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區制

任命蔡元培為大學院院長，公布了《中華民國大學組織法》。規定，大學院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機關，隸屬國民政府，管理全國學術和教育行政事宜。同時，通過了《大學區組織條例》，次年公布。規定全國各地按教育、經濟、交通等狀況劃分為若干個大學區，每區設大學1所，大學設校長1人負責大學區內一切學術和教育行政事務。大學區下設高等教育處、普通教育處、擴充教育處等。大學區的最高審議機構是評議會。

大學區的反對之聲主要來自基層，而最先反對大學區的則是中央大學區所轄的中等學校。1928年6月，中央大學區中等學校聯合會因大學區忽略中等教育，請設法變更。呈文中還列舉了大學區易受政潮牽涉、經費分配不公、行政效率減低、影響學風、釀成學閥把持勢力的五點弊端。

在北平大學區也受到抵制與排斥。1928年8月，《北平大學區組織大綱》通過後，河北省政府、黨部及北平各校學生均群起反對。1928年12月27日，河北省政府致電國民政府，認為大學區制是根據大學院制而產生，現在大學院已取消，大學區也沒有存在的理由；而且大學區有違黨化教育。12月28日，河北省黨務指導會也致電蔣介石，認為實行大學區制，“無異故意破壞河北教育”，主張“將大學區制根本取消，以永斷糾紛，而絕未來無窮之患”。

北平各校學生對於大學區制也強烈反對。1928年9月，北洋大學發起護校運動，抵制大學區制。11月14日，又擬組織“反大學區特別委員會”及“武力護校團”。1928年11月29日，北京大學學生示威遊行至到北平大學校長辦，搗毀了辦事處，砸碎了“北平大學辦事處”和“北平大學委員會”兩塊牌匾。12月1日清晨，接收北大文理學院的人員，在武警的保護下進入校園，但學生聚集了三百多人，“分赴各院把守，拒絕接收”。此後，北平學潮此起彼伏，不斷擴大，北平終日處於擾攘與混亂之中。因此，1929年7月1日，國民政府決議“由教育部定期停止試行大學區制”。

至此，大學區制完全被取消，地方上又恢復了教育廳制度。歷時兩年的大學院與大學區教育制度的改革，員后以失敗告終。

大學院和大學區製作為對舊的教育行政制度改革的一種嘗試和探索，貫徹了教育機構學術化和學者管理教育行政的精神。特別是它擁有相對獨立於各級政府的立法權和決策權，這是對近代官僚體制的衝擊。然而此“良法美意”施行不久，即遭到眾多指責，短短兩年後就成為了歷史名詞。我們追尋大學院失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教育無法完全獨立於社會政治之外。大學院與大學區制實行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使教育獨立化，教育獨立的核心在於獲得獨立的地位，不受政黨與宗教的把持。這一思想的提出旨在擺脫政治干預教育行政管理的狀況，在理論上也是完美無缺的。然而事實上執行起來，與理想卻是大相徑庭。南京國民政府在北伐勝利以後，提出“以黨治國”的口號，強調“軍政統一”、“思想統一”。而此時“要求經費獨立，立法獨立，人事獨立”的大學院就顯得不合時宜，與訓政黨治精神格格不入。因而“中央黨部和各級黨部均不予支持”。其實就是一般群眾與學生也不能理解。當時就有一名北洋學生髮表文章說：“現在是統一的政府，一切權力都應當集中中央，誰都承認的，而此時忽有大學區之劃分，偏要把教育權分成零碎的，割據的，這就是系統嗎？”北洋學生在發表反對大學區宣言時，認為大學區“不但有背世界的潮流，亦且違黨化教育的原則”。可見“教育獨立化”在當時社會得不到各方的支持，這是大學院制度失敗的根本原因。

