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危機

世紀文化淪喪的嚴重現實被紛繁多變的物象遮蔽；知識積聚只是形成物的膨脹，沒有生長肌理；科學成為技術投機；哲學喪失了本土根基；歷史學只是權杖的贅生物；物質主義覆蓋了哲學的廢墟，思想的原生土壤已經流失；尚存的微弱探索衝動使知識分子們不甘心宣稱近一個世紀的精神死亡，但惟有歷史主義的虛偽斷代能帶給他們改天換地的虛幻幸福；他們意識不到生存的尊嚴何在，昏聵和腐朽何謂。

另一方面，公眾無法從精神渙散的日常生活中獲得靈魂的安寧；理想和信仰被誤用和放逐；尊嚴被毫無痛感地踐踏；人性扭曲並套上沉重的枷鎖；家園感受淡漠，還鄉無處，浮躁的心靈被物所累，排斥愛和信；審美無可辯駁地走入官能症的極端困惑；藝術創造被阻滯，文學已經荒蕪。

最嚴重的危機尚不是這些事實，而是對事實的否認和忽略；最可悲的尚不是悲觀心理的蔓延，而是悲劇感被盛世廉價的文化自足感取代，對文化危機的遮蔽和修改已經習以為常，以至成為規則和秩序。文化媒介及其操控者、知識分子及其依存的機構都在漠視和麻木中享受現實功利帶給他們的安全感，犬儒主義的迷醉和狂歡已經成為智識者最具德性的行為。

已經錯過了預報這場危機的時機，所以，描述並盡全力遏止這場危機就成為我們義不容辭的事務。這種危機所發生的語境的特殊性取消了治療的可參照性。它將不同於技術經濟領域與政治文化領域之間的斷裂和衝突，它將不同於資本主義世界的文化危機，因為功能理性和新教倫理精神必將失去作為軸心原則的調節功能。它將是一個文化心理結構的病變，甚至是基礎病變和基因異變，它是文化軸心構造和文化循環機制陷入迷亂的必然結果。這個文化現實在不斷取消生存的超越性訴求，放縱物的追尋所導致的意義迷失，並瓦解了文化對生存的價值體系的建築。這場危機連綴著的文化盛衰因素根深蒂固，意味著救贖者將領受幾代人推卸掉的責任，清理他們的革命激情和保守心態，並進入漫長的有關自身文化養成的自我駁詰。

最初的覺醒總是孤獨的。陳述這場危機沒有任何話語範式，吶喊的憤懣和罹難之前的惶恐必定不合時宜。但是，我們看到聽到的一切必須要讓世人看到並感到震驚。因為，恰恰是這些容易熟視無睹、聽若罔聞的東西，引導著這個時代的文化繼續走向危厄的腹地而渾然不覺。

我們正處身於全球化的時代。我們的精神與生存，均與全球化有著深切的關聯。全球化，方位地衝擊著我們的政治、經濟、文化、精神與日常。

我們別無選擇。

我們不能失敗。

我們的經濟崛起給了我們信心。我們向世界初步顯示了我們的巨大能量和廣闊未來。因此我們有了“大國崛起”的衝動和想像。這在經濟的層面上，當然具有一定的根據。這也許是事實，或必將是事實。但在文化的意義上，卻是一種十足的幻覺。在全球化的衝擊下，我們的文化遭到了失敗。

我們的文化失敗，首先表現在制度上。我們沒有創生出獨特有效的文化制度應對全球化的挑戰。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經濟領域中的制度創新，不斷取得巨大突破。我們民族的經濟活力得到了空前的釋放。這是我們經濟崛起的根本前提。但在文化上，我們的制度創新卻嚴重滯后，推進得相當有限。有些問題上，我們故步自封，顧慮重重；很多方面，我們作繭自縛，徘徊不前。我們有一些改革。但在根本上，我們民族的文化活力卻沒有激活。我們的文化自主性，缺乏應有的尊重和應有的制度保證。偉大的文化創造無疑需要自由的心靈。在全球化的文化衝擊和全球性的文化競爭中，如果我們的文化制度一仍其舊，那我們的文化失敗，也必然地一仍其舊；

