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德通寶

元德年間(公元1119~1126年)，西夏崇宗趙乾順鑄有元德通寶。此錢為漢文真書，錢文直讀。存世稀少，多發現於寧夏、內蒙等地。

西夏是以黨項族為主體建立的多民族政權，黨項族原是甘南、川北地區羌系的一個分支，自遷徙甘肅、寧夏和陝西北部定居后，始從事農耕生產。據史料載：長期以來，黨項族一直深受漢文化之影響，早在唐太宗貞觀年間，黨項族首領率部族歸附於唐，受到冊封，賜姓李，后成為唐之藩鎮。北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宋廷封元昊為西平夏王，賜姓趙。隨後，元昊首先用武力解決了與吐蕃的矛盾，然後揮師西進，攻取回鶻的瓜州（今甘肅安西）、沙州（今甘肅敦煌）、肅州（今甘肅酒泉），完成了對河西走廊的控制。元昊稱帝后，建立大夏政權，改元天授禮法延祚，以興慶府（今寧夏銀川）為都城，史稱西夏。其全盛時期疆域“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地方萬餘里，倚賀蘭山為固”。

從文獻資料上看，西夏的農業、畜牧業、手工業、商業貿易是社會經濟的組成部分；農業主要分佈在河西、河外諸州及黃河東岸的西平府（今寧夏靈武）一帶。這些地方大多土地肥沃，並有水利之便；“地饒五穀，尤宜稻麥”。從事農業生產的基本上是以漢人為主，對西夏的經濟發展起著至關重要作用。在發展農業的同時，也十分重視畜牧業的發展，並專門設立“群牧司”進行管理。橫山以北和河西走廊一帶是當時最好的牧場，水草豐美；從事畜牧業的多為黨項、吐蕃、回鶻人，畜牧產品在社會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

西夏的手工業以毛布紡織品最富特色，氆氌、毛氈、毛毯成為外銷名品；造紙、印刷、釀造也具有相當水準；採礦、冶鐵、陶瓷、金銀器等多由官府作坊生產，所制兵器享有盛譽；鹽業也十分發達，鹽州（今陝西定邊）所產青白鹽暢銷關隴等地，是西夏外貿和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商業貿易除西夏興慶府、西涼府（今甘肅武威）、西平府為主要內銷集散地外，主要是同宋設立榷場和在沿邊開放“和市”，宋境內以保安軍（今陝西志丹）和高平寨（今寧夏固原西北）兩大榷場規模為最，雙方特設貿易機構，互通有無。當時榷場貿易是西夏大宗稅收構成的重要途徑。在貨幣流通方面，由於西夏境內因缺乏銅礦資源，主要還是行用宋錢及少數遼錢；景宗元昊稱帝改元后，採納謀臣張元“聯遼制宋”建議，對宋用兵。宋、夏經過持續幾年的三川口（今陝西安塞東南）、好水川（今寧夏隆德西北）、定川砦（今寧夏固原西北）戰役后，於天授禮法延祚七年（1044年）五月，雙方達成罷戰和議，宋每年“歲賜”銀、絹、茶折銅錢25萬餘貫，允許恢復榷場。

西夏開國皇帝元昊是個十分有政治頭腦的人，對於其父李德明在世時奉行的聯遼睦宋政策一直不甘情願，認為黨項族要獨立自主，首先是要保存和發展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自嗣位后，不再接受封號，廢棄唐、宋以來賜姓；改姓嵬名氏，名曩霄，自號“兀卒”，漢語“青天子”之意。隨後，開始實施禿髮令、定服飾、造文字、簡禮儀、立官制。尤其是親自謀划創製黨項文字，命大臣野利仁榮等人參照漢字，演繹編成“蕃書”十二卷，形成了獨具一格的黨項文字，即西夏文。頒布之日，舉行大典慶賀，以示重視。並專門設立蕃字院和漢字院，挑選境內才華出眾的黨項人和漢人主持通譯文書；經過多年使用及民間推廣，西夏文逐級形成了固定應用文字。這無疑是對黨項文化的發揚光大，也是中華民族文化寶庫中的一枝奇葩。

由於意識形態和民族利益的衝突，西夏建國后，始終存在著蕃學、蕃禮與漢學、漢禮之爭，並導致宋、夏間戰爭不斷。景宗元昊興蕃抑漢，與宋達成和議后，用“夏國主”名義向宋稱臣，以換得宋大批“歲賜”。毅宗李諒詐興漢抑蕃，恢復李姓；雖多次率軍侵犯宋境，最終還是與宋講和。惠宗李秉常八歲即位后，由梁太后攝政，梁氏雖為漢人，為籠絡黨項貴族，反而採取興蕃抑漢政策。在對宋朝關係上，梁太后摒棄毅宗在位時與宋訂立的講和約定，窮兵黷武，連年對宋用兵，以期通過戰爭手段來向宋朝索取更多的厚賜。然而事與願違，戰事一起，“歲賜既罷，和市亦絕”；雖說戰爭以西夏勝利告終，但因國力有限，承受不了戰爭耗費，導致民生困苦；造成財力枯竭，物價暴漲，尺布竟至萬錢，民怨沸騰不止。

