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宜侯夨簋

宜侯夨簋高15.7厘米，口徑22.5厘米，足徑17.9厘米，器侈口，束頸，四獸首耳，淺腹，圈足較高，下緣附邊條。腹部間飾渦紋、夔龍紋，圈足飾鳥紋。器內底鑄銘文12行120餘字，記述周康王冊封為宜侯，並賞賜鬯、瓚、弓、箭、土地、庶人等，是研究西周分封制度的重要史料。

西周的分封即《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記載的“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是周天子分別授予自己的子弟、親族及功臣一定範圍的土地，建立封國，以屏衛王室，受封者即是諸侯。據史書記載，西周初年分封了71國，其中較大的有魯、齊、燕、晉、衛等。通過分封諸侯，周人不但牢固統治商朝原有地區，而且其勢力、影響得以不斷擴大，遠遠超過了商朝。

簋內底有銘文120餘字，大意為周康王冊封夨為宜侯，賞賜他鬯酒（一種香酒）、銅器、弓箭和土田、山川、奴隸等。作器者夨原為虞侯，改封為宜侯。宜這個地方，可能就在銅器出土地丹徒縣一帶。宜侯夨簋銘文是關於西周實行分封的重要史料。

（圖冊資料來源）

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圖，遂省東或（國）圖。王卜於宜口土南。王令虞侯矢曰：〔遷侯於宜。錫〔〕鬯一卣、商瓚一口，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錫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厥宅邑三十又五，〔厥〕……百又四十。錫在宜王人〔十〕又七裏。錫奠七伯，厥〔廬〕〔千〕又五十夫。錫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宜侯大揚王休，作虞公父丁尊。

郭沫若、唐蘭二先生的考證，認為夨就是周章，也有人認為“夨”是周章的弟弟——虞仲，還提及由於賞賜的級別很高，甚至超過了後來為周室立大功而被封諸侯伯長的晉文公，說明被封者身份很高（王室近族）。在春秋三傳的記錄中，周在淮河以東以南的地方並沒有轉封的諸侯，但是宜侯簋的出土填補了這個缺失，也就是說，曾經有周人轉封於長江下游，但是在西周末年東夷的打擊之下被摧毀，例如武王之穆中曾有所謂‘邗晉應韓’，其地應該在兩淮間的邗溝附近，也不見左傳記錄，可能也應該已經亡於東夷。因此吳人也完全可能是宜侯之國瓦解與土著文明的後裔。

所謂“宜侯是改封而不是原封，沒有任何證據支持宜侯是太伯的後人”則不然，首先大伯無後，一直用虞仲之後代表出走之族。那麼只要證明吳是虞仲之後就可以了。

中間許多字銹壞，但是從可辨別的字來看，這是康王時期，系康王在審視了東國之地圖之後，又把虞候轉封在宜。參照周公子轉封在魯，那麼同樣有可能虞公子轉封，並保持虞的稱號，因此周公子作器的供奉對象是虞侯之父虞公。由於轉在宜地，因此改稱宜侯，猶康侯改封在衛而稱衛侯，叔虞封在唐而稱唐侯也。因此宜侯與虞仲的關係很明確。是宗子轉封外地的關係。那麼如果吳人想聲稱自己是虞仲之後，則這種說法的基礎就是吳人與宜侯有關係。當是宜國亡國而建立與當地文明結合的吳國。

1954年6月，《宜侯夨簋》岀土於江蘇省鎮江大港鎮煙墩山。1984年，《宜侯夨簋軼事》一文的作者張敏訪問了該器的發現者，丹徒縣紹隆寺的福貴老和尚。據福貴回憶，54年他還俗在家，在村長聶長保家打工，在一塊坡地上翻土時，掘岀了一批青銅器。他的發現引發村民的圍觀，紛紛議論是否是金器。聶長保的兒子為了檢驗質地，隨便檢岀了一件，一鋤頭打得粉碎，他打碎的恰恰就是這批青銅器中唯一有銘的《宜侯夨簋》。

館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中的《宜侯夨簋》其實是用碎片綴合的，接縫處的銘文難於辨認，更嚴重的是碎片沒有全部回收，丟失了不少銘文。這是對《宜侯夨簋》的第一次傷害。下聶村發現古物的消息上報后，上級來人進一步發掘清理，後來以江蘇省文管會的名義寫成簡報《江蘇丹徒縣煙墩山岀土的古代青銅器》，發表在《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5期上。簡報說，在煙墩山麓共發掘了三座古墓，得大型青銅器十二件，包括五座青銅鼎和《宜侯夨簋》，另得數目不等的小銅器、瓷器和石器。張敏猜測，簡報所謂的三墓實際上是一墓，一墓五鼎，墓主的身份當是諸侯，可能就是宜侯。如此猜測屬實，則《宜侯夨簋》就不是從外地流入的。但這是30年後的分析，若無過硬證據，不可能改變簡報上共發掘了三座古墓的原始記錄。清理煙墩山古墓時的缺失，對《宜侯夨簋》造成了第二次傷害。在修復《宜侯夨簋》時，工作人員在簋腹的四個耳形裝飾物下各掛上一個銅珥。展岀期間，某專家指岀耳下不該有珥，才又把四個銅珥摘去。

多數學者認為中國的分封制始於西周初年周王對同姓和功臣的分封，大量史書詳細記載了當時分封諸侯的史實，不過到已有實物中為止，只有這件珍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宜侯夨簋是考古發掘材料並且明確記載了西周的分封情況的，這就決定了他在研究西周分封制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專家還斷定銘文中的“宜”即在今（江蘇）丹徒一帶，也就是吳國的發源之地，而宜侯夨簋因其對研究吳文化的重要性又被稱為“吳國第一銅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