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涇波
原美國駐華大使
傅涇波，1900年出生，北京人，前美國駐華大使。
1924年在燕京大學政治系畢業。1946年7月司徒雷登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傅涇波以大使私人顧問的名義，在大使館協助司徒雷登工作。1949年傅涇波前往美國。
1988年10月27日在美國病逝，享年88歲。
傅涇波一家與司徒雷登
1917年北大學生傅涇波在天津青年會聽司徒雷登演講。
1920年轉學至司徒雷登任校長的燕京大學。同年成為司徒雷登的私人秘書和助手。
1922年接受司徒雷登的洗禮，正式成為基督徒。
1924年自燕大政治系畢業。
1925年與基督徒劉倬漢女士結婚。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戰敗投降。
1946年7月司徒雷登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傅涇波以“大使私人顧問”的名義，在大使館協助司徒雷登的工作。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和傅涇波一家前往美國。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去世，傅涇波將其骨灰捧回，希望將來可以將其合葬於燕京大學司徒夫人的墓地。
1973年受邀訪問中國，在臨湖軒與故友會面，觀看樣板戲，並前往東北參觀鍊鋼廠和大慶油田。十個月後，返回美國。
1982年到訪台灣。
1984年再次回國訪問。
1988年10月27日在美國去世。
傅涇波之子傅履仁
女：傅暖泠、傅鐸若、傅海瀾。
說起傅涇波，也許現在沒有多少人知道，但是說起司徒雷登，卻是眾所周知的人物，而傅涇波就是司徒雷登身邊最重要的人。傅涇波是個謎一般的人物，司徒雷登在《在華五十年》一書中這樣寫到“傅涇波之於我，就像我的兒子、同伴、秘書和聯絡官。”旅加拿大學者林孟熹則這樣說:“傅涇波是對司徒一生最具影響力的人，也是對司徒幫助最大的人
傅家祖上是滿族正紅旗，早年傅涇波就讀於北京大學和燕京大學，作為司徒雷登的學生，他一邊讀書，一邊幫助司徒雷登工作。當年的一天，司徒雷登跟傅涇波說起，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燕京大學辦成一所中國化的大學，一所生根於中國、為中國服務、有中國人管理和支持的大學。他希望傅涇波能夠幫助他從事這項工作。幾天之後，傅涇波答應了，成為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的校長秘書，但是有三個條件：（一）除差旅費外不接受任何薪酬；（二）不參與燕京大學的任何校內事務；（三）只對司徒一個人負責。
傅涇波開始了他畢生的事業。傅涇波長期伴隨在司徒雷登左右，司徒雷登返美后，傅涇波一家也移居美國。司徒雷登一生並無積蓄，晚年偏癱，全賴傅家的照料。臨終之前，他拜託傅涇波兩件事，一是將當年周恩來送給他的一隻明代彩繪花瓶送還給中國；二是將他的骨灰安葬在中國。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葬於杭州半山安賢園。兩個願望終於達成。
1949年初，中共中央接連召開會議，討論建立新中國的各項準備工作，外交問題第一次提上議事日程。但對帝國主義陰謀保持高度警惕，成了人們議論的重點，外交承認問題反而被放在一邊了。由於即將成立的新政權還帶有聯合政權的性質，政權內部還包含有相當一部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政黨的代表，國內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對帝國主義，特別是對美帝國主義存在程度不同的幻想，這使得剛剛得到政權的共產黨領導人對美國人的陰謀極其反感和擔心。
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也通過其秘書傅涇波輾轉送來密信，轉達兩點希望：“（一）偽府因迷信武力，失卻民心，致此田地，希中共以收挽民心為先決條件；（二）美所望於中國者，為主權獨立，政治、經濟、文化能達自由”。而後，又有情報顯示，即使南京政府決定撤往廣州，美國大使以及多數西方國家的大使仍將繼續留在南京，準備與共產黨方面進行接觸。緊接著，美國國務卿也就瀋陽領事館人員被軟禁一事，通過在北京和香港的總領事向中共最高當局提出書面詢問。為此，“司徒大使偕傅涇波於三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時冒惡劣天氣乘專機抵滬在友家與陳先生會見密談三小時，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又密談三小時。並要求陳先生為中國及世界和平計往北平一行，向中共中央解悉美國政策，俾得與中共化仇為友，與蘇聯合作建設世界，制止第三次戰爭”。
司徒大使表示美國顧慮中共者二：“（一）美國怕中共站在蘇聯一邊與美國為敵，助長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危險性；（二）怕中共武力統一中國後放棄民主人士及民主聯合政府，而實行赤化亞洲，獨裁中國”。司徒大使稱：美國希望中國即日停止戰爭，實現和平，清除貪官污吏，希望中共真正實行民主，成立一個真正和平獨立民主自由的聯合政府，同時並希望中共能夠改變對美之態度，制止反美運動。如此，美國定願與中共實現友好並援助新政府復興與建設新中國。