我們的文化失敗，還表現在文化理念上。我們沒有能夠有效地完成中國古典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我們祖先的文化精神，有的被我們誤解，有的被我們誤用，有的卻被我們輕薄或拋棄。我們所膜拜的，甚至只是我們所應揚棄的；對於我們的現代傳統，我們沒有能夠進行充分自覺和相當有效的清理、反思和繼承。上世紀初便已開始的知識分子的啟矇事業屢戰屢敗，陷入困窘。革命傳統卻由於其歷史實踐的複雜性而被我們輕率遺棄。我們沒有能夠正確對待我們的現代遺產；對於世界文化，雖然我們聲稱開放，與我們自己的歷史相比，我們的開放雖也巨大，但這種開放，仍然是非常有限。作為一個巨大的象徵，“百家講壇”——這個我們民族和我們這個時代所特有的文化狂歡，迄今為止，對於自由、民主這樣一些在古希臘就已具備的西方文化的精髓，仍然沒有充分和自覺的介紹。在此問題上，我們缺乏應有的胸襟；

我們的文化失敗，也表現於我們的文化生產。我們的出版、影視、音樂、動漫等行業的文化生產，不僅難敵美歐日本，晚近以來，甚至敗給了韓國。我們的行政官員，僅僅會在域外文化產品的進入和本土資源的保護（如頻道等）方面費盡心機。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從業者，也只會表現情緒性的憤激。我們都不清楚，決定了一個民族文化生產活力的最為根本的因素，到底為何？在此問題上，我們仍然在黑暗中徘徊。這個問題如不解決，我們註定會不斷失敗。

文化是民族的靈魂。文化的失敗，昭示了我們靈魂的孱弱。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失敗，這是我們的文化現實，也是我們的精神現實。我們的民族所面對的，是一種非生即死的文化形勢。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雖是我們的夢想。但這樣的夢想，特別是夢想的實現，必須建立於這樣的基礎，即對我們文化失敗的正視。我們不能盲目地樂觀。我們必須正視現實，並以強健的精神姿態面對這樣的嚴峻現實，接受挑戰。

自公元前8世紀至2世紀第一次軸心期突破出現了偉大的中國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以來，人類正面臨著第二次突破。在這樣的巨大突破中，我們不能盲目樂觀，也不能自甘失敗。對我們的文明、文化與精神，必須有著深刻的檢討，我們的文化，才會由失敗，走向復興。在這樣的偉大突破中，才會有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身影。

新文化發軔以後，文化人的心靈一直被化大眾還是大眾化這一噩夢般的兩難緊緊纏繞。他們希望自己的文化造物能夠揭病痛、啟民智，希望理性之光能夠照徹那片無邊無際的幽暗和蒙昧，希望這杯燃燒著拯救之火、涌動著獻身激情的新酒能夠裝在舊的瓶子里讓大家在不知不覺中一飲而盡。但是，他們又害怕廣漠的幽暗會不會吞沒那一縷光亮，害怕舊的瓶子會不會污染了新酒，使之散發出一股瀰漫了千年的惡臭。

隨著大眾文化時代的到來，這一兩難以及由此帶來的心理煎熬早已被驅逐凈盡。如果誰還為此憂心忡忡，就會被當作瘋子。不，甚至還不是瘋子。瘋子自有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犁出的精神縱深。瘋子是理想主義時代的英雄和貴族。他們會被看成窮酸、落魄的傢伙，自負得顢頇的討厭蛋，刻舟求劍的蠢貨，甚至是故作高深的別有用心的陰謀家。這是一個抹平了高低、尊卑、美醜的壁壘的時代，一個追逐量的龐大，漠視甚至嘲弄質的精尖的時代，一個被眼球、遙控器、點擊率、銷量全盤操控的時代，一個文化人紛紛濃妝艷抹站成雁行，等待大眾在酒意朦朧中薄倖的時代。這樣的時代里，理想是笑談，精神是鬼話，拯救是吃飽撐了的多此一舉，人們兩眼緊盯著恩主——大眾的顰笑和他們根據顰笑決定是否解開的錢袋。說到底，大眾成為恩主的時代就是一個金錢至上的時代。

於是，大眾文化徹底顛倒了從前的文化邏輯：從前是少數引領多數，如今是多數決定少數；從前是精英的攀登，如今是群氓的事業。好事者為此歡呼雀躍，認為這是中國文化突破貴族主義圍困，人民終於當家作主的根本性轉折。但是，我們仔細辨析這次轉折，卻悲哀地發現這是一次自殺式墜落，大眾混沌曖昧的審美期求一筆抹殺了精英艱苦卓絕的精神探險；這是一次災難性回歸，被新文化運動祛除的鬼魅們一一還魂。更加致命的是，在趣味無爭議的相對主義狂歡節中，大眾蕪雜、蒙昧的趣味獲得了文化豁免權，甚至因為基數的龐大被當成不證自明的真理。於是，民族的精神跋涉沒有了指路明燈，變成一場無方向，無縱深，無未來的狂舞。

