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誠

楊誠同志是西華大學的前身——四川農業機械學院的首任院長。他原名楊繼誠，

1916年出生在台灣省台南市，1917年隨母去印尼中爪哇日惹市與父親團聚，1928年畢業於日惹中華小學。三十年代，他懷著赤子之心由印尼回到祖國，先後就讀於廈門集美學校和北平大學。在北平大學期間，積極參加一二·九運動，並於1936年初參加了由黨領導的民族先鋒隊（簡稱民先隊），擔任過分隊長和區隊宣傳幹部。1937年7月7日抗戰爆發後到延安，在中央青委安吳青訓班擔任隊指導員，幹部隊（政治處）主任和“澤東青年幹部學校”指導員兼中國問題教員。1942年7月調中央海外研究工作班印尼組學習，併兼延安華僑聯合會主任。1944年6月到中央軍委編譯局外語學校英文系學習，並任班長和系黨支部書記。1946年2月調北平軍調處執行部代表團工作，先後在保定小組、泊頭小組、香河小組及交通處任英語翻譯。1947年隨代表團撤回延安，到中央青委負責籌建中央團校。1948年7月被借調到華北軍政大學任台灣隊政委，對此葉劍英同志曾有高度評價：“楊誠同志在軍大幫忙數月，給台灣隊今後學習建立了初步基礎，我們深為感激。”同年12月楊誠到中央團校任教育處副主任。1949年1月，隨中央團校進入天津，參加接管城市的工作，同年4月，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舉行第一次全團代表大會，楊誠當選為團中央候補委員，1950年6月，任團中央學生工作部副部長。7月，任中國學生代表團團長，去捷克布拉格參加世界學聯第二次代表大會，併當選為國際學聯副主席。

徠1952年，國家為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組織上決定調楊誠到第二機械工業部航空工業局工作，並擬任他為副局長，但他為更快地熟悉和掌握航空工業方面的業務知識，積極要求先到基層鍛煉，組織上為培養造就人才，同意他的誠懇請求，批准他到瀋陽航空發動機修理廠任第一副廠長，后又任廠長。1958年11月，中央決定瀋陽航空發動機修理廠負責成套包建成都航空發動機製造廠（即420廠），任命楊誠為廠長，他堅決執行黨的決定，由瀋陽到成都，依靠廣大工人和技術人員於1959年使成都航空發動機製造廠迅速投產，為中國航空工業作出了貢獻。

1960年初，四川省委為貫徹1958年中央政治局成都會議關於農業機械化問題的意見，決定籌建四川農業機械學院，同年3月，省委批准省高教局和農機廳報送的籌建四川農業機械學院的方案。農業機械部徵得國務院文教辦和教育部的同意，於5月致函四川省人民政府，提出籌建四川農機學院的具體意見。1960年，楊誠因受其妹楊玉華“案件”的牽連（此案已於1978年平反），被調離成都航空發動機廠，同年6月被任命為四川農機學院主持全面工作的首任副院長，開始了四川農機學院的創建工作。

當時，國家正處在國民經濟最困難的時期，經費、物資奇缺，而籌建中的四川農機學院連校址都還沒有。儘管這樣，為加快學院的創建，先接收了當年高等院校畢業的一部分學生作為教師，實行邊建校邊招生的方針，於1960年8月招收第一批兩個本科專業（農業機械設計與製造、農業生產過程機械化）300名學生，在原重慶的西南農學院借讀。同時帶領一部分同志尋找學院建校地址，先後奔波於內江、自貢、宜賓、彭縣、邛崍、郫縣等8個縣市。一次從內江到自貢，因找不到交通工具，只好攔下一輛運煤的拖拉機。和大家一齊坐在煤車上，等到了目的地，整個人已變得跟煤一樣黑了。還有一次到彭縣，天正下著雨，他不顧同志們的勸阻，深一腳淺一腳步行十幾里去看地址，弄得一身汗水一身泥，大家都過意不去，他卻說這比延安時期好多了。經過多次選擇與比較，他向省委建議，將校址選擇在郫縣四川農業機械化農場和郫縣四川農業機械化學校（省級中專校）附近，1961年夏，省委同意將郫縣的四川省農業機械化學校撤消，而將該校地址及房屋建築移交給四川農機學院（即現在西華大學的校本部）。8月，借讀在西南農學院（西南大學）的師生遷回並招收第二批新生，使剛成立的四川農機學院有了安身之處。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中央為渡過國民經濟的困難時期，實行了一系列的調整方針，對高校特別是部分新建高校則分別進行了關、停、並、轉。新成立的農機學院處在風雨飄搖之中，為此楊誠多方奔走於上級各個部門，強調毛主席“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的指示，終於將四川農機學院這塊牌子保存下來，並從撤併院校中獲得部分師資與教學設備。學院建校初期，院級領導班子較長時期只有楊誠一人主持工作（1963年才將原西康省雅安市委書記車守珠調來任黨委副書記，1965年將原貴州省委書記趙欲樵調來當黨委書記兼院長）面對的問題之多，困難之大，是現在一般人難以想像的，但楊誠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赤膽忠心，艱苦奮鬥，身先士卒，起到了一個老革命的模範帶頭作用，並被選為成都市第二屆黨代會的代表和四川省第三屆人大代表。

楊誠院長在辦學過程中正確執行黨的知識份子政策，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堅持用人之長，不歧視出身不好的知識份子，工作中一視同仁。由於是新創院校，基本上都是青年教師，所以他非常關心年輕教師的成長，幫助他們總結教學經驗，不斷提高教學水平。凡是新分配來的教職工，他都要親自談話，介紹學院發展的前景，鼓勵他們安心工作，發揮他們的作用。由於當時正處在困難時期，大家都吃不飽飯，特別是青年教師，常常都是飢腸轆轆的，因此難免對所謂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當時稱為“三面紅旗”）發些牢騷，說些不滿意的話。對此，他總是作些善意的提醒，從不無限上綱，亂扣帽子。為此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極大的衝擊，以至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