崇宗李乾順三歲即位，是西夏的第四代皇帝，因年幼無知，朝政仍由“一門二后”的第二代梁太后操縱；梁氏母黨採取附遼反宋國策，繼續對宋用兵；並裹脅崇宗御駕親征，大舉入侵宋境。因不得人心，梁太后被鴆酒毒死後，十六歲的崇宗開始親政，將國策改為附遼和宋，一字之差，對西夏政權的穩定和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由於他喜好舞文弄墨，附庸風雅，對漢文化十分傾慕；為改變西夏落後之陋習風氣，加強黨項貴族的封建化意識，他採納漢官御史中丞薛元禮上疏提議，“士人之行，莫大於孝廉，經國之模，莫重於儒學”。並下令在蕃學之外把漢學定為“國學”，請博學之士專講漢學；並設立養賢務，用公費國帑供給食用，大力推行漢化教育，為朝廷培養適用的官僚人才。

最能突出表現崇宗重視漢文化特色的就是在鑄幣方面，從元德年間（1119～1126年）開始，一改過去只鑄西夏文錢的狀況，出現了用漢文鑄造的“元德通寶”、“元德重寶”錢，這是西夏自鑄幣以來第一次正式鑄行的漢文流通貨幣，也是當時社會歷史背景的真實反映。元德初年，宋、金訂立盟約，聯合滅遼；崇宗雖說為救遼費盡心機，然於事無補，后崇宗審時度勢，附金稱臣；金視為藩國，把原屬遼的西北地帶及陰山以南大片土地割讓給西夏。國力的陡然增強，使崇宗躊躇滿志，趁機攻佔宋境西北地區；遼、宋相繼亡后，西夏又得到了陝西北部和湟水流域大片土地。

西夏所鑄元德年號錢，有二等幣值，形制上有小平、折二之分，錢文上則有“通寶、重寶”之別；所見所聞及譜錄中所載，錢文均為漢文直讀，未有超其右者。然小平錢中尚有大樣一種存世，其錢文旋讀，書體近於行楷，文字隱起；版式大異於諸譜所載，當為另類別品，值得探討。從實物上看，這枚超乎想象之神物，經泉界眾多名家上手推敲，認為確系真品勿庸置疑。重要的是這枚從未見過的珍貴錢幣，是否有例證來說明它存在的合理性。

西夏漢文元德錢的正式鑄行，主要是崇宗親政后改變了國策，使西夏與宋朝罷戰日久，百姓得以休養生息；宋朝又重新恢復“歲賜”和開放榷場，使西夏社會經濟有了快速發展。此時，有識之士曾提出“富國之方，無非食貨”的建議；而一貫堅持提倡漢學的崇宗，極有可能就此汲取北宋幣制的優越性特點，採用漢文開鑄了元德年號錢。其錢文楷書直讀，“通寶”為小平，錢徑一般為24毫米左右；“重寶”為折二大錢，直徑一般在29毫米左右。惟兩者鑄量甚少。譜錄中所載的元德年號錢，有小平、折二兩種。小平錢書體有隸、楷之分；隸書小平舊譜曾列為無考品，今根據出土地域情況，已定為西夏所鑄，其存世亦少，偶有所見。楷書小平則有大小樣和大字版之別，其無論何品種，均極為稀罕，“重寶”折二錢亦有大小樣兩種，且錢文版式不同，大樣者多被認為是折三錢，殊為珍貴。楷書小平與“重寶”大錢，昔被列為古泉五十名珍之一。

從出土報道資料上看，西夏漢文錢似以惠宗李秉常所鑄的“大安通寶”錢為早，該錢於1981年在內蒙古林西縣三道營子出土窖藏錢中首次發現，曾引起錢幣界關注。根據實物分析研究，多認為這枚大安錢是參照唐開元或北宋太平錢改范所為；其錢文為真、隸兩種書體，背穿上隱見月紋，且形制與西夏鑄錢風範有所不類。因該錢時為孤品，故一時無法定論，不置可否。據說起因可能在於清人孟麟《泉布統志》所載，書中有一枚傳世品，被列為西夏鑄錢；由於此書謬誤太多，後人多不信其真。

