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繩武

李繩武，李祖籍武安下白石村，從其祖父輩始遷至武安城，后定居武安城南門外（現武安棉油廠舊址處）。李有4男2女，長子培基，次子德基，三子厚基，四子崇基。其妻為武安城內大西關街張氏之女張秀珍，是一位受過教育，有知識的女性。李繩武是一位有民族氣節的開明士紳，1938年，日本人侵佔武安城后，進城必須持有良民證。李不甘受辱，不辦良民證。雖住武安城南門外，家距城內不過數里。8年中，卻從未進過日本人統治下的武安縣城。有人介紹李妻到城內學校任教員，李繩武嚴詞拒絕，並對其妻說：“我絕不答應你去城內學校教書，為日本人推行奴化教育效勞”。1945年9月6日，武安縣城解放，民主政府邀請李繩武參加減租減息會，李回到家中，把佃戶集中起來，當眾宣布減免了佃戶的地租。1945年春節前夕，李繩武帶著全家移居河南省開封市，后定居鄭州，以行醫為生。只有長子李培基全家留在了武安。

李繩武不僅是一位有民族氣節的士紳，也因主持編纂《民國·武安縣誌》而為武安文化作出了貢獻。武安首部縣誌創於明代嘉靖年間，之後有《天啟·武安縣誌》、《康熙·武安縣誌》、《乾隆·武安縣誌》多部問世，這幾部縣誌雖為官修，然均未組織專業班子，終因人單力薄，搜集資料不全，考證史料不細，給後人留下許多缺憾。並且從乾隆四年（1740年），到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已近200年未再續修。1933年冬，杜濟美任武安縣長，“奉檄修志”，發起成立武安修志館，任命李繩武為修志館館長，吳淞中國公學預科畢業生，武安西大河人郄濟川為編撰主任，王錦章、李本性、李正邦、胡振邦、李宏基、申文煥、谷騰蛟7人為編撰。另配有測繪，事務，採訪人員25人，共計32人組成，修志館設在縣政府東偏院。開館后，李繩武召集編撰人員先是研討志書體例和修纂方法，搜集海內外名集數十種，用於參考借鑒。並派採訪人員分往城鄉各地調查田野史料，採訪口述歷史，“舉邑之史地、圖考、民財、建教、實業、社會、宗教、職官、選舉、人物、藝術，下逮村鎮風土，諸情實，無不撰述成篇”。在專題撰寫成篇的基礎上，開始全書的編纂。從1934年2月至1935年5月，歷時3年脫稿。經費來源每保出資15元，合計680元，按時價可印500本。正擬付印，突遭“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志書暫停印刷出版。由李繩武將草正兩稿，分藏兩地，印書專款，存置商號，徐待時機。至1940年，偽縣長王心耕“聞稿之脫也，索而閱之，亟欲付之剞劂，公諸社會”，責成編撰主任郄濟川攜款赴京，籌辦出版。時隔7年，物價騰貴，原籌措的舊款6800元，已不夠印刷500本的費用，實需9000元，不足部分由縣財政補齊。郄濟川在北京光明印書社校閱多遍，費時4個月，時至1940年仲夏，《民國·武安縣誌》終於與讀者見面。《民國·武安縣誌》堪稱良志。這部志書共22卷，約75萬字。線裝，外配紫布硬殼封套。武安圖書館保存有若干套，少量散落於民間人個手中。用現代志書的評價標準衡量，亦毫不遜色，可以稱得上是“體例嚴謹，資料翔實，記述準確，印製精良”，成為現代人研究武安文化史歷史必不可少的工具書，資料庫。這部志書，概括起來有三大特點：一是保存資料豐富。明清兩代武安的幾部縣誌中的資料幾乎悉數保留，同時又採訪了許多口碑資料，有不少碑刻料，因年代久遠，風吹日晒，字跡漫漶不清，或被毀被盜，經當時采編人員的搶救，保存在《民國·武安志》書中，使今人有幸方能夠看到。有不少統計資料保存下來，使我們研究武安的歷史才有了科學的依據。如果沒有《民國·武安縣誌》，武安1990年版的《武安縣誌》也許會省下不少空白和缺項；如果沒有《民國·武安縣誌》中對武安境外商業的調查統計資料，當今對“武安商幫”的研究，也許是一堆零星資料，而難以窺見全貌；二是考證史料嚴謹。志書資料的真實，準確，是志書的生命所在。《民國·武安縣誌》對前幾部武安志書的資料不是照搬照用，而是逐一考證，以信史入書。誠如李繩武在《敘例》中所言“方誌所以志地方史跡，著錄家以入於史，……故纂輯方法，一本乎史法”。體現了李繩武嚴謹的編志態度。李在這部志書中對前幾部武安縣誌中的許多資料至新進行了考證。試舉幾例：①長平坂，舊志雲在縣南三里，廣袤八十里，白起詐坑趙人即此地，一曰長平在高平。《民國·武安縣誌》說：按《括地誌》云：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兩二十一里，即白起敗括於長平處。《史記·正義》雲，趙西壘在交平縣北六里，廉頗堅壁待秦處，東壘在高平縣五里即趙括堅壁自敗處，長本在高平無疑。邑志雲在縣南三里，廣袤八十里，今武安縣南，安得八十里之長坂耶，舊傳已久，仍存古迹志，而附辯於此”。②“王伯當墓在縣西北沙洺里，存疑。舊志雲王伯當墓在武安，唐書無考。又傳王伯當生時，天狗嚎於杏花村，今武安有狗嚎村即其地，此不可信也。”③民間傳說，儒山為三國時曹植讀書處，《民國·武安縣誌》考證曹生為滏陽曹珏，因珏為金代正大末年人，珏里居武安又甚近，故曹生為曹珏無疑。三是突破了舊的志書體例，增設新志目，由於社會的發展變化，出現新的社會現象，舊志書的體例已經難以包括這些內容。因此，增設新志目，就顯的十分必要。《民國·武安縣誌》新增了《黨務志》對近代政黨的興起，給予了調查和記述。增設了《交通志》，對西方科技傳入中國，引起中國社會的變化，鐵路、公路的鋪設，電燈，電話，電報的安裝和使用，都作為大事，進行了記載，使志書的時代特點得以彰顯。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專辟了《村鎮志》作為附志，可謂創新。李繩武在《敘例》中稱：“縣以鄉村為單位，舊志不詳載村莊，殊為闕點。”在記述方法和內容上，“約略記述仿小志體例，各村山川形勢，氏族變遷，土地戶口，人民職業，無不詳細記載。”對全縣370多個村鎮逐一摸底調查，所記文字雖簡，要素俱全。成為今人了解社情、村情最珍貴的文字資料。總之，《民國·武安縣誌》為今人稱道的地方很多，作為一部有傳世價值的志書，被後人引用的次數多少，是衡量其社會價值的重要標準，而《民國·武安縣誌》大概是武安新舊諸志中被引用次數最多的一部，而李繩武的名字也將隨著這部志書的流傳而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