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群體

從經濟發展的動態角度來說，收入上下限應該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這個群體的收入下限：等於全社會成員的平均收入；上限：高於平均收入兩倍。例：以2009年為例，城鄉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約為10700元，此為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下限，其上限為：32100元。由此算出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大約為30%。

而社會學認為：在一個現代社會中，通常認為中間階層應佔到一個社會的60%-70%，所以，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還是大大偏低。瑞典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就超過了60%（例：在“中等收入者網路認知狀況調查”中，大部分網友認為中等收入者年收入應為5萬-10萬，這與專家給出的1-3.2萬的區間，有較大的差距）。中國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中國存在著較高的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巨大的城鄉收入差距。例：在2009年，收入低於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人群比例高達62%。這部分人主要在農村，占農村總人口的85%左右。因此，中國現在的居民收入分佈結構類似於一個寬底座的金字塔，與橄欖型收入分佈相差甚遠。

橄欖型社會是穩定的社會。認為有社會責任心的中間階層應該是社會中堅，但這有待於這個階層的“自我意識（即常說的公民意識）”的形成。

社會學理論：一個社會大致可分為4個階層：富裕階層、中間（中等）階層、勞工階層和貧弱階層。中間階層的出現，使原來對立的貧富兩極變成了一個連續的數列；收入和財產從富裕到貧窮逐級遞減，這就讓每一個社會成員看到拾級而上的希望，有助於緩和貧富差距造成的社會對立情緒。所以，在現代社會中，通常認為：一個社會應該有60%-70%的人口屬於中間階層，這樣的社會才是穩定的。按照這一劃分，中等收入群體，正類似中間階層。去年年底網路上走紅的一個“被”字，獲得很多人的共鳴，而最近虜獲不少人心的則是一個“偽”字。前者說的是工資“被增長”、聽證“被代表”等等。後者說的“偽中產”、“偽幸福”——表面光鮮的中等收入群體，很大一部分卻是“房奴”、“車奴”、“卡奴”等眾“某奴”的加身，再加上“短腿”的社會保障、高強度的工作、煩心的子女教育，使他們對生活壓力的感知越來越敏感。“"偽中產"的"偽幸福"”的感嘆，既是部分中等收入人群疲於奔命的現實寫照，也流露出他們的無奈和期盼。

收入和財產：

“收入中等，寬裕有餘”。

標誌：在房有車，有一定的金融資產。中國社會的小康生活水平是中間階層的中國式表達

職業聲望和自我認同：職業穩定性。

社會評價：因資本經濟的崛起，知識分子、白領、專業人士常是中間階層的近義詞。

社會認同：因中間階層意味著一種人人和家庭的有尊嚴、可持續的生活形態，所以社會認同率高，社會大眾都想成為中間階層。說明一個社會在生活態度上的積極上進。中國至今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有很大提高，但是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並沒有明顯提高。因社會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城鄉之間收入分配狀況沒有得到改善。並且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長低於平均增長速度，在收入差距擴大的情況下，低收入人群的比重會隨之增加。要使中等收入群體擴大必須使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超過平均增長速度。

縮小全社會收入差距

政府需要加大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力度，防範兩極分化特別是通過增加轉移支付的方式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與國民經濟同步增長。

加速農村勞動力的轉移

加快城市化進程，從而城鄉收入差距。兩個轉移：一是從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轉移，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二是發展教育，包括普及教育和提高教育質量。

收入水平是中等收入群體的唯一劃分依據

中等收入群體以收入水平作為唯一標準的劃分依據。中等收入群體的核心詞語是中等收入，判斷哪些收入者可以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的構成因子——中等收入者的唯一標準，就是收入水平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區間，收入水平低於或高於中等收入水平的人們，都不能成為中等收入者。

中等收入群體是中等收入者之集合

有些論者把中等收入群體與中等收入者混為一談，作為統一概念來使用，是值得商榷的。中等收入者是指收入屬於中等水平的人，可以是某一個人，例如張三是中等收入者、李四是中等收入者；而中等收入群體則是由張三、李四、王五等中等收入者所組成。