緊接著，毛澤東又收到斯大林關於新中國政府建立及其有關政策問題意見的回電。斯大林建議：只要資本主義國家，包括美國在內，能夠正式放棄對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支持，那麼，中國民主政府就不要拒絕同這些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和進行正常的貿易往來。因為這樣做將有助於使美國放棄其分裂中國的計劃。
司徒雷登的主動和斯大林的建議，無疑給了中共中央一個適當的機會表現其靈活性。毛澤東很快將司徒雷登的要求通知了斯大林。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開始考慮向美國方面傳遞某些積極的信息和在可能條件下與之發生外交關係的問題了。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佔領了南京，而以美國大使司徒雷登為首，多數國家的使節都留在南京沒有動。為了設法了解美國對自己及對國民黨的政策動向，並與司徒雷登保持接觸，中共中央派原燕京大學學生黃華擔任南京軍管會外事處處長，而司徒雷登自然也急於與中共最高層進行某種方式的聯絡。於是，雙方由此開始了一段在新中國與美國關係史上引人注目的外交接觸與對話。
5月6－7日司徒雷登兩度派秘書傅涇波與黃華接觸，主動要求安排與黃華的直接會面。毛澤東得知消息后，當即致電南京市委與華東局，同意安排見面，但應多聽少說，“以偵察美國政府之意向為目的”，絕對不可給美國人一種印象，似乎中共有求於美國。
5月13日黃華與司徒雷登及傅涇波在司徒住處會面。在這次接觸中，雙方的看法和願望相距甚遠，甚至難以調和。中共中央所重視的是：“美國停止援助國民黨，割斷和國民黨殘餘力量的聯繫”，而司徒雷登實際上卻相信：只要國民黨政府仍然存在並得到美國承認，美國與國民黨政府之間的外交關係多半不會因為中共的軍事勝利而迅速改變。中共中央最重視的是：美國“永遠不要干涉中國內政”，司徒雷登卻暗示，美國的承認要視新中國政府是否能夠廣泛吸收“民主分子”參加。這在共產黨方面看來，無疑就是要干涉中國的內政，正如南京市委總結司徒雷登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聯合政府內應吸收美帝走狗”。
5月17日和31日傅涇波又兩次找黃華談話，再三表示美國政府與國會之間在對中共的政策問題上存在著極大分歧，司徒雷登力主與新中國建立友好關係，因此中共應信任和諒解司徒。根據他的提議，在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之後，黃華主動約司徒雷登和傅涇波於6月6日在外事處再度面談。
黃華表示，既然司徒雷登有意建立中美人民新的外交關係，那麼，就不應當迴避與國民黨斷絕和停止繼續援助國民黨的關鍵問題。司徒仍舊堅持，今天在中國沒有一個新政府，因而不存在承認的對象。
司徒雷登大概沒有注意到，他的這些頗有挑釁意味的說法進一步證實了毛澤東的擔心，使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愈益提高了對美國陰謀的警惕性，對於美國繼絕與國民黨關係的可能更加不抱幻想。繼續保持接觸，看起來仍舊與斯大林有關，因為這時中共代表與美國大使的整個談判過程，幾乎都是在斯大林的密切關注與建議下進行的，毛澤東不斷地向斯大林詳細地通報這種接觸的最新結果。
斯大林甚至明確認為，未來新中國的恢復和建設如果能夠得到美國在經濟上的某種幫助，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儘管中共中央此時對司徒雷登已無信任可言，但仍在繼續接觸。
這也就是當6月8日傅涇波告訴黃華說，司徒雷登有意在返回美國之前赴北平面見周恩來時，中共中央很快表示同意的原因。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16日給司徒的信稱：毛澤東已經宣布你來訪燕京之意，我估計當局可能予以同意。陸志韋的信是特意交給中共中央看過的，當然也是得到中共領導人贊同的。
17日傅涇波再見黃華，特別說明美國國務院有意讓司徒今後再以私人身份返回北平從旁贊助的情況后，雖沒有再提司徒雷登希望返美前訪問北平一事，毛澤東仍舊迅速做出批示：不管他是否再提，在司徒雷登返美前10天左右，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可獲允許，並可望與當局晤談”。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傅涇波關於司徒要求訪問北平的表示，事實上並沒有得到司徒雷登的正式認可。
6月27日傅涇波攜來陸志韋16日信，表示司徒對此感到十分驚異，不知用意所在，並且司徒除了乘坐美國軍用運輸機前往北平外，時間上幾乎沒有可能再去北平了。因此，他只能報告美國國務院，由上面來作決定。言外之意，此事純系中共中央方面的主動表示，而司徒本人則是被動的。此種情況立即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極大不滿。周恩來電稱：司徒雷登去燕京及希望與當局晤談，均為司徒雷登所提，“決非我方邀請”，“此點必須說明，不能絲毫含糊，給以宣傳藉口”。事實上，同意司徒雷登前來，也只為分化美蔣，“我們對美帝亦決無改變其政策的幻想”。
如上所述，中共中央這時已經相當清楚地了解到美國不可能改變其現行的對華政策，因此，不論中共中央這時同意司徒雷登來訪的目的何在，都不會幻想給予司徒雷登一種較高規格的邀請就能夠使美國斷絕與國民黨的外交關係，轉而承認自己。從6月30日起，中共中央明確表示對於司徒雷登來北平問題不再有任何興趣。7月1日美國國務卿也明確指示司徒雷登不得訪問北平，此事自然不了了之。9月司徒雷登正式申請於7月18日返美，15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雙方這次主要圍繞著建立外交關係而展開的非正式的外交接觸與對話，也就宣告結束了。