第二，改革的步驟過快，沒有考慮到體制過渡期的情形，在實施上也沒有充分準備，缺乏群眾基礎。蔡元培、李石曾等著名教育家，雖然在1922年即提出了大學區的藍圖，但能有此遠大目光者，畢竟為少數。就是到了1927年6月，大學院組織法獲得通過，大學院與大學區相繼試行，大部分人仍是對此了解甚少。當時社評說大學院實行時“標語口號，日新月異，每令局外人惶恐不解”。而且“大學區制之實行，既不聞當局者在理論上多所闡揚，又不聞在實施上充分準備，突然宣布，忽而執行”。顯然，人們對此沒有充分地了解，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化，又如何能理解與接受呢？而且這一改革理念，在實踐中難題頗多，問題與矛盾的繁雜是難以想像的。這就更需要體制的慢慢過渡，然而事實上，改變過於倉促，導致群起反對。1928年8月，政府在江蘇與浙江大學區沒有取得成績的情況下，又決定成立北平大學區，當即遭到北洋大學與北京大學學生的強烈反對。1928年9月5日，北洋大學臨時學生會發表宣言稱：“據大學院的最近決議，已把我們併入北平大學區管轄之下，並且命名我們為工科第二院，以副院長管理我們，這顯然我們是旁人的附屬品。我們過去歷史，卓著的成績，既是昭昭在人耳。對於這最高的工科學府，就應該保存他原來的地位，使他盡量發展他那固有的精神。不然，地位因以愈變愈低，豈不可惜么。”同時，北大學生也激烈反對合併，認為“獨有北大，一合併就糟！若內部之整個嚴密組織，及其校內特有校風與精神，亦因改組或合併而分崩離析，不是活活把北大槍斃！把一個在本國與國際間文化與學術上有相當位置的大學消滅了，我從人類進化上看這犧牲足近於自殺！”像北京與北洋兩所大學，本身有著輝煌的校史，在教育界有著較高的地位，對其進行內部重組，必然引發極大的爭議與反對。而大學院一開始就宣布將幾校合併，並且更改校名，試圖一步改組到位，這於情於理都是難以接受的，也難怪學生們會激烈反對了。大學院與大學區制不僅在實行上欠缺準備，而且改革只注重製度層面的革新，忽略了思想層面的改變，突如其來的變化令長期已習慣了原有思維與運作模式的人們難以接受，而且沒有過渡的時期，失敗也就在所難免。

第三，革去官僚氣息與人事糾紛的想法不現實。大學院制的改革本來是要以教育家管理教育，使行政學術化，革除官僚習氣，排除人事糾葛。然而，當時的中國官僚和黨爭嚴重，教育要排除官僚與黨爭又談何容易。圍繞中央大學校長人選所產生的糾紛即是典型一例。這一風波的興起源於1928年6月10日，“國民政府任命吳敬恆為中大校長”一事。中央大學校長原是張乃燕，而現在被調為大學院多事。大學院任命吳敬恆為中大的校長。但事實上，吳敬恆並沒有就職。後來大學院又下令，任命了自然科學院長和高等教育處長的人選。由於學校校長免職，“中央大學學生於十一日上午十一時，舉行紀念周，提議正式校長人選問題，決定汪精衛、胡漢民、于右任三人。學生全體對於校長問題任何人代理，均所反對。一致主張有正式校長長校”。中大教員也於6月12日召集教授會議，選舉臨時校務維持委員。后又發表校務臨時委員會宣言，提出校長人選三標準，對於學生所提名的人選均不滿意。可見大學院、學生、教員三方對於校長人選問題，意見分歧很大。

風波還不止於人選的分歧，張乃燕本人在解職一事上，對大學院組織的嚴密性提出了質疑。他在呈國府文中寫道：“竊查大學院委員會組織條例，大學校長人選為委員會會議職權之一。乃燕為大學委員，關於此次校長之更調，事前絕未奉召集委員會之通知，或事涉乃燕，理當延避出席。然詢其他委員，未聞經委員會會議之手續，突然調任，緊急處分，最可疑者，大學院在發表前項命令之日，同時即有正式函件致校普通教育處長，調某某繼任高等教育處長，一一指定姓名。此等內部職司，依法應由校長選聘。今新校長絕無表示，而大學院已事先預謀，越權指派，更代若此張皇，分配又如是詳密。”從張乃燕的呈文中，我們不難看出，大學院在兩個方面的做法有違規定。一是大學校長的任免，照例是要經大學委員會討論通過的。而此次更調，並未召集委員會。二是大學高等教育處及自然科學院長的任職，本為大學校長的職權，而大學院卻代為指定，顯然不合大學區組織條例。6月12日在國府會議上，“蔡院長以此事卻有未合法律手續，自請處分”的做法，也證明了張乃燕的質疑確實存在。更加令人費解的是，在這樣的各方爭吵中，中大易長風潮又忽然暫告段落，“大學院令中大在新校長未定前，由張校長繼續維持”。