中等收入群體是中等收入者之集合

測定中等收入水平是以一定區域內(如一個國家、一個省市)、一定時期內(如一年)為約束因素的，界定收入者是不是中等收入者，必須看在測定中等收入水平的同一時空範圍內，其收入水平是否處在中等收入水平區間之內。一旦離開了這一約束因素，把一個中國公民的收入水平與美國的中等收入進行水平比較，或者將一個公民今年的收入水平與十年後的中國中等收入水平進行比較，來界定其是不是中等收入者，則明顯違背了界定的可比性和可行合理性原則。

中等收入群體是運動變化的

中等收入群體是由全部中等收入者所構成的，能否成為中等收入者，要看這個人的收入水平是否在中等收入水平區間內。中等收入群體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現象，其構成分子——中等收入者具有進入、成長、退出中等收入群體之運動特徵。在社會生活中，隨著人們生產經營技能和資本累積的變化，有些人的創收能力提升較快，另一些人的創收能力提升較慢，隨之而來的是有些人的收入水平將會從低等水平上升到中等水平而成為中等收入者，有一些人的收入水平將會從中等水平上升到高等水平而成為高等收入者，與此同時，也必將會有一些人的收入水平從中等水平下降到低等水平而成為低等收入者，有一些人的收入水平從高等水平下降到中等水平而成為中等收入者，這是經濟社會競爭發展的必然規律。

從字面上理解，“中等收入者”就是收入中等的人。根據財政部有關專家的分析，中國城鎮人口戶（一般按3口之家計算）均稅前收入6萬-20萬元，就是中國比較標準的“中等收入者”。戶均收入6萬元是中等收入群體的起點，這個起點與2000元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是相吻合的。因為計稅收入3000元前面有社會保險費用和公積金費用的適當費用扣除，大約人均500元，這樣實際起征點是2500元，摺合年薪就是30000元。3口之家兩人工作正好是6萬元。由此看來，在中國繳納個人所得稅者都是中等收入者。

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形成“橄欖型”收入分配格局，目標就是中等收入者佔大多數，極大多數老百姓比較滿意的收入分配格局。這體現了我國收入分配改革“提低、擴中、調高”的基本思路。

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利於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目標；有利於促進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擴大內需，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的增長。有利於維護社會公平，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一個健全的社會結構必然是“兩頭小、中間大”的格局，即中等收入者占最大比重，富裕者和貧窮者都占極少數。因此，只有一個社會的中等收入者比重越來越大時，社會結構才會越來越健全，越來越趨於合理化。“消滅兩極分化，達到共同富裕”的最終目標也是要實現中待收入者隊伍的壯大。

首先，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必須依靠完善社會分配製度，社會保障制度，為分配公平提供製度保證。

其次，政府不是唯一的責任主體，勞動者不能只是等靠要。勤勞致富是每個勞動者應有的本色，國家也要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

第三，不僅要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把“蛋糕”分好。初次分配要注重公平，再分配更要注重公平。

第四，大力發展經濟，確保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縮小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發展差距。

1. 科技企業家

在過去，我國科學技術人員待遇不高，科技人員的科技成果雖然提高了科技人員的知名度，形成了無形資產，但不能變現的無形資產，實際是無資產。無形資產要有形化，有形資產要證券化，證券資產要貨幣化，三化的提出，首先把科技人員的科技成果財富化了。比如說聯想總裁柳傳志，他把自己的技術，自己的管理投資到企業，所得到的股份資產已達到了市場價格的幾千萬。袁隆平的冠名權是250萬股，每一股上市40塊錢，他利用他的科學技術來作為資本。隨著公司的發展、上市，他的資本就可以變現，從證券資產變為貨幣資產。這批人今後越來越多，他們的科技含量不斷增加，收入就會越來越高。

2. 金融證券行業高級管理人員

金融證券行業是一個新型的行業，也是一個報酬比較高的行業，特別是一個比較快地與國際接軌的行業。這個接軌不僅是體制上接軌，而且報酬上也在接軌。這批人收入較高，有的人已經相當高了。現在金融證券界，年薪50萬以上的大有人在，年薪在100萬以上的也不是個別。這是金融證券界吸引大批高素質人才的主要原因，這些人高學歷、高素質、高收入、高消費。