大眾文化時代最典型的癥候是“百家講壇”變成了“眾人說書”。“家”本指懷抱一己理想並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加以論證、踐行的卓特之士，“百家講壇”應是他們相互辯難、砥礪的平台，是他們向大眾傳輸知識、理念、情懷的課堂，是大眾精神體操的訓練場。但是，大眾既然成了文化傳播過程中的恩主，一切就得聽他們的。他們哪裡願意正襟危坐受你的訓導，怎麼可能超逾於“豬欄的理想”去做什麼精神體操。他們希望在茶餘飯後聽上一段宮闈秘史，或是一段政界、兵家的明爭暗鬥，或是一段偉大人物隱隱若現的緋聞。於是，是易中天、紀連海、閻崇年、劉心武、王立群等擅長搖唇鼓舌的說書人，而不是“百家”登上了講壇，成為炙手可熱的文化明星。這些說書人敘漢武帝的權術黑史，講曹操的詭譎多端，說和?

、紀曉嵐的虛與委蛇，看似千姿百態，妙趣橫生，總不過是中國歷史上最酷烈的段落以及中國人心中最陰暗的死角：成王敗寇，人心險惡，明哲保身，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這裡沒有情懷，沒有夢想，沒有向上的努力，只有赤裸裸的爭鬥，大眾正好拿來做為人處事的借鏡，干祿的法寶。“百家講壇”的鵲起，原來是中國式沉渣的泛起。

可以追問的是，大眾真的如此蒙昧、昏聵？這是原本如此的實情，還是文化人的臆度甚至刻意塑造？如果是臆度的話，文化人還是把大眾當作客體，沒有誠心敬意地走入大眾的內心世界里去。如果是刻意塑造的話，文化人就更加罪孽深重，因為他們為了經濟利益，毫不留情地略過大眾必定會有的一念之善，迎合了他們對於秘史、韻事的嗜痂之癖。大眾文化的愚昧原來不僅僅源自大眾的蒙昧，更源自文化人的煽風點火、推波助瀾。

《三字經》說：“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遷”。人心深處的一念之善如此珍貴，卻又如此脆弱，需要教育的長養和溫情的呵護。在大眾和文化人的共謀下，大眾文化卻肆意踐踏著這一念之善。每一個有良知的人都應該聽一聽《三字經》溫和、執著的呼喚。

這是一個知識者集體瀆職的時代。面對社會中太多的黑暗，太多的不公，面對社會中的虛假泛濫，人慾橫流，眾多的知識者幾乎沒有發出自己有力的聲音，而是集體性的沉默，無聲，最多不過一些竊竊私語。知識分子們做得最多的，是對權力和金錢的追逐，是充當權力和金錢的幫凶。魯迅以前罵過梁實秋是被資本家豢養的走狗，梁是否真是走狗我們不得而知，但今天的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確實是在被權力和金錢所豢養，充當著走狗的角色。

經濟學界是被豢養得最多的。許多經濟學家成了商業合謀者，與資本家結合起來瓜分國有財產，掠奪普通老百姓的財產。國企改革中不知有多少資產流失，教育改革、醫療改革、金融改革又不知養肥了多少巨蠹。在這些所謂的改革中，那些曾為之出謀劃策、搖旗吶喊的經濟學家們，不知應該承擔起什麼責任，老百姓又為他們付出了多大的代價。當然，經濟學界只是一個代表，除此之外，在每一行業，每一知識群體中，都可以找到類似的被豢養者，類似的走狗。他們像自然界的鬣狗們一樣，當獅虎們吃飽喝足了，瘋狂地搶奪帶著血絲的殘羹冷炙。

那些沒有被豢養的知識分子中的許多人則被一些肉骨頭所吸引、所誘惑。他們圍繞在權力邊緣，為如何瓜分那些肉骨頭而勾心鬥角，互相傾軋。為得到一己利益而彈冠相慶，為打擊他人而不惜落井下石。在他們的眼裡，只有蠅頭小利，只有個人得失。面對鋪天蓋地的經濟和社會腐敗，面對與其說是天災不如說是人禍的層出不窮的各類災難，面對比19世紀“每個毛孔都浸著血淚”的資本積累還要更慘烈和原始的暴力，他們完全轉開了眼睛，裝作什麼都沒有看到。

