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反對派

1923年秋，蘇維埃俄國經濟上出現嚴重困難，保加利亞和德國革命遭到失敗，列寧生命垂危，俄共（布）黨內意見分歧加劇，形成以И.В.斯大林、Г.E.季諾維也夫和Л.Б.加米涅夫為首的多數派和以Л.Д.托洛茨基為首的反對派，圍繞黨內民主問題進行了長達4個月之久的爭論。1923年10月8日托洛茨基發出一封批評中央工作的信，指責黨的機關“官僚化”和“脫離群眾”，認為"自黨的十二大以來黨內形勢已經非常險惡"，要求加強黨的民主制，防止黨的僵化和墮落。在托洛茨基影響下，10月15日，Г.Л.皮達可夫、E.A.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等46名黨的負責幹部聯名簽署一份上書中央政治局的聲明。聲明指責中央多數派的政策“給全黨帶來嚴重的危害”，把黨人為地分裂為書記特權階層和“普通人”兩部分，以特選的官僚組成的機關來代替黨。托洛茨基的信和46人聲明的發出，被認為是托洛茨基反對派形成的標誌。10月中下旬，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舉行兩次聯席全會，會議譴責托洛茨基在黨面臨嚴重困難的情況下發動新的黨內爭論是一個重大的政治錯誤。12月 5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監委主席團聯席會議通過《關於黨的建設》的決議，強調全體黨員都有公開討論黨內生活中重大問題的自由，黨的領導機構要傾聽群眾呼聲，維護黨的團結統一。這一決議是包括托洛茨基在內一致通過的，然而雙方對決議的理解各不相同。

12月8日，托洛茨基以個人名義撰寫一封題為《新方針》的信，直接發給各地黨組織在黨的會議上宣讀,《真理報》於12月11日全文發表。這封信認為12月 5日的決議是擴大黨內民主，反對官僚主義的重大步驟，提出“老近衛軍蛻化”、“青年是黨的最可靠的晴雨表”等觀點，抨擊黨的機關的官僚化。這封信的發表，表明中央多數謀求同托洛茨基達成妥協以維護中央統一的期望已告破滅。一場公開爭論在黨的報刊和會議上全面展開。從12月 9日起，季諾維也夫、Н.И.布哈林等一大批領導人出席莫斯科各區黨的會議，批判反對派的言論。有的場合發生面對面的辯論。《真理報》開闢爭論專頁，連續發表代表雙方觀點的文章。12月15日，斯大林在《真理報》發表文章對托洛茨基進行嚴厲批評。12月28日起，《真理報》用 5天的大量版面刊載一篇題為《肅清派別活動（中央機關報編輯部答托洛茨基同志）》的長文。大多數黨組織和黨員表示支持中央多數派的路線。1924年1月16～18日，俄共（布）第13次代表會議作出決議，認為托洛茨基反對派公然背離列寧主義，具有明顯的小資產階級傾向。托洛茨基反對派的第一次發動遭到失敗。

列寧逝世后，1924年秋，托洛茨基將他早期的文章、講話彙編成書出版，寫了一篇題為《十月的教訓》的序言。這篇序言又引起一場爭論。《十月的教訓》主要闡述1917年 2～10月革命高漲時期布爾什維克黨的策略運用中的經驗教訓，它引起強烈反響的原因是文章指名批評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時期所犯的嚴重錯誤，並不指名地批評了黨內其他一些領導人。雖然所舉事例基本屬實，但此刻舊事重提，尤其是列寧去世不久，領袖地位空缺，托洛茨基的言行被看作是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的表現和懷有領袖野心的明證。文章誇大他在十月起義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把自己描繪成比列寧更加高明，也為人們所不能接受。10月18日，加米涅夫以《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為題發表演說，曆數從1903～1917年十月革命時期托洛茨基同列寧之間的分歧，指責托洛茨基主義是“孟什維主義的奴僕”。11月19日，斯大林以同樣的標題《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發表演說，揭露托洛茨基反對派的實質和手法，向全黨提出要埋葬托洛茨基主義這一思潮。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人也分別著文批判托洛茨基主義。這次爭論是由《十月的教訓》一文引起，然而爭論的內容並沒有圍繞文章所指出的革命時期的策略問題展開，而是演變成為一場全面清算托洛茨基主義的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各地黨組織紛紛集會，通過決議，譴責托洛茨基主義。1925年1月15日，托洛茨基給即將召開的俄共（布）中央全會寫信，表示近 8年來他從來沒有想從所謂“托洛茨基主義”的角度來看待某個問題，因而也不存在一股特殊的“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潮。1月17～20日，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舉行聯席全會，托洛茨基稱病沒有出席。會議通過關於托洛茨基言論的決議，決定給予托洛茨基最嚴厲的警告，並認為他不能繼續留在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工作。1月26日，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通過決議，解除托洛茨基陸海軍人民委員和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俄共(布)黨內對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鬥爭暫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