3. 外資企業在中國的管理人員

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全球經濟一體化速度加快。外企進入中國以後，實行管理人員本土化，而不僅是一般職工本土化，而且高級管理人員也會逐漸本土化。這樣以來，有一批人就成為進入外企的高級管理人員，或者叫新買辦。這批人，待遇是按照國際標準來發工資的，但他享受中國的低物價、拿高薪享受低價的服務。

4. 中介機構專業人才

隨著經濟全球化，中外之間的交流會普遍增多。比方說律師、會計師、評估師，這些人既要為國內企業服務，也要為國外企業服務。外國的中介機構收費非常高。同樣，我國中介機構對外企收費也很高。雖然是以人民幣支付，計價是以美元計價。

5. 各行各業的專家，比如說醫生

因為有些人到醫院去，寧可出高價請醫術高明的專家診治。一個手術可能收幾萬，甚至一二十萬都可能；因為命是最要緊的，一個擁有巨資的富翁是捨得用高價請醫術高明的醫生的。今後會有一大批醫生也可能成為高收入者。

6. 國企高管和私企個體經營戶

徠國企本身就意味著是一份鐵飯碗工作，國企高管雖不如公司老闆腰纏萬貫，但是和普通大眾相比，那絕對是小康以上生活水平。私企個體經營戶雖然承擔著一定的風險，但是只要本著誠實守信，公正公平的經驗理念，相比之下，也是高收入一族。

經濟發展、保持社會和諧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時，中等收入群體不僅自身要消費，而且要投資，所以也是證券市場的一個最重要的投資者，促進了證券市場的發展。從政治上來說，這批人是現存社會制度堅決的維護者。這批人怕動亂，動亂就會使物價上漲，鈔票貶值，經濟社會受到影響。這批人最希望也最有可能在現有的體制條件下逐漸的發展。資本主義國家也在不斷的擴大中間階層這個隊伍，這個隊伍擴大了，社會就比較穩定。過去資本主義社會是“金字塔型”。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鼓型”的社會，兩頭小，中間大。中國現在還不可能做到這一點，但是我們要盡量做到壯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隊伍，經濟穩定是政治穩定的前提。往往政治不穩定的原因就是經濟不穩定。

除了各級政府要進一步切實控制房價以外，中等收入者也可以自我釋壓。比如如何減少房奴？一般來說，你家房貸不超過家庭月可支配收入的40%，就不是房奴；超過了40%才能稱之為房奴。拒絕房奴，可以選擇租房。以北京市為例，目前租售比已經達到1：600-1：1000，租房肯定比買房合算。所謂租售比是指每個月的月租與房屋總價的比值，國際上用來衡量一個區域房產運行狀況良好的租售比一般界定為1：300。租售比在1：300以內，中等收入者買房合適；而租售比在1：300以外，中等收入者租房合適。如果把買房作為住有所居的唯一選項，那就比較麻煩了。

中等收入群體的幸福有三個源：一 是幹得好，二 是掙得好，三 花得好。

政府如何穩定和擴大我國中等收入群體？重點有四個：一是不斷提高勞動者素質，形成越來越多的專業化人士，形成一個高效的職業社會；二是鼓勵大家創業，打破壟斷，減少巨富，讓更多專業人士分享改革和發展的成果；三是著眼於低收入者的素質和能力建設，提高他們在個人工資談判過程中用腳投票的能力；四是加快推進工資集體協商談判，提高普通工人在工資談判過程中用手投票的能力。除了這些重點以外，還可以考慮對中等收入群體適當減稅。減稅的焦點也不一定是非提高起征點不可，也可以在起征點不變的情況下考慮適度降低各檔的稅率。

中國未來要加速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必須改變一些不合理的東西：一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政府不是唯一的責任主體，勞動者不能只是“等靠要”，一方面要不斷學習，另一方面要不斷創造，未來創造比製造更加重要。二是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不能讓財富成為群眾的負擔，不讓中等收入者成為房奴。三是我們不僅要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把“蛋糕”分好。現階段只有完善分好“蛋糕”的制度建設，才能進一步提高做大“蛋糕”的積極性。四是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體現。我們要縮小現階段的各種不合理收入差距，比如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但是平均主義思想不能抬頭，歷史已經證明了，絕對平均也是很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