當前猖狂的學術腐敗正是這種犬儒心態的必然結果。學術腐敗問題已積多年，但聲音再多，絲毫不起作用，反而是變本加厲，愈演愈烈。根本的原因，一是體制利益的分配方式。這種方式的最大特點是既可以讓分配者中飽私囊，還能將知識分子吸引進來，成為利益的爭奪者。當前學術界的所有利益分配都與評獎、項目直接掛鉤，也就是說都直接掌握在體制的手中；二是知識分子精神的軟弱和卑微。面對體制的利益誘惑，知識分子很少能夠保持自我，而是想方設法混跡其中，不惜屈身辱節。這樣，奔走於權門，獻媚於官場，就成了司空見慣之事。等而下之者，就剽竊、抄襲——其實，剽抄之罪遠非首罪，也常是無能者所為。真正有能力的腐敗者是在利益分配體制中如魚得水。他們買通一切，也吃定一切，學術本身已經早不入他們的法眼中。在網上流傳甚廣的“863”項目評審，有人能操縱項目評審，也能輕而易舉地操縱那些專家，所得的利益都是以千萬計算，卻幾乎看不到任何成果。還有一些依附於權力的既得或將得利益者，將學術權力作為自己的私慾宣洩場所，以之營私、結黨，以之招徠徒眾，獲取利慾，贏取名聲。

還有一些知識者採用的方式是藉助商業媒體。他們的姿態從表面上看較為獨立，以酷評或炫奇的方式面世，然而實際上，他們也是利益的附庸者，不過所附庸的由官場改為了商場而已。他們藉助商業的大潮興風作浪，也從中撈取名聲和利益。比如一些以吹捧為業的文學或文化批評家，四處鼓吹，四處招搖，將批評作為斂財的工具，批評的品格和道德已經不復存在，只有金錢在眩目地閃光。

所以，媒體知識分子也許是應該特別受到針砭的對象。儘管在現行體制下，媒體知識分子有他們的難處，但是，是徹底墮落為權力和金錢的工具，甚至為虎作倀，推波助瀾，還是能夠保持一定的清醒和自主性，保持自己的正義感和批判精神，鮮明地區別出了眾多媒體知識分子的品格高下和價值有無。遺憾的是，在當前中國，我們很少能夠看到後者，而前者則太多。一個簡單的例子，我們經常可以看到許多批判型的新聞報道最後都是“無疾而終”。這其中當然有許多是體制的因素，但也有不少是新聞媒體被金錢或其他利益所收買，批判性的報道成了一些媒體人員致富的手段。當然，更多的情況是天下太平的粉飾，是對罪惡和醜惡的遮蓋。

知識分子集體性的失職，一個直接的結果是知識和知識者失去了公信力。知識不再與道德、與精神連在一起，而是成為了利益和幫閑的代名詞。在整個社會中，人們已經將知識理解為純粹的技術，不再有任何道德和精神的內涵。這是知識的悲哀，更是知識者的悲哀。因為在人類文化中，知識從來都不是純粹的，它是人類文明進化的象徵，也是與人文精神不可分割的整體。知識分子的精神萎縮，導致的是全社會的文化困境，也是集體性的對知識分子的放棄。如果說在40年之前，知識分子的被放逐更多是因為政治的壓制，那麼今天，知識分子的命運主要是因為自己的墮落。古人講，學在民間。今天，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將希望的視野轉向了民間，轉向了像李昌平這樣來自於民間和底層，敢於吶喊和聲張正義的社會精英。也許，中國的希望真的是在那裡，在草根大眾，在那些曾經被知識分子譏諷和教導的“阿Q”們。

這是一個“王綱解杻”、道德崩毀的時代。新道德的曙光沒有在新世紀如期降臨。我們行走在世紀之初的道德幽暗和昏聵中。近現代中國百數年的道德重建努力迄今幾無完成；道德的傾廢和頹盪之勢愈演愈烈；整個道德信仰和慣例幾近全線崩盤。而從人類文明史觀察，道德崩盤之後將會是滅頂之災的末世來臨。像古羅馬、漢唐，大毀滅之前都是道德瓦解的縱慾妄為。