此次中大更調校長，引起重大糾紛。我們且不必去分析其中各環節的原委，以及牽涉的各方利益，單就其忽而興起，又戛然而止，即可知情形十分複雜，派別紛紜，各持己見，“其內容實非外人所窺測”。這一事件本身的複雜性即說明在學界高層的內部存在著諸多矛盾與分歧，甚至有學閥把持的現象。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專制傳統的國家，階級觀念甚深，這種人事傳統上的觀念很難一掃而空。大學院試圖革除官僚氣息，排除人事糾葛的理想，在現實中是不可能實現的。這次易長風潮雖然過去了，但形成了“民眾早已痛心，社會妄多揣測，尤疑竇增生”的局面。

第四、實踐證明大學區實行以來，只見其弊，卻未收其利。這在北平大學區表現得尤為明顯。自1928年8月北平設立大學區開始，即遭到北京各學校的反對。北平“各校當局，左支右絀，日惟應付學潮是務。而所謂學潮者，甲起乙繼，此往彼來，題目無窮，有動無靜。當局無一月半月之安寧，社會群眾亦極感惶恐與厭惡。”以致“北平教育，有退無進”。而且“近年北平學界風氣之惡化，可謂已達極點。終年均有風潮，口實層出不窮。學生不讀書，教員不授課，在北平實為習見。各校學生中，終年包辦各項社會運動，政治運動，挾少數勢力以壓迫多數同學，且復受師長之敬畏者，視十年前情形，又復變本而加厲”。這些言論決非危言聳聽，而是當時北平教育狀況的真實寫照。北平本來有著雄厚的教育基礎，此時卻學業停頓，各種不良風氣充斥其中，一片混亂與衰敗的跡象，實在令人失望與惋惜。因此，“大學區試行一年，毫無成績，黨部群眾主廢止，學界亦不同情，而亦證明大學區制試驗之無益”。

綜上所述，大學院與大學區儘管在理論上杜絕了現行教育體制的諸多弊端，但是實際操作起來，卻是事與願違。事實證明了它的不可行性和太過理想化。它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因而沒有得到政府和民眾的支持，最終失敗也是在所難免了。在中國，教育與政治一直是糾纏不清的，將教育與國家的正統意識分開是十分不易的。大學院與大學區制之所以能夠在1927年推行，並且較少受到政府的干預，並不是社會政治進步的結果，只是當時在軍閥混戰的年代里，缺乏一個中央政府而已，這只是一種暫時的平衡局面。一旦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出現，教育便又回到它的管制之下。所以說“與政治分離的，較獨立的教育發展總是斷斷續續，步履蹣跚”。

大學院制雖然不幸失敗了，但它在歷史上並不是了無痕迹的，它畢竟為我們的教育行政模式提供了另一種選擇。它所提倡的“行政學術化”、“學術研究化”的意圖，即使在今天看來，仍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和借鑒價值，值得探討和研究。

“大學區制”嘗試均衡教育資源

該怎樣來解決教育資源不均衡的問題？很多家長認為，是否可以嘗試實行“大學區制”。全國已有一些城市對此進行了探索與實踐，貴陽市也從今年秋季開始率先在雲岩區、南明區進行義務教育階段學區管理改革，實行“大學區制”，讓更多適齡兒童能夠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資源。

綜合瀋陽市、長春市、貴陽市等做法，“大學區制”就是以優質學校為龍頭，按照區域的設置情況，吸納周邊普通學校、薄弱學校，通過學區內學校之間的整合，按照“統一校名、統一法人、統一管理、統一教學、統一風格”的原則配置資源，整合師資力量，劃分為“大學區”。

“大學區”內的學校將打破原有的界限開展教育教學管理，不僅統一組織備課、統一組織教學，還要實現統一安排教學人員。實現設施資源、人力資源、課程資源的有效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