬼蜮畢現：無心於謾罵，而人世之情偽皆顯。在這一方面，他是開創了後來《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諸書之先河。他的文字，是信筆寫來，如行雲流水之行止無定；他的結構，是‘無甚結構而結構特妙’。在這一方面，他又啟示了後來《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諸書之絕無布局，隨處可止，隨處可引申而長之的格式。”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戴不凡《小說見聞錄》：“如以‘九品’評之，在小說中這該是一部‘中上’甚或‘上下’之作。”

《蜃樓志》應由庾嶺勞人創作，禺山老人編輯而成。

庾嶺勞人，生平不詳。庾嶺即大庾嶺，在廣東北部，羅浮居士序雲“勞人生長粵東，熟悉瑣事”，可知其為廣東本土人。

禺山老人，生平不詳。有學者認為禺山在浙江德清縣，此說恐有誤，廣州亦有禺山，證據就在小說之內，小說第4回寫道：“日月如梭，轉瞬重陽已到。這省中越秀山，乃漢時南粵王趙佗徠的墳墓，番山、禺山合而為一山，在小北門內。坐北面南，所有省內外的景緻，皆一覽在目。”可見禺山與浙江德清無關，但全書很少使用粵方言俗語，卻使用了一些蘇州方言，如17回船家所唱山歌。

羅浮居士，生平亦不詳。羅浮，即廣東中部的羅浮山，從其序中可知，他與庾嶺勞人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