以“信”而論，古典社會的“信義”、社會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兄弟般友愛和信任，以及現代西方社會建立在法律約束下的“信用”，這些人類道德遺產在人類的20世紀雖經過了近乎毀滅的戰爭，依然得到繼承和發展。而當代中國，我們正陷身一個“失德”時代，陷身一個背信棄義的時代。群氓失信於國家、民族、家庭和周圍的世界，公務員失信於政府，黨員失信於信仰的政黨。我們儼然進入了一個“他人即地獄”的“不忠紀”。而且，有跡象表明：網路虛擬世界也在一點點耗盡並掠奪人們心底殘存的彼此信任和同情。如果，西南的大學女生陳易的“賣身救母”還有一種善惡糾纏的曖昧的話，接著的杭州超女選手王曉光(化名艾晴晴)“以曲別針換別墅”毫無疑義則是一件有預謀有組織的惡劣道德醜聞。這個宣稱以物換物，花100天用曲別針換別墅的一個中國版的美麗童話，事後被證明是網路推手精心策劃的騙局。但成就這個策劃的社會成本是整個社會的善良、夢想為代價。網路推手以他們種種惡劣的行經昭示他們網路“黑手”的真實面目。

正在崩潰的不但是“信”的道德信念。一旦人失去自律，德之不存，人對人、對天道、自然變得肆無忌憚。《無極》劇組對天池的冷漠摧殘、黑龍江少婦和復旦大學學生的虐貓、女演員張鈺所揭露的娛樂圈性交易等等，在對道德底線的挑戰上真的到了沒有什麼不可能的程度。雖然是極少數，但鑒於人們對“女大學生”和知識人的道德要求及期待，一旦成為整個社會道德墮落的樣本，是極其令人痛心的。重慶、武漢、杭州等城市因有女大學生“涉色”被廣泛報道。而英國男子則在他的博客細述玩弄中國女學生的“艷史”。人們自然把這些“女大學生”的墮落事件和兩年前某國內知名高校，知名經濟學家、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的嫖娼聯繫在一起。知識人的喪德還不僅僅體現在他們的知識活動之外的日常生活。在他們的以“知識”為核心的公共生活中，他們喪失學術良知，他們和權貴和利益基層沆瀣一氣，他們正在成為知識、思想生產鏈的“作偽者”和“弄臣”。2007年初公布的《2006中國教育藍皮書》顯示高校的社會聲譽和公信力持續下降，不能說和這些道德墮落事件完全沒有關係。不僅如此，道德崩盤的徵兆是當這些道德事件發生后整個社會的“後效”。我們把它描述成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的道德坍塌。這中間，無良的大眾傳媒常常是推倒骨牌的另一隻隱形黑手。“楊麗娟事件”絕不是無良和喪德媒體參與運作的個案。在一個健康的社會，本來應該作為社會純良的“道德”和“風習”的身體力行者和監察者的“媒體”和知識人卻淪為我們社會道德頹牆的摧毀者。

道德崩盤還不止於此。在我們的時代，更可怕的是一個方面是道德崩潰，另一方面是道德的被濫用、被盜用。如果我們仔細檢討這些公共道德事件，可以發現許多道德事件並不是單純的道德事件。道德正在成為極端民族主義、極端生態主義、極端女性主義等漂亮外衣。藉助網路等現代傳媒許多道德事件最後發展為全社會廣泛參與的“道德暴力”。像“陳易”事件，一些人士就將事件的最後結果陳易母親的病逝歸納為“天涯網友集體殺人”。針對黑龍江少婦虐貓事件，也應該指出的是當網路追殺成為時髦的時候，一些參與者的不理性行為終將對“虐貓”者譴責的尊重小動物的“貓權”訴求演變了公然踐踏人權“虐人”。至於“外教玩弄中國女性”事件同樣值得警惕的是在我們“誰動了我們女人”的憤怒聲音中夾雜的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對道德批判的轉移。而且在許多道德事件中所謂的“衛道”者都或多或存在五十步笑一百步，僥倖逃脫者笑倒霉蛋中國著名法學家，日本神戶大學法學教授季衛東在《財經》雜誌總第120期就曾就上海發生的教授嫖娼案尖銳得指出：究竟應該如何對待法律與道德及其相互關係？在萬物商品化之後，中國將進入一個統治者以身作則為中產階級樹立道德威嚴的“維多利亞時代”，還是退回往昔“存天理、滅私慾”的衛道士時代？換句話說，這個事件是從解構到建構的轉折點，還是更全面的解構的開始，抑或是報復性的“對解構的解構”的信號? “善惡只因主體而成立”(維特根斯坦語)。其實，不具有主體性的人們無善惡可言，即使對他們進行賞罰也與道德無關。因此，在國家權力介入日常性倫理生活之際，應確保其不破壞社會自治的空間和公民的主體性，在“公法”的框架中給“私德”以恰當定位。如果處理不好，將來在重商主義隧道出口迎接我們的未必是“維多利亞式”的“高雅”，很可能只是“斯大林時代”那種肅清之後的死寂。