如依據客觀事實而言，內蒙古林西出土的這枚漢文大安錢，極有可能只是試鑄而已，故存世極少。是時所流通的貨幣，應為大量的宋錢和少數遼錢及西夏文錢，除了量能關係外，當時的社會形態也起到決定作用。按說大安年間梁太后把持朝政，恢復蕃禮；囚禁惠宗，數次侵宋，惠宗複位后雖下令以漢禮更換蕃禮，但梁氏母黨勢力仍強，不可能鑄漢文年號錢。只有在梁太后死後，皇族勢力佔上風時，才有可能鑄造；幾個月後，惠宗改元，不久即亡。故漢文大安錢，因屬草創階段所鑄，才有用唐、宋舊錢改范之舉。若按推理，鑄錢乃國家正典，景宗元昊稱帝建號后本應鑄錢以示正統，但卻從未見聞過實物。從錢譜所載和出土實物上看，目前西夏鑄幣中最早的錢，當屬毅宗李諒祚所鑄的西夏文“福聖寶錢”。雖說毅宗酷嗜愛好漢文化，親政后即時下令停用蕃禮，並改回漢姓，但鑄錢仍採用西夏文。所以，判斷一枚錢的歸屬，尤其是對於創見品的定論，應結合實物本身狀況，再從其歷史根源及當時的社會背景上去分析研究，這才是較為嚴謹的科學方法，而不能一概而論。

嘉德秋拍古錢幣專場中的這枚“元德通寶”旋讀大樣錢，直徑24.8毫米，重5.4克；堪稱前所未聞的譜外之物，方家見之無不驚心動魄。其早年出土於陝北橫山一帶，曾輾轉流傳於市，因索價甚高，一時難得歸屬；數年後是錢終為識家追回入藏，視同拱璧，被業內傳為佳話。是錢為干坑罐藏，品相上乘，典型的西北坑口。其錢體銹色無多，字口間雜以斑點綠銹，硬度有加；背穿郭底側有少許片狀白鹼銹，剔后可見紅斑。其地張不甚平整，微有隆起之狀和銹斑，惟包漿甚好，潤而色古。其錢文為旋讀，疏密有致，拙中見巧，可謂鬼斧神工，粗獷大氣。書體多有行楷意韻，筆畫誇張，別具一格。“元”字二橫稍仰，尤以下橫兩頭上翹最為明顯，兒部撇划近於“寶”字；“德”字為“一心德”，位置偏上且俯，連輪寄郭，雙人旁上下過穿；“通”字走之旁圓點，甬部昂頭開口、用字中豎不出，下張寬大，整體顯得肥碩凝重；“寶”字俯，起筆隨意，王爾部隱起，貝中亦然，分足甚大。其形制大字大樣，肉厚質重，銅色近水紅；製作規範，甚為精美，有初鑄試樣之可能。是碩果僅存的創見孤品，當可忝列西夏珍品錢之中。

西夏元德通寶旋讀（直徑24.8mm），未見任何記載，為著名之海內孤品，極為珍罕，極美品，難得。

西夏“元德通寶”旋讀珍品錢賞析。

開元通寶，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始鑄，每十文重一兩，又讀作開通元寶（不能讀作開元通寶），錢背有星、月及其他紋飾，版別複雜。唐代以後仍有冶鑄，但形制與唐有別。唐代還鑄有少量“開元通寶”大錢，屬開爐紀念性質，後代也有偽造。另外，還鑄有極少的金、銀、鉛質開元通寶，十分罕見。

唐代開元通寶的鑄制與流通，在我國錢幣形制發展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開元通寶簡稱開元錢或通寶錢。開元即“開國奠基”之意；通寶則是“流通寶貨”之內涵。銅錢名曰通寶，反映了當時人們對貨幣作用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以錢為寶，則意味著貨幣即財寶觀念的增強和人們對其崇拜程度。

“康熙通寶”背滿、漢文“蘇”羅漢錢式方孔銅錢，錢徑為26毫米，穿徑6毫米，面緣3.5毫米，背緣5毫米，重4克。該錢黃銅鎏金，錢文楷書，清晰秀麗，地張平滑，緣寬品佳。該錢於2000年在通州被發現，因存世比較稀少，也較為特別。

該錢的特點是，康熙的“熙”字類似“臣”旁，“寶”字中的“缶”寫成“生”字不出頭，“通”為單點，“甬”頭略俯；邊緣較寬，尤其是在面背文字的筆劃間及錢緣的內邊道處留有刻琢的刀跡；錢面、背地張皆凸起，錢文微下陷，字字顯得深峻、乾淨，與翻鑄之錢有著明顯的區分；內、外廓和文字的表面都鎏過金，並有金屬剝落的流通痕迹等。

孫仲匯先生在《錢幣鑒賞》中說：“仿羅漢錢康熙套子錢，所見有滿漢文同、寧、宣、原、薊、廣等多品。這種康熙通寶的“熙”字寫法和羅漢錢同，但其餘三字接近楷書，所以稱它們為仿羅漢錢式……可能當時20局並鑄，為某局之開爐套子錢。”

據載，在康熙時期和康熙之後，對通州實行獎勵墾荒制度，農耕面積不斷擴大，使人口逐漸地遷移和增加，加速了貨幣的流通量。在這樣的情況下，該錢流入通州一地，是與之大有關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