余華在回答《法蘭克福彙報》記者馬克·西蒙提問時說：“沒有文革時的壓抑，也就沒有中國今天的種种放縱。當放縱是從壓抑里釋放出來時，這樣的放縱就會極其洶湧。”其實，整個中國從19世紀中期至今就一直徘徊在道德的壓抑與放縱、毀棄與重建的擺動中間。19世紀中期，“西化”的現代知識分子試圖在傳統的道德廢墟上重構“倫理覺悟”的新道德圖景。但20世紀上半期的歷史語境沒有給他們提供充分展開他們道德重構的機會。即至20世紀中葉，建立在集體和共產主義“公”德想象的社會主義道德使現代知識分子的現代道德重構成為一個“未完成”的半拉子工程。這個半拉子過程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中有了一種重建的可能。但這樣的重建顯然糾纏者複雜的傳統道德資源。任何在傳統東西道德資源、當代社會主義道德資源和現代知識分子的“未完成道德想象”中間“取今復古，別立新宗”的當下意義因素常常讓當代知識分子失陷迷途。而80年代知識分子也沒有意識到歷史留給他們的時間和機會已經很少。知識分子80年代的道德重建還沒有理出一個清晰的頭緒。商業社會大潮洶湧而來，於是從19世紀開始的道德廢墟的重建成為一個被無限延宕的“未完成”。

“道”之不存，何來“道德”？我們今天檢討我們的所謂道德失敗，其實我們沒有意識到我們根本沒有一把可靠的尺子去對我們的道德進行丈量。我們時代的失敗不是因為“放縱”，而是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該放縱到怎樣的程度。我們不知道什麼是約束我們內心放縱這個“魔鬼”的瓶子。道德批判中的標準游移和相對主義，常常會讓我們在“衛道”的同時也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作惡”者。

索爾·貝婁在《拉維爾斯坦》中似乎在替當代中國人說話：“一批揭露者和諷刺者培養了我們這一代人的審美趣味和思想傾向。”貝婁式的讖語所概言的文藝現狀與中國文藝現實重合，表明中國文藝已經進入一種文藝主體文化源性的藝術精神及藝術審美本質的危機。這種危機的直接後果可能是，中國1980年代的文藝復興之夢在經歷了急遽的社會文化轉型之後再度破產。雖然諷刺家的文化英雄情結，終於在文藝中獲取了多元的形式和班駁的內容，但中國文藝並沒有從文化控制中起死回生。在1990年代，當尋根和前衛之間的文化兩難徹底喪失了以生長的方式融合為一體的可能性之後，文藝表面的萬花齊放已經難以遮蔽其在本質上日趨凋敝的現實。中國當代文藝尚沒有找到大師與經典之作。從經典化的方向看，當代文藝作品堆積的文藝繁榮是不經推敲的。然而，文藝破敗的文化焦慮並沒有在文藝界產生。相反，在公眾文化中文藝經典的探詢熱情高漲。

中國本土“文藝復興”的訴求忽略了復興的關鍵因素，即一種人文思潮的興起，需伴隨具有開創意義的審美品性和文化品性的文藝作品的流傳。依靠大師的神思的實現，將某種精神元素播布到各個社會階層，從而對社會文化生活和風尚形成矯正和引導。西方文藝復興的實現，有來自形而上的文化意識運動的作用力，但更多是通過文藝作品對審美風尚和精神狀態的有效干預實現的。中國文藝復興的號角嘩眾取寵地吹響以後，由於沒有大師和經典文藝作品的支撐，終於破產。文藝復興的破產和當代中國文藝破產是互為因果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對中國文藝破產的現實缺乏情形的認識，中國當代“文藝復興”的始作俑者已經成為整個文化空虛的組成部分。

文藝批評者和文藝家更多看到文藝破產後文化生長層破壞的嚴重現實，而沒有拷問文藝對文化水土保持應盡的職責。他們操縱文藝批評和文藝創作向泛文化批評滑動，成為諷刺者和揭露者，並對諸多讓人擔憂的文化現實進行勘界。他們的種種發現具有無比的深刻性。

然而，這些發現中並不包括對文藝危機的認識：商業品質加劇、藝術精神缺席，審美無可辯駁地走入官能症的極端困惑，藝術創造被阻滯，文學已經荒蕪。在藝術批評界，鑒賞者無眼力，闡釋者無德行。他們對文藝危機的遮蔽和修改已經習以為常，促成新的文藝規則和創作秩序，文藝版圖已經被批評權力瓜分。在藝術創作界，名利場與低俗的藝術品味繼續使藝術家們胸無大志，丟棄責任。文藝媒介及其操控者、知識分子及其依存的機構都在漠視和麻木中享受現實功利帶給他們的安全感，而忽略了文藝作品的文化存儲與衍生能力。文藝界頻繁呈現的犬儒主義的迷醉和狂歡，已經成為藝術品鑒的最終精神索求。

文藝破產所發生的文化語境的特殊性取消了文藝復興的可參照性。以“文藝復興”拯救文化危機，“文藝”的復興應該是先決因素之一。然而，藝術界在探詢文藝凋敝原因時，對文藝生成環境過於苛求，從而棄置了藝術的獨立精神和藝術的文化職責，牽引中國文藝向更破敗的狀態演進。由於藝術家對審美多元性和人文深度的惰性追求，由於商品社會對藝術存在方式的積極引導，由於缺乏對藝術存在中精神侏儒的反思，藝術部分喪失了對中國經驗的呈現能力。文藝標準的缺席和文藝史的斷裂帶使文藝存在沒有立場，沒有可參照性，沒有目標。這個文藝現實在不斷取消文藝生存的超越性訴求，放縱物的追尋所導致的意義迷失，並瓦解了文藝對生存的價值體系的建築，對多元審美品質的探索。這場危機連綴的文藝盛衰因素根深蒂固，意味著一場由文藝自身而始、面向受眾的審美救贖勢在必行。救贖者應領受幾代文藝家推卸掉的責任，清理他們的革命激情和保守心態，並進入漫長的有關自身文化養成和審美構成的自我駁詰。

我們的時代正在經歷一場從未有過的人性退化和畸變。

我們徠時代的文化危機究其實質是國民性的危機，從根本上說也正是人性的危機。這些年，當人們談到當下時代的人性現狀的時候，莫不痛心疾首、憂心如焚的，然而所有批判當下人性狀況的說法又莫不陷入一系列的誤區。最流行的見解就是認為當下中國人的人性出現了退化，動物性橫行，道德淪喪。這些說法似乎很有道理，很準確，然而它們又多是淺薄之見、泛泛之論，因為這種人性的表現，此類慨嘆與批判古代存在，現代存在，當代自然也存在。這些解釋不具備針對性。我們這則報告發現的則是幾乎從未有過的人性問題，我們著重報告給讀者的也是人性的新狀況。

先從一個典型的個案說起。2007年9月5日，轟動一時的“攙扶老太被誣撞人”案被法院作出一審判決，法院根據“常理”推定被告彭宇侵權，判令彭向原告賠償4萬多元。判決書還說，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醫院，而可以“自行離去”，“但彭宇未作此等選擇，他的行為顯然與情理相悖”。結果一出，網民奔走相告，一時間沸沸揚揚地引出了“老太太摔倒千萬別去扶”的話題。這就是一則從未有過的故事，然而它就發生在我們身邊。我們首先要追問的是它反映出了我們時代的怎樣的問題？這是道德問題，還是人性問題？

我們認為答案是後者。如果老太太跌倒后沒有人去扶一把，那是道德的墮落；但當扶起老太太甚至送醫院去救治的人不僅沒有被感謝，反而要承擔並非自己造成的老太太的跌倒責任時，那就不再是道理的問題就是人性的墮落了。這還遠遠不夠，因為更重要的是，在這種獨特的時代社會文化場中，“老太太摔倒千萬別去扶”會從此被視為人性的正常表現。——這才是最可怕的。

再舉一個典型的例子。據2007年10月9日《燕趙都市報》報道，大白天在新樂最繁華的街道上，50多歲的母親被搶劫者的摩托車生生拖出去幾十米遠，圍觀的幾十人竟無一人上前幫忙，用來給外婆看病的3萬元錢就這樣被搶走了。對此，沒有人追問這樣的的問題：圍觀者與歹徒，誰更可惡、可恨、可怕？似乎也不應該問這樣的問題，然而恰恰在這不應該被追問的地方，展現了中國人性的真正令人觸目驚心的方面。無獨有偶，2005年4月18日下午，位於衡水鬧市街頭的一公共廁所內，一女孩在如廁時被尾隨而來的拾荒男子強姦。更令人痛心的是，女孩受害時間長達20餘分鐘，現場圍觀市民40餘人，卻沒有一人出手制止。有人稱之為“又是一出典型的冷漠看客鬧劇”。僅僅是冷漠嗎？歹徒、殺人犯在什麼時代什麼社會都會有，然而歹徒視眾多的圍觀者為無物，這樣的狀況卻絕不會總是出現在各種時代和社會。歹徒總是極少數，可圍觀者的數量卻可以等於無限大，歹徒終究會被繩之以法，但圍觀眾人卻總是在轉眼間仍然是“良民”。——這些“良民”的人性才構成了社會的根本，才是文化的本質之所在。這樣的人性現狀難道不正是培育歹人橫行的土壤嗎？

可見，今天的許許多多的問題在根本上已經不是道德的問題，而是人性的問題，道德問題相對顯明易見，而人性問題卻常常讓人匪夷所思，無可奈何。細究之下，當下我們的人性現狀表現有二：

其一是人性的退化和消彌，指的是退到動物性，比如縱慾，有奶便是娘的風氣。這種表現雖然古已有之，但現今尤甚。其二是人性的異化和畸變。前幾年，有一場沸沸揚揚的“虐貓事件”，最後當事人被開除公職。在這一事件中，虐貓者的問題顯然是人性退化的問題，比如喪失了起碼的善良心，對小動物的殘忍，變態的發泄等等，對她的譴責也是應該的。然而這還不是真正值得我們反思的問題，更有意味的是沒有人關心當事人的心理問題，沒有人為這位並未犯法的當事人丟掉工作同情，更有網民竟然振振有詞地要追殺虐貓者。比起虐貓那種人性的退化，這種公開的“虐人”的行徑則意味著一種人性的難以被看到的極度異化。可以說，人性的異化和畸變是更難發現的，也是更為重要的。它指的恰恰是過分“社會化”、“人際關係化”、“人性分裂化”。有的人“玩”的很圓熟，他從不做真正的好事，但人們看不出來。有的人從來只會以人際關係網路為眼界，只會周旋於各種力量的搏弈之中，從來沒有人性的準繩，也從來沒按照一個“人”的準則行事，但他如魚得水，遊刃有餘，在社會上呼風喚雨，備受各色人等青睞艷羨。有的官，並不貪污，你抓不住他的問題，但他從做不出為民造福利的好事來。葫蘆僧判斷葫蘆案，在《紅樓夢》中至少還能夠被發現其中有貓膩，但葫蘆僧在今天已是常態。

這樣的人性又直接造成了國民性的現狀，一則愚昧和無知，二則傲慢與偏見，構成當下國民性的基本內核。如果說善惡顛倒是愚昧，那麼善惡不分則是傲慢；如果說人性喪失，害人害己是出於無知，那麼以自由的名義，濫用自由，漠視人性的正義本質，則是偏見在作怪。

由此，這個時代不僅僅是邪惡者載譽，神聖者蒙羞的問題，而是人們不會關心更不需要去追究載譽者背後的黑幕，人們也不會去關注蒙羞者的災難。表像是惟一被關注的焦點。我們只呼喚成功和成功者，而不去計較成功背後是否以人性喪失為代價，我們只簇擁“進步”和“進步”的表象，而不去關注“進步”背後是否以人性的退化和畸變為階梯。

過去任何時代的是是非非、任何的價值與準則，在當下似乎都變了形，失了效。過去雖也常有正不壓邪的悲劇，但在這悲劇里至少能讓人看到人性的鬥爭，使人們明白悲劇是如何發生的，使人們清醒地意識到假醜惡有時是會戰勝真善美的，然而今天的邪惡、醜陋卻時時以冠冕堂皇的面目出現，悲劇發生了，你卻找不到它的根源，看不清它的實質。如果說過去，我們在被扼殺的善良背後總是能找到一個或多個敵人，即悲劇的製造者，我們已經找不到這個悲劇的製造者了，悲劇的主人公永遠不知道他的敵人是誰。——這是多麼可怕的一種文化！又是多麼混亂的一種人性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